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棵会思想的芦苇 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1999年5月20日晚上，忽然接到北京《文艺报》冯秋子女士的长途，她告诉我苇岸先生于19日晚上19点在昌平县医院溘然长逝了。
这个噩耗来得太突然，简直令我有些猝不及防，我真的没想到年仅39岁的新生代散文家苇岸先生这么快就消失在我的生活里……21日清早，我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给苇岸先生的家人拍去一封唁电,电文是这样的：“苇岸先生您走了，走向芦苇摇曳的彼岸，二十四节气就此成为绝响，大地上的事情还有谁能续写？我将终生铭记那一晚您给我兄长般温暖如春的款待与这多年您给我朋友般浑融无碍的援手。
您为文学献身的音容笑貌将留给我萦怀不去的记忆，您写下的纯净大气的文字将滋养我们一生一世。
1992年底我调到《武汉晚报》副刊部做连载编辑和文学版编辑，我很想在版面上有意识地向读者推介一些新锐散文家的作品。
安民兄给我寄来苇岸先生与他私下交流的一篇散文《我的邻居胡蜂》，让我看看再说。
我一口气读完这篇大作，感觉在素朴纯粹的文字下面，跳跃着蓬蓬勃勃的生机与诗意，是非常难得的散文精品，就擅自主张发了出来。
然后给苇岸先生寄了一份样报和一份剪报，并附上一封约稿的短简。
很快就收到苇岸先生从昌平寄来的信和稿件，他并没有责怪我的鲁莽和唐突，而是给了我许多精神上的鼓励和道义上的支持。
在他宁静大气、干净灵动的字里行间，我触摸到一颗热爱自然、献身文学的灼热的赤子之心，同时又使我感受到文学同道难能可贵的亲和力。
此后，书信往返、电话交谈就成了我和苇岸先生这六年来经常联系的方式。
在陆续编发了苇岸先生和其他新生代散文家如安民、原野、老愚、彭程、周晓枫、杜丽等人的散文作品后，我就想策划几个专版，专门向读者集中展示一下新生代散文作家的阵容与实绩。
其时，苇岸先生正着手在编《蔚蓝色天空的黄金》散文卷，他将与他熟稔的一些新生代散文家的地址和作品介绍给了我，此后我就在1995年7月11日、7月25日、9月26日分三个专版，在《武汉晚报》副刊文学版《白云阁》上集团式推出了新生代散文家钟鸣、原野、苇岸、安民、于君、罗强烈、冯秋子、方希、元元、周晓枫、胡晓梦、尹慧、王开林、杜丽等14人的作品，在读者中间和文学界受到广泛关注。
苇岸先生读了我寄给他的三个版和我写的《新生代散文的崛起》一文，十分兴奋，连夜给我打来长途，他肯定了我“不时出新的建设性编辑创意”和敢为人先的编辑立场，同时又与我探讨了新生代散文的走向和存在的不足。
苇岸先生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晚上10点至11点钟给我家里挂电话，谈论当下文学的流变，交流读到的好书，评议非暴力主义和素食主义等等，从来不谈很多人热衷的消遣与放纵的话题如金钱、女人、权势、地位等等。
他的声音淳厚，富于磁性的质感，在沉静平和的缓慢语速中，流淌着温煦如春的话语和穿透纸背的思想。
苇岸先生说他和我心性很相契，无论是文学观念或审美取向上，还是对人生、艺术、社会、自然的看法上，我们都有不少灵犀相通之处。
他不只一次地告诉我，我们之间首先是朋友、是兄弟，然后才是作家和编辑的关系。
我每次写信都用“您”来称呼他并尊称他为先生，他几次诚心诚意地告诉我不要这样称呼他，他要我只呼其名，这样更随意、更亲切一些，我写信和打电话告诉他：无论在作文还是做人上，您的文品与人品都是我敬仰和尊重的先行者，我发自内心视您为先生。
