思愈深,史遂真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不绝于耳，几十年来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包括几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著作。刚刚出版的新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别具一格，运用现代性理论，在重新界定文学思潮概念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做了全新的叙述，从而为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这部新著的主编杨春时教授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阔的学术视野，特别是在文学现代性研究领域建树颇丰。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发起了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以后多年运用现代性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思潮，提出了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观点，在学界引起广泛注意。他出版了文学史论性的专著《百年文心——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三联书店2009年版)等，系统地建立了现代性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理论构架。而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就是这一理论的实践产物。

该书不同于以往现代文学史的鲜明特征是它的思想的前沿性、体系的宏观性和整体性，以及历史叙述的创新性。

首先，它立足于学术前沿，建立了新的文学思潮概念和文学思潮史叙述。现代性理论是当代最前沿的理论，它揭示了现代历史的本质和内在规律。作者提出了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的核心思想，作为统摄全书的理论支点。在这一观念的统领下，对文学思潮作了重新界定，并且重新叙述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历史。它批判了来自苏联的“创作方法论”，恢复了文学思潮的本原意义。“创作方法论”源于苏联，上世纪30年代传人中国，解放后成为文学史研究的核心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文学思潮是由创作方法决定的，而创作方法是反映现实的原则，主要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论抹杀了文学思潮的历史性，文学思潮成为一种脱离历史的创作模式，文学史往往被描述成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交替抑或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否定了现实主义以外文学思潮的合法性，致使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在文学史上的缺席。该书在导论中清理了创作方法论，从现代性角度考察和界定文学思潮，从而就产生了新的关于文学思潮的定性，如浪漫主义是对现代性的第一次反叛(反对现代城市文明、工具理性和世俗化)，而现实主义则是对现代性的第二次反叛(揭露和批判现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全面反叛(揭露和批判现代理性的虚妄，揭示人生的无意义)等。因此，运用现代性理论对文学思潮重新定位是该书重大的理论突破。同时，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它提出了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这一理论，发现了中国现代性与民族国家关系方面与西方不同之处，也揭示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深层矛盾，从而为“救亡压倒启蒙”以及“五四”启蒙主义文学退潮，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成为主导的历史走向提供了解释的工具，使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豁然开朗。

其次，它的文学史架构具有宏观性和完整性。它把文学思潮纳入社会思潮中加以研究，注重文学思潮时代背景、思想倾向和风格特征的研究，揭示思潮更迭的历史逻辑和文化根源。它较少拘泥于细碎的史料考证和细微的文本解读，对作家个案分析和流派研究服从于思潮研究的需要，从而在宏观上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根本特征。与之相比，一些现代文学史缺乏清晰的理论基础和宏观视野，不能有机地整合文学史料，使文学史叙述零散化，难以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史”，正如杨春时所言“国内的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大都不像‘史’，因为它们缺少‘史’的基本要素即明晰的逻辑—历史的线索”。(见该书的“后记”)同时，该书打破以时间为序的传统史学叙事方法，把现代文学史看作是一个以思潮为单位的系统，在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上展开。它打破了以政治阶段为依据的文学史划分标准，把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看作不可分割的整体，如启蒙主义、革命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都跨越不同时代，甚至中断而又复生。这样，就打破了以往文学史的阶段性划分，也打通了所谓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划分，使百年中国文学的历史贯通一体。

该书以现代性理论为依据重写文学史，具有学术创新性，解决了几个富有争议的学术难题，尤其是启蒙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确立问题，这也构成了全书的亮点。

