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国情比“与世界接轨”更重要(外一篇)_新闻报道中尊重当事人隐私更重要

“我儿子进学校读书了,老师要求家长为他取个英文名字,说是要‘与国际接轨’。

我们翻了好一阵儿字典,拿不定主意,求助高手帮忙。

我希望孩子的英文名含有快乐、向上的意思……”   当下,在中国大陆一些网上家长论坛常常能读到这样的帖子,他们大都是幼儿园和小学的家长。

给孩子起个英文名,原本也没什么,即使是跟风取个洋名。

但说成是“与国际接轨”,就让人不能理解了。

现在的女孩“衣服越穿越少,妆越化越浓,身体越来越瘦,胸部越挺越大”。

女人的衣服越买越多,却穿的越来越少,好不容易让人适应了她们的露背装,又冒出低胸、低腰、露脐装,还有热裤、丁字裤、透明吊带。

就是不懂,女人那么喜欢衣服,却不愿多穿一点,一个个露出按以前的标准不该露、不敢露的地方。

以前要欣赏穿的少的女人要到海边沙滩,现在满街遍巷都是,出外逛街穿的比去游泳还少,难怪在街上随时随地看见女人在抹防晒油。

女人说,看看那些洋女人中国女人就得“与国际接轨”。

时下,“与国际接轨”、“按国际惯例办”成了极为时髦的话语。

艺术品拍卖市场监督要与国际接轨,国内股价要与国际接轨,高校本科教育要与国际接轨,项目管理要与国际接轨,整合验证机制要与国际接轨,护理要与国际接轨,电子商务要与国际接轨……小品明星赵本山的小品中有句台词:以前我们是在家接神,现在人们都到国际上接鬼(轨)了。

国际接轨有的是真接,有的是假接,有的是半真半假的接,有的是徒具形式的接,有的是忽悠着接,有的是该接的不接而不该接的乱接。

一段日子来,汽油、水、电、煤气、景点门票的涨价消息不断。

涨幅各有高低,涨价的原因多样,有一条却是相同的,要“与国际接轨”,说人家外国的都很贵,中国的油价水价电价太便宜了,所以应该涨价,连银行跨行查询收费也都称“与国际接轨”了。

但说到工资水平、福利水平、劳动保障制度,就不提出“与国际接轨”,而强调“中国国情”了。

这些日常生活遇到的涨价,深层次的背后原因却被掩盖了:企业亏损,维护费用不足,营运成本过高等。

这是内部经营的问题,却要全社会的人为他买单。

近日国际原油价格连续大跌,中国大陆油价为什么又“脱轨”,不立即“与国际接轨”而下跌了呢?   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又强调“中国国情”了,说财力不堪重负,那么多国家是免费医疗、免费义务教育,怎么中国就不“与国际接轨”了呢?   当局手中不外乎两个法宝,一是“与国际接轨”,一是“中国国情”。

什么时候要强调“与国际接轨”,什么时候要强调“中国国情”,完全是政府说了算。

一些蛮不讲理的事却打着“与国际接轨”的旗号,所谓“国际惯例”往往会镇住一些善良的中国人。

中国,即使货真价实的“与国际接轨”,也不能完全照搬到中国的土地上,洋规矩不一定完完全全符合中国国情

中国扶贫基金会要举行一场“慈善国宴”。

慈善国宴”是一种国际通行的扶贫方式。

不过,慈善晚宴在中国遭遇到民意障碍,人们纷纷在媒体和网上提出置疑,认为此举不符合中国国情慈善晚宴虽能给穷人带来福利,但这种交钱就能和高官共进晚餐,有权钱交易之嫌,一餐饭抵穷人一年粮的救济方式,必定伤害穷人的感情,最终这场“慈善国宴”被迫叫停。

有学者对此反思说:“西方人的思维直观,行为模式简单,通常只注重结果;中国人则看重过程、动机和行为模式,更注重其中蕴涵的道德伦理。

慈善晚宴的不同看法,暴露出东西方思维的差异。

中国的穷人更需要温情救济,而不是上对下的恩赐。

”   在这一点上,尊重中国国情”比“与世界接轨”似乎更重要些。

盘中餐由谁把关?      红心蛋和黄心蛋每斤差价只是两毛钱,却酿成震惊海内外的“苏丹红”毒鸭蛋事件。

鸭蛋事件尚未平息,又出现“毒多宝鱼”事件。

食品质量安全危机,在中国大陆早就不再是新闻。

陈化粮、劣质奶粉、“瘦肉精”猪肉……当中国人解决了温饱、讲究卫生需求时,却面临严峻的食品安全。

在人们消费词典里,继“假”“冒”“伪”“劣”之后,如今又多了“黑”“毒”。

百姓已经不怕脏,而是怕毒;不怕假,而是怕害,惊心之余,似乎也只好无奈接受,每天吃的食品中,还有什么不黑不毒的呢?该吃的就吃,只要不是即吃即发病,日子总还要过下去。

有人说,比“黑猪油”“毒白菜”“垃圾茶”“注水鸡”“禽流感”“疯牛病”“口蹄疫”“苏丹红”更恐怖的,还有消费者始终搞不明白的“转基因食品”,那些贴有“绿色食品”“QS”(质量安全)标志的产品和食品,个头越来越大,颜色越来越靓,味道却越来越怪。

令人费解的是,这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都是由媒体率先揭露的。

如此明显违法违规的事,因缺乏监督而长期存在,只是事情经媒体曝光后,才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而采取行动。

各地几乎都有什么“肉菜放心工程协调小组”“食品放心工程领导小组”,有关部门对这些问题食品却事先一无所知。

从社会公共管理的角度看,纳税人纳税后,公共管理部门有责任保障纳税人的消费安全。

媒体曝光之前,这些部门都干什么去了?职责缺位,疏忽怠惰!   有群众认为,从河北到湖北,红心鸭蛋的生产者用含有苏丹红的饲料喂鸭,早已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政府部门不可能“一无所知”。

知而不采取行动,如果不是惰政,那背后必定是见不得人的勾当。

由于媒体曝光,有关部门才“痛定思痛”狠下心来采取行动,给人“马后炮”的感觉。

更令人不理解的是,毒蛋事件曝光后,质量监督部门说,至今中国蛋制品尚没有相关检测标准;食品部门说,社会不用恐慌,一个人每天吃1200个红心鸭蛋才会诱发癌症;工商部门说,已经吃下毒蛋的消费者很难索赔,至少需要医院明确证明是吃了红心鸭蛋后才致病的,这种证明几乎不可能。

听信“官话”是中国人长期传承的一种理念,毒蛋对人体究竟有没有害,信息不透明,不及时,不准确。

当然,说有关部门食品安全完全不作为也非实情。

两个月前,北京有关部门发布消息称,今后可透过追溯条形码,消费者用电话、手机短信、互联网或安装在超市的触摸屏,查询所购买的农产品的生产信息和质量安全信息。

有消费者打电话欲对刚买的食品“验明正身”,不料,电话那头是没完没了的“你好,这里是……如果……请拨……如果……请拨……”极其漫长的声讯服务电话,在慢条斯理的提示下,一个电话5分钟,月末的电话账单多了10多元。

消费者当然要问:难道买了菜还要买安全信息?   中国食品安全事件一而再,再而三,月月接连发生,非要媒体曝光才亡羊补牢。

那些监管食品安全不力而渎职的政府工作人员,应该负些什么责任呢?   [张国光荐自《参考消息》2006年10月24日、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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