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演员”]大江大河的演员
他是观众心目中的好人 《上海采风》编辑部约我写写父亲魏鹤龄，我不禁有些感叹。
父亲生前不是一个爱热闹的人，他从未出书立传，在我的记忆中以他为主题的报道或文章屈指可数。
他走了整整32年了，突然有关他的话题倍受关注，隔三差五经常有约稿和采访，单中央台《电影传奇》栏目先后就做过两档。
谢世后的他还获了两次大奖：纪念世界电影100周年文化部颁发的“世纪之星”称号；纪念中国电影100周年专家和观众评选出的“百年百位优秀演员”，这真是人已走茶未凉啊……我喜欢在夜深人静时收看电影频道，看那些我几乎熟透了的老电影，因为我能看到活生生的他，听着他那特有的有些颤抖的声音。
钻在被窝里的我觉得好温暖……迷迷糊糊地好像还在儿时，老爸还在摄影棚……我在听他开门的声音，我在等他回家…… 父亲和母亲现在安详在青浦艺术陵园――“福寿园”，二老原落葬在号称天堂的杭州――依山傍水的白龙山，当地人也叫它午朝山。
虽说是风水宝地，依我们小辈的想法那前后不过一平方左右的墓地过于简陋。
母亲和父亲很像，从来没有名人意识，她选该地的理由是父亲喜欢杭州，她伤心地说：“你们的爸爸曾经说过，等退休后在杭州买个房，安度晚年，种种花，钓钓鱼……”墓地选定后不到半年，母亲就病倒了。
病得很突然，一贯坚强乐观的她拒绝治疗，我们明了母亲的心意，她不愿父亲孤零零地一人去杭州，她执意要陪他而去…… 200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福寿园的老总，她极力动员我们把父亲的墓地迁回上海。
商议中却遭到我几个姨姐妹的反对，她们儿时因家中有难，由我父母抚养，视如骨肉，当然有表决权。
她们说得有理：要尊重二老遗愿，并强调中国人忌讳迁移墓地的。
而那女经理特别诚恳，她说：“他是你们的父亲，他更是中国电影事业的骄傲，应该让更多喜欢他的人也能去纪念他，我们还准备以后对国际友人开放，来宣传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
”这话说得更在理，更煽情，那就没有什么好争辩的了。
在福寿园，父亲的新邻居是阮玲玉――那躺在汉白玉香妃榻上被人言湮没的楚楚动人的女子，她过于短暂的人生是中国电影事业的缺憾。
我大姐说父亲最崇拜的女演员就是阮玲玉，所以就把新墓地选在她的旁边。
为了映衬，我们为父亲选用了黑色大理石做墓碑，黑白之别只隔一条小径。
一切似乎都很圆满，却又遭到孙字辈的抗议：“你们这也太低调了吧，连张照片也不放，人家知道是谁啊？”的确，环顾四周，有的雕了塑像，有的砌了情景，独这一角只有方石一块还平躺着，幸亏左侧设计摆放了九块花岗岩小石，代表了九个子女相伴还颇有创意。
小的们说：“既然搬来了就要搞得像样些，而且还应该把他的生平业绩刻上去。
”70后80后的他们认为时下讲的就是要“炒作”，给你机会你还不用？争辩中我七弟魏迪说：“别吵了，再吵老头子真要生气了。
你们听他已经在叫了，叫你们别麻烦了！”是一句玩笑话，却让大家无语了。
父亲一辈子从不张扬，若真能征求他本人意见，他肯定还是那句常用语“别麻烦了”。
我仔细想想，现在这种格局还真符合他的个性，你再闹腾的场面都干扰不了他，他总能闹中取静躲在一旁打打瞌睡。
淡泊知足的心态让他永远是这么的平和与谦顺。
我八弟魏远议定的碑文朴素地概括了父亲的一生――因为平凡，所以质朴；因为正直，所以真实；一个平凡的人演绎了一群普通人的故事。
也许是阮玲玉很瞩目，来此处参观扫墓的人很多，让父亲沾了她的光，一回头总要看看旁边是何人。
人们不约而同地总会说“哦，魏鹤龄，贺老六。
”父亲一生演过很多张三李四的角色，可凡是提起他，这个“老六”总好像是粘连着似的让人们脱口而出，在人们的眼里这似乎是同一个人了。
贺老六是鲁迅先生在刻画祥林嫂这个悲苦妇女命运时，虚构的一个“好男人”形象，让这个连自己真实姓名也被人遗忘的女人遇上了一个好男人，也在被疼爱中过上几天好日子。
电影《祝福》中贺老六的戏份很少，也没几句台词，但父亲含蓄朴素的演绎恰如其分，丝丝入扣。
观众深深地被打动了。
他们相信“老六”这个好人确实存在，也不容置疑地认同“就是老魏这个样子的”。
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1979年父亲病危急需血浆救治，但因当时有规定，单位献血指标没完成，本单位职工用血就受限制。
危急中父亲的主治医生说：“你还是自己去血液救助中心想想办法。
