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览》小考:皇览
《皇览》一书，完帙今已不存，但零章残句被引用散见于后世部分书籍中。
清代辑佚学大盛，《皇览》亦有辑本：孙冯翼辑得一卷，收入《问经堂丛书》中；黄�辑得一卷，收在《汉学堂丛书》中；王谟辑得《皇览逸礼》一卷，收入《汉魏遗书钞》本。
前两书大同小异，后书只辑了其中一部分。
合观之，则现存此书内容已几乎网罗殆尽，这就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皇览》的几乎全部残留。
一、 《皇览》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遂擒蚩尤”句下《索隐》：“注：《皇览》，书名也。
记先代冢墓之处，宜皇王之省览，故曰《皇览》。
是魏人王象、缪袭等所撰也。
”以此条记载看，《皇览》一书，是记载古代冢墓的地理位置的著作，从现存的大部分佚文看，的确这样。
倘如此，《皇览》当属地理著作。
但实际上《史记索隐》的作者司马贞对《皇览》的注解并不准确，或者说很不全面。
出现这种片面的解释是因为唐朝时期的《皇览》早已残缺不全了，也由此可以考见此书关于冢墓部分唐朝时尚比较完整，司马贞在《索隐》里也引用了多条。
清人辑佚《皇览》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史记》三家注，其对《皇览》残存之功亦不可没。
察检《皇览》成书时的史料记载。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
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
”同书卷二十一《刘劭传》：“黄初中，为尚书郎、散骑侍郎。
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
”两条史料都记载《皇览》一书是以“类”相从，“类”是这部著作的主要体例特征。
又同书卷二十三《杨俊传》裴注引《魏略》曰王象“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
象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
”由此可知，《皇览》绝非仅记冢墓之书。
《皇览》有两级目录，第一级目录分四十余大类，第二级目录是在每大类下再分数十类，卷帙庞大，有八百多万字。
清代侯康在《补三国志艺文志》卷四对其部类作了一些推测:“《御览》礼仪部三十九，引《皇览家墓记》二十余条，《水经注》引《皇览》十三条，言冢墓者十之九。
冢墓，盖即四十余部中之一部。
《御览》卷五百九十又引《皇览记阴谋》，疑亦书中篇名也。
《论语三省章》释文称《皇览》引鲁读六事，则兼及经义。
”侯康之言不无道理。
考查现存的佚文，可以推测四十余部中有墓冢部，可能还有逸礼部，因为现存这方面的文字也比较多。
至于下面再如何分，就比较难以考定了。
又唐代欧阳询等编纂的《艺文类聚》序言：“以为前辈缀集，各抒其意。
《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
文义既殊，寻检难一。
”可知，《皇览》一书是专记载“事”为主的专书，不像《文选》一样“专取其文”，也不像《艺文类聚》一样事、文并载。
《皇览》这部著作的“事”来源于什么地方？现存的佚文没有注明文字的原始来源之处，从魏文帝使“诸儒撰集经传”，刘劭“受诏集五经群书”，可以大致推测材料来源是《经》、《传》及群书，也就是几乎所有的典籍，从这些典籍中把符合分类的部分析出汇编，以“集”为主。
至此，我们可以对《皇览》一书的性质下一判断：《皇览》的内容来自五经及注解五经的传和其他典籍，其体例是割裂古书，以类相从，即将经传中的文字材料按一定的需要辑录出来，并分门别类地编排而成，以便皇王一览。
这种“荟萃成言，衰次故实，兼收众籍，不主一家，而区以部类，条分体系”（类书流别），方便阅读查检的图书被称为类书。
《四库提要》卷一二五吴淑《事类斌》说得更为清楚，“类书始于《皇览》”。
二、 《皇览》的编纂时间与编纂者 上引王象“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刘劭“黄初中，为尚书郎、散骑侍郎。
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三国志・魏书・曹真传附桓范传》裴注云桓范“延康中，为羽林左监。
延康为汉献帝的年号，从220年1月至10月，黄初是魏文帝曹丕的年号，从220年10月起。
因此，可以推测《皇览》一书的撰集始于延康元年，如果再算上曹丕早前“自所勒成垂百篇”在内，时间还会早点。
结合历史，曹丕拢络一批文人于“汉魏禅让”之际撰集类书，的确是耐人寻味和别有用心的。
《魏书》卷二十三《杨俊传》云：“黄初三年，车驾至宛，以�不丰乐，发怒收俊。
尚书仆射司马宣王、常侍王象、荀纬请俊，叩头流血，帝不许。
