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心大,真是伟大”】钱塘江大潮真是伟大的
那年的冬雪来得早，才十月底，就纷纷扬扬降下了第一场大雪。
康州新港地处美东新英格兰，大概与中国东北大连的纬度相近。
我冒着新雪登门探望张充和，惴惴然捎去的，却是来自中国南方的一个问询――我的一位大学同窗现正执掌南方某大报，想派记者出访北美做一个“海外学人访谈系列”，张充和正好在他们拟定的采访名单之中，便委请我帮忙打打前站。
我其实颇感为难，我不止一次听过老人家对某些媒体不实报道的微词，也亲眼见她从电话里婉拒过一些慕名而来的媒体记者。
况且，老人年事已高，不宜太被叨扰，从我这里，我已经悄悄为她挡过好几次类似的采访要求了。
顶着一头雪花进了门，张先生还是那样笑吟吟地迎候我。
坐下来喝了一口热茶，我小小心心地掏出了该报记者先期寄到的赠书和名片，转达了他们的采访要求，我是做好了被老人打回票的准备的。
没想到，老人家盯着名片上的记者名字看了半天，忽然长叹了一口气，说：“这记者名叫‘李怀宇’，对不对?你看你看，又有鬼哟!” 我笑起来――我知道，这“有鬼”，在张充和的语汇里，是一个有特别意义的字眼。
我前不久才刚刚接到消息：我的四弟张宇和过世了，心里正在难过，偏偏这时候，就有一位叫‘怀宇’的记者，跨洋过海的要来采访我!你看看，我不答应，都不行啦!” “嗬，果真又有鬼啦!”我释然大乐，这简直是上天的意思，帮助我完成了一次艰难的采访探路! 于是，我们的话题就从“怀宇”开始，谈到了她最疼爱的这位弟弟张宇和，再谈起了她们张家大宅里许多久远的故事。
“宇和是个植物学家，也很懂音乐，艺术感觉很好的。
他在南大教生物学，还负责管理南京中山陵的植物园多年，我家院子里的香椿苗，就是他亲自从中山陵给我捎来的(拙文《香椿》里曾言及)。
因为总在植物里打转，他做的根雕，简直棒极了。
有一座叫‘举杯邀明月’，让我喜欢得不得了，我那年回去，他要我带走。
太大了，我怎么搬得动呀，喏，我只带回来一个小的，就放在张大千喂大雁那张照片前面。
”――那也是一个惟妙惟肖的飞鸟啄食的小根雕。
我问：“你们张家四女六男，一共十兄弟姐妹，你说宇和跟你最亲，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俩的身世最相似，都是从小就被抱出去，过继给了别人，到快成年了才回到家里来。
”老人舒展开眉宇，娓娓说开来：“我出生在上海。
那时候，我父亲张武龄刚刚把全家从合肥搬到上海不久，一家人挤在一套五开间的房子里。
生我的时候，我已经是母亲生的第四个女孩，在那样一个重男轻女的年代，母亲自然是很有心理压力的。
我祖父家里有五房太太，五个长辈女人都是寡妇，都随我父亲到上海来了，五个婆婆我母亲都要照顾，母亲要顶起一个家，多累呀。
我们张家的孩子都是奶妈带大的，可是生我的时候，我的奶妈没有奶了。
听说那时候只能给我喂糖水，我不肯喝，夜里不睡觉地哭闹，我母亲就只能整夜整夜地抱着我。
我的二房祖母从合肥到上海来看我们，心疼我母亲，想为她分劳，就说：大少奶奶，能不能把小毛姐――就是我――给我做个伴?我母亲爽快地答应了。
我二祖母又说：不过我要先算个命。
我自己的女儿死了，外甥也死了，我不知小毛姐会不会跟我犯冲犯克?母亲说：命是她自己的命，不关犯冲犯克，你就放心带她走吧。
就这样，我二祖母就把我抱走了。
我出生八个月，就跟了我二祖母住在合肥，一直长到十六岁，叔祖母死了，才回到我父亲身边。
那时候，我母亲已过世好几年了。
” “我的祖母是了不起的人，她待我又像祖母，又像妈妈，又像老师。
”老人陷入了回忆中，“那个年代，女人生养，就盼着生男孩，叫得子得福。
我妈妈却连续生女，生到三姐的时候已经不耐烦了，觉得要断子绝孙了，到生第四个――就是我，还是女的，就更不高兴了，本来该叫我四姐的，可家里人都称我小毛姐。
可是，万万没想到”，老人微笑起来说道：“后来我母亲又接着生，连续生了五、六个，都是男丁，都说这是小毛姐给带来的，说我命里主贵，连着带来了五个弟弟，我在张家一下子红起来了，可是，那时候，我已经被抱走了。
” 我问道：“你弟弟宇和可是一个男孩，怎么也会被抱走，过继给别人呢?” “那是我母亲心大呀!”老人回答得很干脆：“我现在回头想想，我的父亲、母亲，在当时脑筋很新，心胸很大，真是很伟大的。