”我带上了父亲的剧照急奔当时在南京西路的“救助中心”，我泣不成声地央求着：“救救我的父亲……”一屋子的人看了剧照仍是那句词“哦，魏鹤龄，贺老六”。
听了我的述说他们的心情和我一样沉重，负责人当即就批了准用单，并说“要救，一定要救！这可是个好演员，老好人呐，请转告老魏，我们都喜欢看他拍的电影，大家都盼他好起来，重返银幕……”这一刻我才真正明白了，观众为什么这么喜欢他，甚至像对朋友、亲人一样爱他、关切他，是因为父亲一生塑造了许多好人的形象，那些好人的情怀，好人的故事，让他们感动，让他们难忘。
他们对他的这份情感远不是影迷对明星的崇拜，父亲成功塑造的“好人”形象在他们心中是永远鲜活，不可遗忘的。
他是朋友们口中的仁义大哥 我在不同场合谈过他，描述过他，可总觉得把他说成“老实人”、“老好人”的定论过于简单。
大多数人印象中，“老实人”、“老好人”往往比较胆小或中庸。
父亲的确从不喜怒于色，也不爱抛头露面，但父亲绝不是一个明哲保身之人。
他老实但并不木讷，本分却非常仁义。
北京电影学院陈山教授在一次纪念魏鹤龄专题节目中概括得很对，他说老魏是南方上海都市里的那种大哥形象，他不是北方汉子那种两肋插刀为你大打出手的大哥，他是那种站在你身后默默为你担当和分忧的兄长。
父亲乐善好施、宽厚待人是有口碑的。
解放初期有好几个朋友因失业没有经济来源，他把他们当自家人一样地管吃管住，嘘寒问暖。
谁家有难，他即便自己囊中羞涩也会给你凑上一点。
父亲在1956年4月1日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你说我在经济上瞒你骗你，其实我自己也并没有享受，也没过分浪费，只是在情面难却时在经济上帮助别人一点。
这也是多年来的性格。
今后要纠正，起码应该和你共同商量，不应该使你对我有误会……”母亲多年来一直保留着父亲的信件，让我们得到了这笔宝贵的财富。
记得1974年春节前夕，父亲又忧心忡忡地在那叹气，母亲问了他半天也不开口。
一天他突然偷偷交给我一个布包，让我去旧货店把他出访前苏联时做的“开司米”大衣卖掉，我很纳闷也非常的不愿意：“卖掉了你过年穿啥？”这可是他唯一像样的正装了。
他却说：“我不是还有棉大衣么？”我又吓唬他：“妈知道了怎么办？又要和你吵了。
”他说得轻巧：“你别说不就得了。
快过年了，唐山，还有北京那里好久没寄钱了。
”原来他愁了好久竟然是为了这事，因以往他每月工资到手就先跑邮局，尽快把钱寄给那几家困难户。
可眼下自己还没平反，一月只拿43元生活费，父亲是抽烟的，为了能给家里多留些钱，他从“牡丹”、“前门”改抽“飞马”，以致最后降到了抽“海港”。
别人问他：“老魏，这烟怕不好抽吧？”他嘿嘿嘿地冒出一句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解释：“我只要它冒烟就行了。
”那件大衣当时也只卖了70元，刚将其中的一半寄出，另一半却在他去书店时被小偷盗走了。
事后我对妈说，“千万别提这事了，爸爸心里一定很不自在的。
”妈其实也是乐于助人的个性，她只是心痛父亲太不顾及自己了。
父亲有个深交挚友邱玺（曾任上海戏剧学院教务主任），他的女儿和我是同事。
一次去她家玩，邱伯伯激动地说：“老魏啊，好人啊，真是我患难之中见真情的大哥啊！”让他如此感慨的是文革中某一天，他和父亲在马路上不期而遇。
邱伯伯知道父亲已撤消审查，而自己还在审查之中，他本想远远地看一眼就算了，不料父亲发现了他后，竟穿过马路拉着他手紧紧不放说道：“还没吃吧，走，咱哥俩去喝两盅。
”结果他俩畅聊了一下午。
邱伯伯说，要换是别人，避都来不及呢。
赵丹叔叔和老爸的交情铁到可合穿一条裤子，有趣的是这两人，一个特闷，一个特闹，赵叔还经常拿老爸开涮，可这能说的，未必占上风，老爸有克敌制胜的法宝，任凭你唇枪舌剑，他总嘿嘿两声干笑，不和你交锋，却总让赵叔败下阵来。
据说这两人年轻时故事很多，经常一搭一档干了不少“出格”的事。
打头阵的肯定是赵叔，可鬼点子是谁出的那就难说了。
赵叔曾这么描绘父亲的：“他看来似乎懵懵懂懂的，肚子里什么都清楚。
他不爱出头露面，但能识大体，共患难……” 文革中他俩有过一次“深夜秘密约会”，主题是吃螃蟹。
九弟魏迦当时上山下乡在奉贤农场，一次探家带回一串螃蟹，父亲开始了预谋……那年赵叔已被假释出了监狱，但仍在审查监控期。
父亲关照九弟要等天黑，不要坐公交车，用自行车去把赵叔接来。
赵丹是个易动感情的人，他知道这顿美餐老魏是担了风险的，但他口气还是那么大；“老魏啊！你这个人鬼精鬼精的，也只有我知道你，搞得神出鬼没的。
这顿吃了你的，我欠着，下次我一定还你。