启蒙主义一般被认定为社会文化思潮而非文学思潮，无论世界文学史还是中国文学史都没有它的地位，因此文学史叙述往往是新古典主义之后就是浪漫主义。韦勒克虽然意识到西方17世纪文学与18世纪文学的显著区别：“法国的17世纪被提升为古典主义时代(classicalage)，与在我们看来其风格和理论似乎和17世纪一脉相承的18世纪相对抗。到19世纪早期，这两个时期对抗的原因就容易理解了。17世纪在政治上和宗教上倾向于保守；而18世纪的哲学承担了为法国大革命作舆论和思想准确的责任”，但依然认定18世纪文学主潮是古典主义。埃伯拉姆斯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几乎同出一辙，他在《镜与灯》中指出，18世纪末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断裂期，此前的古典主义追求文学对世界的客观镜映，而此后的浪漫主义则把文学作为主体情感对世界的自觉投射。而格·尼·波斯彼洛夫更明确指出“把启蒙运动作为文学发展本身的特殊阶段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例如“在18世纪的法国，伏尔泰是最杰出的启蒙作家，就其创作的思潮而言，他是属于古典主义的。”②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启蒙时期文学明显区别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但又尚未形成独立思潮，不能冠名为“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只能作为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文学加以研究。M·雅洪托娃的《法国文学简史》为18世纪法国文学独辟章节进行分析，定名为“启蒙运动时期”。郑克鲁在《法国文学史》一书中也以“启蒙时期文学”为题展开论述。当然，“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概念并非由我们首创，柳鸣九较早采用这一术语，在《法国文学史》一书中将18世纪法国文学归入“启蒙文学”，指出“18世纪启蒙文学是启蒙思想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对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仍处草创阶段，对其历史使命、文学主张、艺术特征等缺乏系统归纳，且局限于外国文学研究，较少涉及国内现代文学，没有得到学界主流的认可。后继者将“启蒙文学思潮”概念引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但多有误用，如张光芒在《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中犯了两大错误：一是社会思潮研究凌驾于文学思潮研究之上，对表现主题、文学特征等方面的分析严重不足，难以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二是泛化启蒙概念，无限扩充它的内涵及外延，甚至认为“被现代启蒙史人为切除掉的所谓‘反现代化思潮’，其实也可以重新被还原到现代启蒙的范畴之中。”不同于上述文献，该书为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正名，

明确提出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是争取现代性的文学思潮，欧洲18世纪文学和中国“五四”、新时期文学呼应了反封建和争取现代性的历史需求，都属于它的家族谱系。这一论述的提出，结束了“创作方法论”盘踞文坛的历史，从现代性角度确立了五四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本质。

另外，新时期以来，对来自苏联的“革命现实主义”如何定位的问题一直困惑着学界。以往的主流观点即“革命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的最高发展”已经丧失了合法性，而仅仅在政治上加以评判(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逸出了文学思潮的范围。上个世纪80年代，杨春时在《古典主义传统与当代文艺思潮》等文中提出过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新古典主义的观点，但仅限于文学表现形态一致性的考虑，而缺乏理论上的论证。此后，殷国明的《中国红色古典主义文学的兴起与终结》、王富仁的《中国新古典主义文学论》、陈美兰的《新古典主义的成熟与现代性的遗忘》诸文也探讨了“新古典主义”，但理论依据尚未明晰，仅仅看到“新古典主义”反现代性的历史表征，尚未发现它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历史渊源。2004年以来，杨春时对新古典主义的研究进一步深化，认为新古典主义是对现代性的政治形式——现代民族国家雏形(“绝对主义国家”)的想象；而革命古典主义是新古典主义的变体，是对以革命手段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正面回应。欧洲17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在法国大革命中演变为革命古典主义，这个传统被苏联继承，并且传播到中国，演化为中国的革命古典主义(从革命现实主义到“两结合”再到“样板戏”)。革命古典主义的发现和认定，是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的一件大事。它清除了创作方法论的影响，揭示了文学演进的历史根源和文化动因，使这个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文学思潮有了自己的明确身份和历史定位。

写作这么一部百年文学史，面临一系列学术上的挑战。由于中国现代性具有后发性和外源性，对西方已有思潮兼收并蓄，同时，中国文学思潮不是相继出现、区分鲜明，而是同时存在、相互渗透，这就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风格混杂的特性。如“五四”时期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乃至现代主义的作品广为译介，“五四”启蒙文学因此形成多种风格。又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主潮是革命古典主义，但是启蒙文学尚有余绪，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也滥觞于这一时期。又由于中国文学在百年内走完西方几百年的历史，各种文学思潮陆续登场，随时代风潮而动，持续时间都较为短暂，一个作家可能经历多个文学思潮，如老舍不同时期的创作分别隶属于启蒙主义、现实主义、革命古典主义等思潮。同个作品也可能打上了多个思潮的烙印，如茅盾的《子夜》既是革命古典主义的经典之作，又有现实主义的倾向。因此，在思潮断代、作家归属、作品厘定上就会面临诸多困难，要解决许多复杂的问题。面临诸多学术难题，该书高屋建瓴，提纲挈领，紧紧抓住现代性与文学思潮的关系这一主题，集概念清理、理论架构与史学叙事于一体，一边辨析，一边叙述，史论结合，构成了一部壮观的交响乐。

杨春时教授是一个思想家型的学者，擅长思想论辩和理论架构，逻辑思维甚于形象思维。合作者亦多数具有文艺学专业背景，理论修养高于文学知识积累。因此，该书以思想性见长，则必以文本分析和资料性见短。该书的价值可能不在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分析，而在于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宏观叙述。金无足赤，书亦如此。对这部开拓性的文学思潮史巨著，不能求全责备。谨希望该书能引起学界重视，具振聋发聩之效，为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开辟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