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来信] 来信

44年后,终于有红卫兵公开道歉了。

现在,曾经的红卫兵们要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吐过唾沫的老师道歉

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但致歉发生在当下仍异常罕见。

道歉与和解迟到了44年,所幸一切都还不太晚。

“你们也是受害者”      原北京外国语学校的50周年校庆,昔日的老书记程璧已经86岁了,曾在“文革”中饱受批斗的她,在校庆文集的题记中写道:我爱这所学校,它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庆典前,一批昔日学生开始给程璧道歉信

甚至庆典当天,还有学生在幽暗中走到第一排,亲口对程璧说“对不起”。

身为一个技术工人的申小珂关注历史,喜欢读书。

“为什么会有文化大革命呢?必然性何在?老师们都是那么好的人,太冤枉了。

”他说。

63岁的申小珂终于将道歉信发出。

他首先通过email发给了北京的同学。

虽然被视为一个有思想的、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人,但他并非没有压力,反复叮嘱不要张扬。

夏初,其他学友拜会老书记程璧时,由他们代转的打印出来的道歉信一出现,不仅程璧本人,连在场的同学们都惊呆了,“怎么会有这样一出?”   此前没人向程璧道过歉。

一片惊诧中有人拍照,有人把信一字一字念给老人听。

程璧一时反应不过来:“我不记得申小珂打过我啊。

他是好孩子啊。

”    虽未对老师施暴,但在校时他也曾戴着红袖章高喊“打倒”,对象是自己的老师

为此他无法原谅自己:“我用各种流行的观点攻击过老师们,包括程璧老师”。

申小珂回忆说,他是含着眼泪把道歉信打完的。

而在历史的另一端,程璧说,她只哭过两次,一次在批斗大会上,被划为走资派的她,跟着喊“毛主席万岁”,有人打她,问:你怎么也跟着喊呢?另一次是在劳改中她穿了双解放鞋,红卫兵却觉得她不配。

2010年10月31日晚,程璧拿着放大镜在沙发上一遍遍地看着申小珂他们的来信:“孩子们写得多好啊。

”   道歉信被发到校友网上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纷纷回帖。

学生们也会把它们打印出来,送到不会上网的程璧老师手上。

秋冬之际的晚上,程璧一边手拿放大镜反复朗诵它们,一边慨叹。

“向那个年代所有死于迫害的人鞠躬致哀!向所有不放弃追求,坚强地熬过整治迫害的前辈鞠躬致敬!”读到这样的字句,她会放下放大镜舒缓情绪,像在批改初中生的作文。

程璧非常感动,“应该让孩子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不到一周之后,她写了回信。

在信中,她写道:“我认为,你们也是受害者。

那时不懂事的孩子跟着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压力,怕跟不上形势,怕犯错误。

”   收到道歉信后,程璧申小珂一起吃过两次饭。

申小珂告诉程璧老师,当年他之所以不打老师的原因在于,他家就住在北京服装厂旁边,夜半的哭喊声经常惊醒他的母亲田绿萍。

母亲告诉他,绝对不能打人。

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      同样温暖人心的片段,也发生在关秋兰的“文革”历程里。

1970年代,关秋兰的一个已上大学的学生冒着生命危险,晚上偷偷回来看她。

在她没有完全“解放”之前,一位女学生找到她,向她道歉说:“我爸妈跟我说,你绝对不是一个坏人”。

在过去痛苦的煎熬中,关秋兰开始寻求内心的解脱。

“我是怎么想通的?”她会这样反问我们:“我是华侨,没有为新中国出过力,回归即已在祖国的温暖怀抱中――从高中到大学到工作。

比起当初的革命者,我算老几啊?”她说自己这样就想通了。

道歉者的一位女同学总结说:“都是不明真相的历史参与者,一个人能承担多大的历史责任呢?”她把道歉归结为个人的道德而非其他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

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

我们这代人60岁左右,都还活着呢,得为后代负责。

”   她援引那句“哀而动人”的口号来评价身边的致歉: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

摘自《南方周末》。

3 次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