” 大概是1977年的大年夜，赵丹被宣布彻底平反了，年初一的早晨，我家的门就被这个人称“赵疯子”的阿丹捶响了……保姆拦着说：“还都没起床呢。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二楼，抱着我父亲忘情地吼着：“我解放了，我没事啦！”他就是想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的老哥。
这两个几十年的好兄弟，好拍档，在这个冬去春来的早晨演出了一幕催人泪下的人间真情。
赵丹叔叔病重的那年四月，我去华东医院看他，他那时的幽默让人听得心酸，他说：“姑娘啊，我听到了，我老哥在叫我呢，他想我了，要我去陪他，我不去他不热闹，要演戏也缺个搭档啊！”他俩先后去世只差一年零十天，也同在十月。
我总想，若真有佛界说的转世，他俩一定仍凑在一块，捣鼓那些他们喜欢做的事。
老魏同志还当过领导，这事可能圈外人知道的不多。
他这一生无党无派，不争名利，可几乎年年是先进工作者。
关于他的入党问题是当时文化部领导夏衍、田汉等来上海总要关切的：“老魏的入党问题怎么还没落实？”父亲迟迟不交申请书的原因，是他认为自己还不够格。
他曾这样回答我大哥的提问：“我知道自己毛病很多，经常犯自由主义毛病……万一哪天我犯点错，这不是给党的脸上抹黑吗？”大哥是军人，五十年代的老党员，还去过朝鲜战场，但他能理解父亲对党的淳朴情感。
不是党员的老魏居然当了好多年上影演员剧团副团长，真不知道他是被选上的还是被逼当上的？对他的“领导工作”，我们了解不多，但相信他能胜任这个角色，因为他为人坦诚，宽容厚道，最重要一点是肯吃亏。
不过对他这个不善言辞的人当领导，我总觉得好奇，也和他经常开玩笑：“你都管些什么事？你都怎么管的？”他却一脸惘然：“我哪知道……凡事总有个理吧。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嘛。
”哈，这就是老魏同志的领导艺术。
但他说得一点不错，按常理决断不就是为人处事的原则吗？他这个人们尊敬的仁义大哥，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很多好人的保护。
红卫兵要来抄家了，银行存款要被冻结了……都有人悄悄地来通风报信，使他在劫难中幸免更多的不测。
他是母亲下辈子还要嫁的男人 母亲曾饱含深情地说过：“若有下辈子，我依然要嫁给你们的父亲。
”相濡以沫风风雨雨几十年，母亲对自己少女时一见钟情的选择从无改变。
她比父亲整整小十三岁，父亲离她而去的漫长岁月中，她几乎常常把对父亲的思念挂在口中，她每天会把父亲的相片擦上一遍。
无论大小节日她总要烧几个菜，斟酒砌茶还放上父亲的碗筷……每次看到这情景，我们心里很难过，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一个人默默地守着这份感情，实在是太孤独了。
有一年的年卅，大家回到徐家汇的老屋，和母亲一起吃年夜饭。
大家商定好劝母亲找个老伴，并且知道有一个父母以前的好友，也和她明示过，而且还是个名画家。
我们自认为是很开明孝顺的儿女，不料母亲却非常生气，她斩钉截铁地说：“我告诉你们，我这一辈子只做魏鹤龄夫人，若有下辈子我依然要嫁给你们的父亲，你们倒说说看有哪个男人能比得上他。
”我们看着这个如此痴情的女子――我们的母亲，才明白了那海枯石烂的真情誓言，是她跨越阴阳之隔的爱，长长地、久久地，没有终点…… 父亲的婚姻史中有过三个女人，二十刚出头时的一场包办婚姻几乎断送了两个青年男女的一生幸福，父亲为躲避这种压抑痛苦的处境，选择了离家出走。
他为了讨生活，为了生存，就像时下外出奋斗的民工一样，今天在码头扛货，明天又去了杂货店当差，只求有口饭吃。
就在他山穷水尽身无分文的时候，命运之手把他推上了演艺之路。
当时进山东省立实验剧院，也是因为招生广告上注明学生有生活补贴。
人生的每一步迈出，似乎都在印证着绝处逢生的真谛，还不到三十岁的魏鹤龄已经在影剧界大红大紫了。
1933年他主演了田汉先生的名作《名优之死》，在当时话剧界名声大噪；继而，名导演史东山邀请他担任电影《人之初》的男主角，这是父亲出演的第一部电影，又大获成功，让他成了影剧界的名角，事业上可谓一发不可收也。
和同是演员的刘莉影相识，又让他第一次真正萌发了爱情，好运接踵而来。
哪曾想，这却是一场有缘无分的情感悲剧。
这个爱情故事的版本很多，说法不一。
据我所知，就是现在电视剧经常演的那种情节，原本A和B是一对，突然B失踪了，杳无音信了，A就跟了C，突然某一天，B回来了，一切都乱套了。
也不知道月老为什么总是这么的不尽职，总弄出点阴差阳错，让真情修不了正果。
这也可以说是父亲的初恋，既甜美又悲怆。
