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

近年来证据法学研究热闹起来,这种热闹,与前几年较为沉寂的局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值得被称为一件令人欣慰的事,因为证据法学本来不但是技术性很强的学科,而且对于个人自由等个人价值的保障来说也颇为重要 ,这是毋庸赘述的。不过,学术研究上忽冷忽热的局面,也可能会让人萌生一点隐忧,它多少会让人联想起这些年来我们身上反映出来的热情有余而思虑不足的学术研究习惯。现在学者们将更多精力投注于证据法学研究,与证据法有关的论著也多起来,见解难免不一致。对证据法的有关问题认真探讨、热情争论甚至直率批评,总归是有益于士林的。能够如此,证据法学研究中出现的这场热闹才不致流为一场泡沫。  最近拜读了陈瑞华教授发表在《法学》(2001年第1期)上的《从认识论到价值论——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反思与重构》 一文(以下简称“”陈文“”),阅读过程中能够时时感觉到作者刻意求新的精神,不过,掩卷静思,觉得文中也不乏可推敲之处,其中若干主要观点,颇有详加探讨的必要,故而特撰此文,以求教于著者并借以达到澄清某些认识之目的。 诉讼活动认识活动  陈文提出:中国主流的诉讼理论将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都视为一种认识活动,这种认识活动的最终目标在于运用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的客观真相,从而为正确适用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实体法律规范奠定基础。有关运用证据活动作为重要的诉讼活动,是这种认识活动的重要环节。由于这一原因,这一理论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视为诉讼制度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视为证据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   陈文进而指出:尽管围绕证据的运用所进行的证明活动包含着认识过程,“”但绝不仅仅等同于认识活动“”,“”这种认识活动诉讼中都不具有根本的决定性意义“” ,理由是:  首先,诉讼仲裁都是以解决利益争端和纠纷为目的的活动,“”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裁判者固然会通过审查控辩双方提供或者自行收集的证据材料,对案件的事实真相作出明确的揭示,但这种对事实的揭示只是为了争端的解决,提供一定的事实基础和依据,创造一定的条件,而不是诉讼的最终目的。裁判者就争端的解决所作的裁判结论,并不一定非得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不可。“”在何家弘主编的教材《新编证据法学》中,陈进一步提出:“”换言之,诉讼仲裁所蕴涵的认识活动即使不能最终完成,或者并无任何明确的结果,裁判者也必须作出旨在解决争端的法律裁判结论。可以说,利益争端的解决,诉讼仲裁目的的完成,有时与事实真相是否得到查明毫不相干,而直接体现出裁判者对法律的理解和法律价值的选择。“”  其次,诉讼都是在程序法限制和规范下进行的活动。这些限制和规范使得诉讼仲裁中的证据运用活动,不仅包含着一种特殊的事实认定过程,而且还负有实施程序法的责任。“”诉讼仲裁中的证据运用即使算作一种认识活动,也只能属于极为特殊并受到程序法严格限制的认识活动。“”   其三,诉讼都涉及到对有关论题的证明活动,而证明活动并不等于认识活动。“”一般而言,典型的认识活动只存在于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而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行政审判甚至仲裁活动一样,则主要蕴涵着一种证明活动。这种证明活动并不等于认识活动,因为这里存在着控辩双方和作为第三方的裁判者。“”读到这里,人们有理由困惑不解:存在着控、辩双方和作为第三方的裁判者,证明活动就不等于认识活动了吗?是否存在这样的逻辑关系呢?陈文又继续阐述道:“”对于控诉方而言,认识活动(通过侦查和调查)已经完成,有关的结论和论题已经产生和明确。但这一结论和命题不具有权威性。“”需要向裁判者直接证明,“”这样,法庭所进行的实际就是一种“”  向裁判证明 “”甚至“” 证明给人看 “”的活动。这种证明活动与那种纯粹探求未知事物和知识的认识活动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区别何在呢?它“”既会涉及认识问题,但更多的则是法律规则的适用和法律价值的选择问题。“”陈文最后感慨:“”不幸的是,中国的主流“”  证据理论 “”将法庭上进行的证明活动更主要地视为认识活动,以为法院与检察、检察官一样,都在进行着探求案件事实真相认识活动。结果,很多人都因此得出所谓的“”   法院要承担证明责任 “”结论。显然,按照认识论的视角,必然会得出诸如法院承担证明责任,也就是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结论。“”  其四,诉讼包含着一系列法律价值的实现和选择过程,“”也就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公平、正义,什么是不公平、非正义的问题。对于法律价值的实现和选择问题,无论是什么样的认识论学说,都不再具有有效的指导意义。“”例如,裁判者能否与一方进行“”单方面接触“”,裁判者眼见控辩双方对抗能力和参与效果的不平等应无动于衷、协助强者压迫弱者抑或限制控诉方的诉讼能力,对于这类问题的回答,“”属于典型的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问题,与认识活动毫无关系。“”  这是一段惊人的论述,作者提出了若干逻辑跳跃性很大、因果关系缭乱的断言,如法院承担证明责任(也就是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结论)是由于将法庭上进行的证明活动更主要地视为认识活动的必然结果。在其看来,认识活动只是纯粹探求未知事物和知识的活动,因此为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已知的命题所进行的证明裁判者看的活动主要不是认识活动;法院所从事的审判活动,也不是探求案件事实真相认识活动。  那么,认识活动真的如此吗?  我们还是先把“”认识“”的概念弄清楚。

我们所说的认识(cognition),是指“”能够确定某一人或事物是这个人或事物而不是别的“”或者指人的头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认识在心理学上有广、狭二种含义:广义的认识是指“”知“”的各个要素最为显著的心理历程,即感觉、知觉、想象、思维等之总名,与感情、意志对称;狭义的认识是指感知对象的状态,不管它为事为物,属内在的性质还是外在的表象,都领会其内容产生具有确实性的意识。哲学上的认识,指含有判断作用之知的作用,与知识之意相似,所不同的是,知识是系统的和确实的 .说得明白一点,亦即:“”认识“”就是认识者对于所认识者的明白了解。奥地利学者威廉。耶路撒冷曾指出:“”“”  认识 “”二字在通俗语言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兹取譬喻以明之。例如我论道某人,说:“” 我认识他  , 他是我相识的一个人 . “”这个意思便是说:我能告诉你他的名字,关于他的事情很多是我熟悉的;他的事业、他的职务、或者他的眼光,我都记得,都能告诉给你。又如我说认识这种植物,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能以植物学家的眼光,论道这种植物:指出他的名字,与其在植物学的分类中所占的位置。“”认识由判断的形式加以完成,“”无论何人判断其确已得到某种认识时,便是相信其所认识之对象真实存在,其内容即是所表现的样子,不管吾人认识他与不认识他,他仍然存在。“”科学意义上的认识“”不仅倚赖感官知觉并深有赖于理智的溶解之作用“”。也就是说,感官知觉与理智都对知识的发生具有贡献作用 .所以认识活动就在感官知觉与理智的共同参与下对一定的事物明白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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