” 我注意到平日说话字斟句酌的老人，对父母用了“伟大”的字眼，而且用了不止一次。
我母亲的婆婆是大房的，下面有个姨婆婆，有个女儿，没生儿子，女儿那时候是不是嫁了出去我不记得了。
你知道那个年代，结婚的女人没有生养儿子，一房里要没有男丁，在大家庭里就会抬不起头。
字和是我妈妈生的第四个儿子，出生不久，就抱给了祖父这位姨太太，等于一下子把她扶正了，在家庭里的地位就不一样了!”老人家提高了声调：“这样的事情，从古至今，我都没有听说过。
我听我四弟说，从此逢年过节，我四弟就被我姨祖母领着，捧着大红帖子出去送礼，这一房人，从此就在张家抬起头来了。
我知道这是我母亲的主意――为了让姨婆婆开心，让她有个孙子，有男丁接续香火，将来这位姨太太死的时候，她就是张家的奶奶，不是姨太太了，这就把她的地位给抬起来了!从前的人都看不起姨太太――你记得《红楼梦》里那位赵姨娘么，连亲生的女儿探春都看不起她，她有多委屈呀!那个年代，我父母亲能够这样做，真是很了不起，很伟大的!” 我听着老人的感慨，我从中没有听到任何的幽怨情绪――般从小被抱养离家、过继给别人的孩子，总会对生身父母生出某种怨责情绪的；张充和没有，并且一直对父母以“伟大”名之――老人其实也是“心大”，她对父母的臧否目光，早就跳出了一己身世的约束呢。
“我父亲虽然没有进过一天正式的学堂，但他受的却是新派的教育，脑筋很新。
他很早就开始学英文、读法文，后来就到苏州办学校。
先办的男校，见女学生少，就干脆自费办起了女校――叫乐益女中。
我父亲没讨姨太太，但他对张家长辈的姨太太们，一直是很同情，很尊敬的。
”老人来了兴致：“我过房的祖母其实是我的叔祖母，她自己生的女儿死了，我的叔祖父就讨了一个姨太太。
我这位叔祖父本来淡泊名利，本来不愿讨姨太太，但叔祖母长年吃素，又没有生养，家里压力太大，就不得已讨了一位由别人送上门来的姓廖的姨太太。
――当年姨太太没有地位，可以送，送上门来的不要还不行。
没生儿子的姨太太在家族里就没有地位，这位姨太太干脆就以死尽节。
我叔祖父死后，她就不肯吃东西，大家怎么劝，她都不吃，就这样活活把自己饿死，为张家尽节了。
她死后，张家给她立了贞节牌坊，正太太都要向她磕头。
” 我不禁想起安徽乡间那些闻名遐迩的贞节牌坊。
每一个牌坊后面，其实都有一个隐着历史污垢的深潭，都背负着一个扭曲女性尊严的沉重的生命故事。
只是，我和老人的谈话气氛，很快就从这种畸异的历史纠结中摆脱出来了―― “我叔祖母死后，我从合肥回到家时，已经十六岁了。
我四弟宇和小我四、五岁，当时十二、三岁，可个子比我高。
我们去见父亲。
父亲很糊涂，记不得我们的生辰，问道：你们俩谁大?我和宇和就哈哈大笑。
我们俩从小被抱养出去，他自然是记不得我们谁长谁幼了。
”老人自己笑了起来：“就因为这样身世相同，所以我和四弟一直很亲近。
我是土包子，从安徽乡下来到苏州。
开始什么都不懂，他虽然也被抱养出去，可是一直在苏州生活，就上上下下地照顾我，领着我跑东跑西的。
他后来留日，学农科、学园艺，管了中山陵很多年，身体一直很好的。
他因为从小没母亲，跟着姨婆婆过――他管她叫奶奶，算是她的重孙――什么都得自己干，所以很会办事，特别能干。
抗战开始后他陪着我从苏州一直跑到成都，他不但照顾我，还照顾叔叔一家，他的个性很成熟稳重，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做事非常周到的。
” 我问：“你说四弟是留日的，那是什么时候?” “抗战前他本来已经进了日本帝大――就是东京帝国大学。
‘七七事变’一发生，要跟日本人打仗，弟弟就不愿呆在日本，没念完就跑回来了。
抗战开始后，我二姐跟着光华大学撤去成都，我们就去找她了，三兄妹暂时住在一起。
我后来去了昆明编教科书，四弟就上了成都的金陵大学，读农科。
一直到抗战完了回到上海、苏州，我们才又在一起了。
四弟大学毕业后就一直留在南京，先在金陵大学教书，后来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合并为南京大学，他就在南大教了几十年书，兼管中山陵的植物园，写了很多关于园艺的专著……” 窗外的雪还在吟吟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