刘莉影的离走让父亲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绝望之中，刻骨铭心的恋情和有愧朋友的自责，甚至让这个既疵情又厚道的男人有了轻生的念头…… 我的母亲――袁世蓉小姐（后改名为袁蓉），就是在他困扰于孤寂的情感漂泊时出现了。
蓝为洁女士为此曾写过一篇文章“袁公主下嫁穷艺人”，公主之称是说袁小姐是袁世凯的族妹，是否属实，我们没认真去调查，最多也是八杆子还打得着的关系了。
但名门望族之后是确实的。
我的外祖父袁希洛是一位教育家，是中山先生同盟会的元老，1911年在南京召开的17省代表选举临时大总统的议会，他是江苏省代表。
《收藏上海》一书中刊有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选票，那帧选票斗方上的文字就是袁公落的笔。
建国初期毛主席曾写亲笔信邀请他参加国庆观礼，并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了他。
生前他一直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我外祖母是他早年留学日本时娶的佐藤家族之女。
她随他到了中国后，因无法接受外祖父多妻室的婚姻生活，就带着小女儿独居，靠我的大姨抚养。
长女为母的大姨为她的小妹计划好了人生之路，只准许喜欢艺术的小妹学画，于是我母亲就成了当时苏州美专的女生。
战乱时期，该校暂迁至昆明，茫茫人海中她和当时在昆明拍外景的父亲邂逅了。
父亲当时根本不了解袁小姐的家庭背景，要知道的话，也许会犹豫的。
他一定是被袁小姐清纯、活泼浪漫的气质所打动。
母亲年轻时的闺蜜这样描述她：“那时苏州郊外的小河里，总有一条小船，船上躺着一个美女，一包瓜子一本书，就这么漂啊漂……看了真让人心醉！” 母亲和父亲的爱情故事真有点像三十年代好莱坞电影那样传奇和浪漫，母亲曾爆料过父亲求婚的细节，让我们和印象中含蓄内敛的父亲挂不上号。
但母亲形容时的那种入神，可见“昆明的一幕”已永远定格在她的记忆中。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世外桃源般宁静的校园生活突然起了波澜，一位英俊男子骑着马来找袁世蓉小姐，女学生们都惊呆了，虽然没有像现在粉丝见到星哥那样疯狂，但足以让情窦初开的她们心跳，那是一张她们熟悉的脸，少女们向往中的白马王子出现了……突如其来的求婚，让信守家规的袁小姐乱了方寸，她能想象到，家长们若得知她要嫁给一个戏子，那可真要气疯了。
”可第二天清晨，这男人又敲响了学校的大门。
谁能抵挡这般执着和坦诚？年仅二十岁的母亲，一夜之间就毅然地把自己嫁掉了。
1940年4月4日，他俩在重庆举办了盛大婚礼，由郭沫若先生担任证婚人。
婚礼费用是我大姨给母亲准备去法国留学的钱。
对小妹的私定终身，我大姨一直耿耿于怀，因她早已有了目标，一切等她学成归来…… 郎才女貌、天和之作是婚礼上的套话，但能让一个女人心甘情愿地为爱放弃自己的专业和前途，那一定是因这个男人的魅力所在。
婚后母亲的主要任务就是相夫教子了，父亲是一个感情特别细腻的人，他知道母亲是有委屈的，因此每年的4月4日，他总会设计出一场意外的惊喜来庆祝结婚纪念日，让母亲知道他是心怀感激的。
应该说他们的婚姻是美满幸福、令人羡慕的。
但在我刚刚开始谙事的那些年月，我总被母亲不停的哭闹吓得发抖，父亲又总是在那生闷气，一言不发……我不知道大人发生了什么事。
那几年，他们的感情几乎到了破裂的边缘。
到了后来的后来，提起这一段的纷争，母亲总有些愧疚地说：“我不是怪他，不相信他，可他也太遭人喜欢。
他又是这么一个不懂圆滑、不想伤人的脾气，那怎么办？”因为母亲一直体弱多病，也没有正式工作，偶尔在一些话剧里客串一下，父亲整年累月地拍戏不在她身边……这影剧圈喜欢生事的人也多，并且还真有为了魏鹤龄痴心不嫁的人。
母亲的痛苦是有原由的。
这个心结最终在父亲真心诚意的宽慰下慢慢地打开了。
父亲在1956年5月给母亲的信中说得很诚恳：“你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有机会我一定设法替你解脱……我还是希望你能来杭州玩一趟，以释心中的烦恼，对心情和健康都有好处。
‘云栖梵经’是钱塘八景之一，它使我回忆起16年前我们的晋云寺之行，感触很深。
等我绍兴拍完戏，你就来痛快地玩几天，然后一同返上海。
”当我们一个个长大了，母亲也终于有了一份和她专业对口的工作，在一家出版社当美术编辑。