”裴注：“象以帝言切，乃缩手。
帝遂入，决俊法，然后乃出。
象自恨不能济俊，遂发病死。
从延康元年至黄初三年凡三年而成书，正应“数岁成”之意。
此书的编纂者除上述曹丕、王象、刘劭、桓范外，宋王应麟《玉海・艺术篇》曰：“类事之书，始于《皇览》，韦诞诸人撰。
”又《太平御览》六百一引《三国典略》曰：“齐主如晋阳尚书右仆射祖�等上言：昔魏文帝命韦诞诸人撰著皇览，包括群言，区分义别。
”《四库提要》卷一二三陆揖《古今说海》提要云:“考割裂古书，分隶门目者，始魏缪袭、王象之《皇览》。
”则韦诞、缪袭亦曾参予此书编纂。
杨传云“杨俊字季才，河内获嘉人也”，后避战乱，“俊转避地并州。
本郡王象，少孤特，为人仆隶，年十七八，见使牧羊而私读书，因被�楚。
俊嘉其才质，即赎象著家，聘娶立屋，然后与别”。
裴松之引《魏略》云：“王象字羲伯。
既为俊所知拔，果有才志。
建安中，与同郡荀纬等俱为魏太子所礼待。
及王粲、陈琳、阮�、路粹等亡后，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
魏有天下，拜象散骑侍郎，迁为常侍，封列侯。
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
象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
”后救杨俊帝不许，“象自恨不得济俊，遂发病死”。
时黄初三年。
《隋书・经籍志》著录散骑常侍《王象集》一卷。
刘劭，事迹见《魏书》卷二十一本传。
劭字孔才，广平邯郸人。
建安中先后任计吏、太子舍人，迁秘书郎。
黄初中为尚书郎散骑侍郎。
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
太和中出为陈留太守，征拜骑都尉，迁散骑常侍。
正始中封关内侯，卒赠光禄勋。
有《人物志》三卷，《法论》十卷，集二卷。
桓范，事迹见《魏书》卷九《曹真传》裴注引《魏略》范字元则，沛国人。
建安末入丞相府。
文帝即王位，为羽林左监。
明帝时历中领军尚书，迁征虏将军、东中郎将、使持节都督青徐诸军事，免。
寻为兖州刺史，转冀州牧，不赴。
正始中拜大司农，坐曹爽诛。
有《世要论》十二卷，集二卷。
韦诞，事迹见《魏书》卷二十一裴注引《文章叙录》。
诞，字仲将，京兆人，太仆端子，称草圣。
有文才，善属辞章。
建安中为郎中。
正始中迁侍中中书监，后以光禄大夫致仕。
有集三卷。
此处没有记载诞撰《皇览》事。
缪袭，事迹见《魏书》卷二十一《刘劭传》及裴注引《文章志》。
袭字熙伯，东海人。
有才学，多所述叙，辟御史大夫府，历事魏四主，至散骑常侍，转尚书光禄勋。
正始六年卒，年六十。
有《列女传赞》一卷，集五卷。
清孙冯翼辑《皇览》序云：“《隋书・经籍志》复称袭为缪卜，《唐志》不载，窃疑袭卜本一人，而名字互见，然袭于正史无传，不可考矣。
”然考《文章志》记载袭字熙伯，岂伯、卜音近而误欤？ 《皇览》一书，《魏书・杨俊传》裴注说，“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文帝纪》云“凡千余篇”，则每部平均有二十篇以上。
《隋书・经籍志》记载“《皇览》一百二十卷”下注：“谬袭等撰。
梁六百八十卷。
梁又有《皇览》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合。
又有《皇览抄》二十卷，梁特进萧琛抄。
亡。
”这说明《皇览》经历六朝的板荡与战乱，到隋朝时已所剩无几。
在此书的流传过程中，梁代的何承天与徐爰曾将分散的残缺本子进行合并，并且萧琛曾摘录成《皇览抄》一书。
梁代流传的已不止一种版本，最多的有六百八十卷，最少的有二十卷。
《新唐书・艺文志》载“何承天并合《皇览》一百二十二卷，徐爰并合《皇览》八十四卷”，可能何承天本亡一卷，徐爰本反多出三十四卷，可能时人将《皇览》五十卷与《皇览目》四卷合，凡五十四卷，八乃五之误。
三、 《皇览》的成书动因 对魏晋南北朝类书的成书原因，曹之先生曾撰文论述：从骈文的产生和发展、抄撰之风的盛行、图书分类的水平、公私藏书的众多、纸张的普及等方面分析了这个时期类书产生和发展的原因（《魏晋南北朝类书成因初探》，《古籍整理与研究》2001年第3期）。
这些因素自然是类书产生的主要原因，但如果考察作为类书之祖的《皇览》为什么成于黄初年间的曹魏时期，则必须结合当时汉魏嬗代的历史事实才能说清楚。
有关汉魏嬗代的文章时人已有论述，如卫广来《求才令与汉魏嬗代》一文认为，建安十二年赤壁之战前夕，袁绍阵营最后覆灭。
曹操奉天子讨不臣的战略目标胜利完成。
战后曹操实施战略转变，放弃武力征伐。
在北方转入文治。
建安十五年以后颁布的三道求才令，与其所处战略阶段的人才要求不吻合。
唯才是举并非为了完成统一而提出。
曹操的佐命人才也在建安十二年以前全部到位。
求才令颁布后，实际没有吸收新人才。
曹操颁布三令的根本原因一言以蔽之是曹操建国绍汉的政治方略。