但好景不长，为了支援西北的建设，出版社要迁移银川，母亲又一次面临着选择――要么独自一人去，因为那里没有电影厂，父亲去不了；若不去的话，母亲又要失业当家庭妇女了，因为上影厂没有进人的编制。
在母亲处于两难的当口，父亲的态度很坚决，他在信中这样表示：“关于你工作的问题，我一想起就觉得自愧，因为过去顾虑太多，始终未能帮你解决，使你精神上添了若干的苦闷。
现在我想让你来迁就我，那是困难些，我来迁就你就比较容易些。
这次回去看情况，能在上海解决最好，不然我就要求调北影，你的问题一起解决。
可能工作在一起了，我俩的感情也会更融洽，更幸福……”后来，这件事在周总理的关心下，有了圆满的结果。
总理说：“怎么能让老魏过牛郎织女分居两地的生活，老魏还是留上海，由上影厂来解决袁蓉同志的工作问题。
文革中他们的爱情经受了真正的考验，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无法承受强加于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他实在想不通自己兢兢业业地拍戏，怎么一下子成了黑线人物。
说《北国江南》是大毒草，也许吧，他演了一个富农。
可《血碑》是描述一个被压榨的农民不畏黑势力，为收复自己的土地而勇敢维权的故事，在西藏首演时，那些曾是农奴的藏民观看时哭成一片，这么受观众认可的影片，却也成了大毒草被禁演了。
后来又给他加了一顶“特务嫌疑”的帽子，四人帮指令――魏鹤龄再不能出现在银幕上。
他那时真的被整糊涂了，一辈子都没有承受过的屈辱，让他不止一次地想到以死来了结痛苦……可这时那个坏脾气女人却一反常态变得异常温柔。
你们白天斗他，晚上回来我给他烧好汤好菜；要他去干校劳动，那我去陪他，任你给我上什么纲都行。
她也总以嘲笑的口吻激将他：我说你傻吧，你还不承认。
你说你能有什么问题？别人不了解，我还不清楚吗？这不明摆着是有人想整你，巴不得想整死你，你倒好，干脆自己解决了，这下人家可称心如意啦！父亲一次次被母亲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虽说那段苦难不堪回首，但他是幸运的，幸福的，因为他找到了一个与他永世相爱不离不弃的女人。
他是儿女们从艺之路的恩师 父亲有六个儿子，三个女儿，我排行老六，但也是最小的女儿。
我们家的孩子对这个管他叫爸爸的人尊敬大于亲昵。
尽管他从不打骂孩子，对女孩子更是倍加宠爱，但也许在我们心目中他是太完美了，因为敬他，甚至有点怕他。
谁犯了错只要被父亲叫到跟前，个个都老老实实低头认罪，没有一个会还嘴的。
等我们长大成人了，父亲更是我们衡量自我的座标，有成绩不敢骄傲，遇挫折不敢退缩，似乎总有一双眼睛看着你，让你把松了的弦再绷紧。
大家在一起时也总会非常感叹：“我们家有这么多子女，可无论从哪方面比，没有一个能赶得上老头子的。
” 在我幼年的记忆中，没有父亲搂抱我们的情景，有的是夏日里父亲满头大汗地骑着“老坦克”回来，用毛巾包了一大把棒冰的情景。
假如每人一根的话，我总能吃双份，父亲会微笑地看着我说：“慢慢吃，不着急，这给你留着呢。
”大冬天里父亲下班回来，还没进门就会叫着我的乳名“毛毛……”我一路飞跑，不用交代地把小手伸进他派克大衣口袋里，那香喷喷的糖炒栗子还热乎乎的。
父亲仍是微笑着说“多抓点”，我另一只手又伸了进去狠抓一把…… 他实在和儿女相处的时间不多，有时在外景地一呆就大半年。
但只要他有点空，他总做好计划，带上一大家子兜淮海路，上天津馆，或看花展。
每年春节是父亲最重视的，小年夜他总带上我们去城隍庙，这一天他像个“春节老人”一样，我们任何心愿都能得到满足。
到了大年夜父亲会开心得像孩子一样，陪着我们一起包饺子守岁，我们起哄要他唱歌，他真唱。
整十二点，父亲叫着我们的乳名，把大家集合在院子里，看他把一个个高升点响……这时我们觉得他原来是这么可爱的老爸，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他对我们的爱，那渗进了儿女们心窝的温暖。
有人曾问我：“你怎么没继承父业？干了舞蹈专业，你父亲不反对？”但事实恰恰相反，我是被父亲逼上这条道的。
我哥姐曾有些妒忌地说：“你是家里最幸运的，不像我们一直跟着父母南北大迁移。
你小时候爸妈不但让你学芭蕾，又请老师教钢琴，是咱家最花钱培养的。
”哥姐们都被父亲送进了专业话剧团，大哥魏坚是武汉军区话剧团的台柱子，代表作话剧《豹子湾战斗》，电视剧《茅盾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
曾有影评称他为“小魏鹤龄”。
二哥魏珉是武汉话剧院副院长，代表作话剧《夜店》《搭错车》。
大姐魏薇是上海青年话剧团的演员，代表作《无事生非》。
二姐魏蓓是甘肃省话剧团的演员，代表作话剧《教育诗篇》。
可轮到我，父亲却改主意了，小学毕业那年，他给我一张上音附中的报名表，让我报考小提琴专业。
我知道父亲有时也很固执，不敢违抗，在外面兜了一圈把表扔还给了他说：“我找不到那地方。
”其实我倒是喜欢演戏，五六岁时天天跟着妈妈去长江剧场看大人演话剧，偶尔也上台客串一下，我在话剧《归来》里演过我妈的孙女。
上初二那年父亲又拿来报名表让我考北京舞蹈学校，并给当时的戴爱莲校长写了信。
我很不情愿地去了，但人家并没要我，我小时候有些傻乎乎的。
考官说：“年龄是符合的，可你已上初二了，将来上文化课怎么安排你？”这是婉转的推辞，但我却很开心。
可父亲还在家等着我的佳音，但我又一次打击了他。
听完我的汇报，他皱起了眉头问我：“那信呐？”我压根忘了这事，却还理直气壮地说：“人家说只招小学毕业的，考都不让你考，还给信干吗？” 我上初三了，文学上有些小天赋，经常给班级里写台本排话剧，并牢记语文老师的嘱咐――将来要考复旦中文系。
可就在这一年父亲百折不挠地把我送进了上海舞蹈学校的试点班，也不知道他怎么得到的信息，他和当时负责筹建舞校的许平关系很好。
我能在层层筛选中留到最后是父亲的功劳，这是一进学校老师就揭露的真相：“你条件很好，但你是近视眼吧？不是因为你父亲，我们是不打算要你的。
”我心里还很委屈，父亲为什么这么煞费苦心？他本是一个不喜欢给人添麻烦的人，从来不会为了自己的事去求人。
可在我的专业定位上，他却违背了他一贯的处事原则。
进校后他一直关注着我的学习，他因主演田汉先生的另一部巨作《关汉卿》时，结识了昆曲界名家――方传芸。
他带我登门拜师并教导我：“方先生身上都是好东西，你要认认真真地学。
”父亲自己是一个很好学的人，他会拉二胡，他还收集了一柜子的唱片，都是世界音乐大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等经典作品。
他因迷恋京剧而入了演艺圈，据说他在山东实验剧院时还唱过花旦。
后来他又喜欢上评弹说书，每晚上床睡觉前都要打开收音机听上几段。
他为了演《飞刀华》还专门去学习变古彩戏法。
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个多面手，木工电工样样在行，在周末总有邻居请他去帮忙。
他会在缝纫机上给孩子们补衣服，他会在厨房为全家人撑拉面，对了，他还有一样绝活，同事们的钟表坏了总会来找他……因为他热爱生活，又从不摆明星架子，和什么人都能交往，因此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
周总理是这样评价他的：“真奇怪，这老魏演什么像什么，他把衣服一换，你就相信他就是那个角色。
” 在纪念他逝世五周年时，电影系统召开了一次《魏鹤龄表演艺术研讨会》，对他的代表作《家》和《祝福》中的表演作了高度评价。
著名编剧李天济这样说：“从1937年的《马路天使》开始，老魏的表演已经踏踏实实走上了质朴、深沉、含蓄之路，但《祝福》中的表演让人看到他进入了一种淡雅的境界，淡雅中有着甚为沉重的内核，一种历史的沉郁感，这种弥漫于淡雅之中的历史沉郁感，才是老魏对表演艺术的美妙奉献。
他具有的是一种在不知不觉中包容渗透征服观众的力量。
”这是评论家对他的总结，可他生前从不奢谈表演，他总说：“我没什么理论，我就是自己瞎琢磨的。
”其实他有理论，当然没有评论家们说得那么有理有论。
在批评哥姐们的表演时，他总强调一个表演准则――宁温勿火，宁缺勿过，意思是你没有真正感悟到，你宁愿没有也不能瞎演。
这也是他对艺术创作绝对严谨的态度。
父亲对我们事业上的成长要求很严，每次给母亲的信中从不会漏掉这方面的询问，这么多孩子，让他牵挂着，谁谁，都有什么样的表现。
他和我有过一次彻夜长谈，让我终身难忘。
1964年，我刚进入演员生涯，却面临着一个舞蹈演员最致命的打击，18岁的我突然像个皮球被冲足气般地发胖。
不要说导演用你有顾及，自己在台上一点自信也没有了。
进团后我拜了一位作曲为师，跟他学“和声学”，他说我音乐上很有悟性，并答应推荐我考音乐学院作曲系。
我向领导递交了改行申请，却又被退了回来，批复上一句话：“女孩子发胖是阶段性的，不予考虑。
”但我很沮丧，并以不练功对抗。
父亲为此很生气，但没有责备我，他让我去看当时一部译制片《她在黑夜中》。
影片是描述一个人老珠黄的妓女几经被骗，又屡遭遗弃的悲惨命运。
但看到最后我流泪了。
尤其是最后近五分钟的长镜头。
她那欲哭欲笑、欲痴欲狂的表情，对人物内心的感受拿捏得这么到位，这可不是一般靠脸蛋混事的人能达到的……当然你还得减肥，只要干上演员这一行，你的身体就是你的工具，要保养，要维修。