汉魏皇权擅代是在求才二令的政治引导下通过和平过渡的让贤方式完成(《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陶郁贤在《汉魏皇权嬗代与士人心态》一文则论述了从汉至魏的皇权禅让问题以及对待这种禅让的士人心态（《南都学坛》2003年第9期）。
从建安元年(196)曹操建立霸府直到公元220年曹丕登上皇位，达24年之久。
汉魏政权冠冕堂皇移交的过程，同时也是士人活跃的时期，士人在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汉魏皇权嬗代这一重大政治变动，士人表现出了支持、反对、由不适应转向适应的三种心态。
士人对于皇权嬗代的心态不同，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命运。
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禅让条”中对汉魏禅让有详细的考察，“按裴松之《三国志注》引《魏略》，曹丕受禅时汉帝下禅诏及册书凡三，丕皆拜表让还玺授。
李伏等劝进者一，许芝等劝进者一，司马懿等劝进者一，桓阶等劝进者一，尚书令等合词劝进者一，刘�等劝进者一，刘若等劝进者一，辅国将军等百二十人劝进者一，博士苏林等劝进者一，刘�等又劝进者一，丕皆下令辞之。
最后华歆及公卿奏择日设坛，始即位。
此虽一切出于假伪，然犹见其顾名思义，不敢遽授”，在汉魏嬗代的过程中，曹丕就想取得一个名正言顺的名誉，所以他对于士人的言行就特别注意和提防。
既然已有学者对这一段历史论证的非常清楚，破除了以前的很多成见和偏见。
把曹丕命士人编纂类书这样的巨大文化事业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考索，就可以发现，曹丕之所以如此，并非仅仅是展现自己好文的名声，更有一种比较深层的目的，即在冠以儒学思想的前提下，让士人沉溺于经传及群书之中，以消磨其不利于自己登基和统治的言论（像孔融、荀�那样）。
儒家最强调忠君，所以曹丕在篡位时，士人会不会强烈反对呢?曹丕心里没有底。
借修《皇览》之机，曹王给参与编撰者一一升官，王象“领秘书监”；刘劭“迁秘书郎”；桓范“为羽林左监”等等。
曹丕这一着果然有效。
当他踌躇满志登基之时，百官僚属、儒士文人，都没有反对的声音。
如果结合此点考虑，魏文帝在《典论・论文》中反复提倡“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把文章的地位提高到无以复加，目的也在于此，要求士人不要涉足于政治，而是通过文章建树来获得不朽，这并不单纯如前人所论的文学的自觉与觉醒，在深层方面文章仍被用作了政治工具。
《皇览》亦当作如是观。
四、 《皇览》对后世同类著作的影响 既然《皇览》是类书之祖，那对后来的同类著作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南史》卷四《高帝纪》：“又诏东观学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览》之流也。
”卷四十四《竟陵文宣王子良传》：“五年，正位司徒，给班剑二十人，侍中如故。
移居鸡笼山西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
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
”卷四八《陆杲传附子罩传》：“初，简文在雍州，撰《法宝联璧》，罩与群贤并抄掇区分者数岁。
中大通六年而书成，命湘东王为序。
其作者有侍中国子祭酒南兰陵萧子显等三十人，以比王象、刘邵之《皇览》焉。
”祖《上修文殿预览表》：“昔魏文帝命韦诞诸人撰著皇览，包括群言，区分义别。
陛下听览余日，眷言缃素，究兰台之籍，穷策府之文。
以为观书贵博，博而贵要，省日兼功，期于易简。
前者修文殿令臣等讨寻旧典，撰录斯书，谨罄庸短，登即编次，放天地之数为五十部，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
昔汉时诸儒，集论经传，奏之白虎阁，因名《白虎通》，窃缘斯义，仍曰《修文殿御览》。
今缮写已毕，并目上呈，伏愿天鉴，赐垂裁览。
”上述《史林》、《四部要略》、《法宝联璧》、《修文殿预览》等著作在编纂体例上都是以《皇览》为楷模或期许能过之。
前面所引唐代大型类书《艺文类聚》序言虽对《皇览》一书提出只纪事不纪文的批评，其实《类聚》的编纂何尝不是以《皇览》为他们编纂的主要参照系！以上所论是《皇览》在具体的编纂体例等方面对后来同类著作的影响。
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就是《皇览》实际上开了后代帝王召集文人编纂大型图书的先河。
后代的《艺文类聚》、《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书实则均是仿效了曹丕编纂《皇览》故事。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