可不能像小时候那样贪吃了。
”知我者老爸也，可爱吃甜食的基因也是他遗传给我的呀！这一夜父亲难得给我讲了他很多人生经历，他语重心长地说：“对于一个演员来说，磨难和挫折是财富，因为你比别人又多了一份生活体验。
”是父亲帮我走出困境，日后每一次奋争都认证了他的教诲，每一次陷入事业的低谷，我相信只要不退缩，我将会有更大的超越和突破。
1986年我的处女作电视剧《导演的舞蹈病》在中央台和许多地方台播放了，反响很大。
《大众电视》约我写稿，我在题为《父亲留下的遗产》一文中这样写道：“有人问我，你是搞舞蹈的，怎么会想起写剧本呢？我说，这一创作冲动，是父亲留给我的……”真正读懂这位我敬他为师的老艺术家，是在文革后――他人生的最后几年。
按理说人遭大难后，必有洪福。
事实上他平反了，名誉、头衔恢复了，工资补发了，儿孙们也不用操心了，他应该颐享天年、心满意足了。
可一向平和安祥的他却变得异常暴躁，整天就像一个困兽般哀叫着：“我就这样白拿钱，白吃饭，不干活，就这么等死？”父亲其实这时只要一个心愿――他想演戏，他想重返银幕。
他到处去求人：“什么角色都行……戏份不多也可以。
”再后来他的要求变得越来越可怜了：“让我去摄影棚摇摇小旗子也行……”（开拍前的静场示意）。
老朋友们很理解他，北影于兰导演筹拍《马背教师》，有意请老魏出山，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他已是七旬老人，哪经得起如此的大喜大悲，他天天翘首企盼着却反而病倒了。
为了劝阻他，我妈召开了家庭会议，反对他去的理由是外景在西部高原，一般人也会有高原反应，他若去了会给剧组添麻烦的。
结果我们全体投了反对票，把他仅存的一丝希望给熄灭了。
父亲深深地埋下了头，只痛苦地说了一句：“门又关上了。
”父亲因此彻底倒下了，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父亲这辈老艺术家们常说“要爱心中的艺术”，这爱是他们的精神支柱，这爱是他们的生命之火，他们什么都可以舍去，但你不能断了他这个念想。
他们什么都可以忍受，可就不愿意像行尸走肉般活着。
父亲的这种执着让我很震撼。
1984年我刚从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毕业，就面临当时经济大潮对文艺改革的冲击。
我们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和选择。
同学们刚学成想回去有所作为，可剧团已散了，有的一回去就改行种蘑菇去了。
这一刻触发了我的创作冲动，一定要把父亲他们这一代人对艺术的执着精神写出来。
1986年的一天清晨，我来到了当时父亲的安息之处――龙华革命烈士骨灰陈列馆，把女儿写的文章放在他的身边，我想对他说的话很多，可只说了一句：“爸，我好想你啊……” 他最后写了四个字――我是演员 1995年11月的最后一天，是母亲的生日，却同在这一天，我们送走了依恋了几十年的她。
母亲突然的撒手人寰让我们难以接受，已为人母人父的我们，不能像孩提那样纵情挥泪去宣泄痛苦，但没有眼泪的悲伤让每个人都肝胆欲裂，默默无语，脑中一片空白……就在此刻，电话铃响了，对方说：“魏鹤龄获大奖了，要委派一个家属去北京……”这人世间悲喜交集在同一瞬间的感受，是无法形容的。
但我们突然想到，并确定母亲一定是先知先觉早有信息，因此要急匆匆地上路，要向阔别已久的父亲去传递喜讯。
我作为兄弟们推选的代表上了飞机，到了北京才知道这是为纪念世界电影100年的盛大庆典，在人民大会堂召开。
当时的朱�基总理接见了与会代表，并合影留念。
在大会上，朱总理隆重宣布――为45名对中国电影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电影人，授予“世纪之星”称号。
在这次难得相聚的盛会上，那些已白发苍苍的老艺术家，个个热泪盈眶，心绪难平。
他们像万里长征那样在中国电影的历程中走了大半个世纪，以毕生的呕心沥血才成就了中国电影的辉煌，他们是奠基之石，也是浩瀚天际中最耀眼的星光。
这45名中有15名是编剧、导演、摄影等，另外是男女演员各半，最早期的女演员有阮玲玉、胡蝶、周旋等。
其中最年轻的是祝希娟。
男演员压底的是王心刚。
当白杨阿姨坐的轮椅被推上台的那一刻，我又想起了父亲，“祥林嫂”还幸在，可“贺老六”又一次离她先去了。
《祝福》是他俩和同行们为中国电影事业开创的新的里程碑，第一部彩色影片的诞生是他们无愧于这光荣称号的见证。
回想父亲在1956年9月10日给母亲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祝福》进行的很不顺利，遭遇到许多问题，而时间上又那么仓促。
部、局都有指示，十月半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时一定要上演。
可北影是白手起家，一切都靠新影来支援……这又是中国第一部自己摄制的五彩电影，在技术上虽赴苏联学习过，可还是新手，洗印部门就常有返工的事故。
艺术处理上还有不合乎要求的地方，因此边谈边拍边补，加班加点甚至有时工作时间达二十小时……白天拍完就剪接，夜里还要补配音，弄得人晕头涨脑筋疲力尽。
天气好了要抢外景，杭州的外景大部分要返工。
发电机、机械、灯具，搬这搬那好像很紧张，可收获并不大。
遇到天气突变那就更惨了……”这只是一部经典影片拍摄中的一些细节，这其中还有更多的难以想象的付出已很少有人知晓了。
但他们的努力最终赢得了世界影业的公认，1957年，1958年，该影片分别获得了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奖和墨西哥国际电影周银帽奖。
在上世纪末欢聚一堂的电影人中，我还见到了父亲许多老朋友：谢添、项�、田方……不由地潸然泪下：“他们这一代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十年浩劫中有多少优秀的演员含冤绝命了。
” 我手捧父亲的奖杯心情异常沉重：数一数，堪称卅年代经典之作《马路天使》中的三大明星，一个都不在了，中国电影繁花似锦的春天里已没有了他们的身影。
面对今天的这份荣耀，父亲如果九泉之下有知，他能含笑？但决不会无憾，我相信他一定愿意用这奖杯换回他那最最宝贵的十年。
因为他还想演《屈原》《文天祥》，更想演人人都敬爱的周总理……还有许多许多他深埋在心中的计划想去实现。
回想起在纪念他的研讨会上，著名导演徐昌霖无比感慨地说：“要不是碰上十年浩劫，老魏的艺术生涯中也许有可能给中国影坛添上一部不逊于《金色池塘》那样的出色影片。
” 当魏鹤龄获奖的喜讯传到了天津，天津政协派车来接我，说要让他的家乡人也好好庆祝一下。
父亲的老家在天津郊外赤土乡的金钟村，过去这地方穷得屋没瓦地无粮，现在一村子富裕起来的村民，都在塘沽港跑运输，家家大卡车都有好几辆。
老人们摸着奖杯说：“听上辈人传说我们这金钟河里深藏着宝贝，我们也从没见着。
今天可见到了，这魏家老五成了大名人了，这就是金钟村的宝贝啊。
”他们揭秘这魏家老五在当时的金钟村是有名的“不务正业”的后生，放着地不好好种，天天坐在田埂上扯着一把破二胡，看到牛车经过跳上车就去天津劝业场看戏了。
有时要到星撒月挂，才一路伊里哇啦地唱着跑四十里路回家，家里人都说他走火入魔了…… 年轻的魏鹤龄原来有着那么神往的地方，我朝着村民指点的方向走去，一条宽阔的公路上，大大小小的汽车来来往往，已不见牛车的踪影，也听不见悠悠的琴声了。
突然，一个年轻魁梧的小伙子在我身边擦肩而过……嘴里伊里哇啦地唱着……他像在飞，我追不上他。
但我确定是他――那魏家老五，他一路直奔，毫不犹豫，因为这是一条他永远不会走岔的路啊！ 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着我的脑海――人的意识会跟随着他的躯体一起枯萎变苍老吗？因为在1979年的那个秋季，瘫痪在病床上一年多的父亲，已哭笑无容，欲言无声了，他几乎丧失了人体的全部机能。
但当他的小女儿走进病房，他的眼睛会突然闪亮，因为她能说他想听的话。
当我抬起他的腿说，“你不是想演戏吗？那咱们就要锻炼身体。
”他就会跟着我拼命使劲，可那腿已经不是他的了。
我端起碗说：“你不是还想拍电影吗？那就要好好吃饭。
”他一下就张大了嘴……就这么地一小口啊！他又吐又呛地还是不能咽下，回回我背过身抹去眼泪的时候就下定决心：“我不能再这么骗他了，这太残忍了。
”可我没有回天之力啊！这也是唯一能拴得住他奄奄一息垂危生命的招术呀！一天父亲竟然精神好起来了。
他似乎想说什么，我拿来纸笔说：你写。
我扶着他的手，他歪歪扭扭地在那白纸上留下了最后的遗言――“我是演员”。
这条路好长，似乎没有尽头，夕阳慢慢落尽了，远处的天边显出了淡淡的月牙。
我依然默默地往前走着……一个人影又掠过了我的身边，咦？是他！他怎么又回来了？我拼命地大喊着：“爸爸……”他回头了……向我微笑着……我听见了他在说：“等等，我要回去告诉一下他们，我是演员……我是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