1994年9月10日我儿子出生后，苇岸先生有一次很晚打电话给我，在谈话的间隙，他听到我儿子的啼哭，他以为是他的电话铃声吵醒了孩子，这之后他说：为了不打扰孩子的睡眠，他一般不在晚上10点以后给我挂电话。
此后，晚上他就很少给我打电话，有事就在白天打到我办公室。
从这件小事上，我深切感受到他作为一位仁厚兄长的慈爱博大的胸襟。
苇岸先生是一个极其善良、厚道、严肃、认真的人，是一个正直、谦卑得近乎圣徒的人，心如赤子的他对所有人都抱有美好的祈愿，对自然界所有弱小者都抱有悲悯的眷顾。
他在《一个人的道路》中写道：“我希望我是一个眼里无历史，心中无怨恨的人。
每天，无论我遇见了谁，我都把他看作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人。
我曾经想，在我之前，这个世界生活过无数的人，在我之后，这个世界还将有无数的人生活；那么在人类的绵延中，我为什么就与我同时代的这些人们相遇，并生活在一起了呢？我不用偶然来看这个问题，我把它视为一种亲缘。
” 1997年11月27日我去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取《小说月报》第七届百花奖的优秀责任编辑奖，出发前我给苇岸先生打电话，想在回武汉前一晚到他家去看看他。
苇岸先生知道后很高兴，说：除了我，你还想见谁，只管说，我来替你张罗！我不好意思太麻烦他，在他诚恳的请求下，我就托他帮忙联络一下在京的文朋诗友如冯秋子、杜丽、于君、止庵、郑单衣等人，想趁借宿他家的机缘大家聚会一下，顺便约约稿。
29日夜幕沉沉中我从天津冀县赶到北京市区内，然后按照苇岸先生事先给我画好的详细路线图，又转乘公汽、地铁和面的，径直寻到苇岸先生居住的水关新村小区14号楼6单元5楼，对准楼梯左手的一扇门，我敲了起来，没人开门，我又继续敲，苇岸先生听到敲门声，打开了右手的一扇门，将敲错了门的我迎了进去。
落坐后，苇岸先生关心地问我吃过晚饭没有？我也不讲客气地实话实说：为了赶路，还没顾得上。
苇岸先生赶紧到厨房去热饭热菜，边插微波炉边说：我以为《小说月报》会管晚饭，就没有准备荤菜。
我说素食就很好。
饭后我们就坐在书房背靠窗外蜂巢的沙发上聊天，由当前散文的格局和《瓦尔登湖》的意义，谈到作家与编辑的关系，谈得最多的是海子之死和他的诗作的价值。
作为海子最后岁月的见证人，苇岸先生向我详细地讲述了海子自杀前前后后的一些情况，尤其是一些不便在文章中写下的细节。
我们还探讨了海子自杀的真正原因和中国诗人的处境与命运。
在谈话中，他陷入了对海子无尽的惋惜和思念之中，使我也深受感染。
交谈中不知不觉已到转钟时分，为了第二天的聚会，我们只好到卧室睡觉。
在黑暗中，我还沉浸在刚才倾谈文学与人生的氛围中，又和苇岸先生谈起对梭罗和超验主义的认识。
苇岸先生说他正在读英文原版的《梭罗传》，准备一点一点把它译出来介绍给国内读者。
针对当时《读书》杂志上有人写文章非难梭罗，苇岸先生表示了他的不同意见，他说准备写篇长文完整地阐述一下他对梭罗和《瓦尔登湖》的看法。
为了不影响对方的休息，尽管我们都没有睡意，在床上辗转反侧，但我们还是中断了意犹未尽的对话。
大约三四点钟，朦胧中我听到苇岸先生轻手轻脚地起床到隔壁书房开灯的声音……第二天苇岸先生告诉我：他失眠了，怕影响我的睡眠，一个人就在书房挑灯夜读到清晨。
吃完苇岸先生做的早点，苇岸先生领我浏览了他的藏书和正在写作中的《作家与编辑》一文以及他与诗人田晓青笔谈的手稿，并给我讲解了他在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等北方省区旅行采集的泥沙和风景照。
在书房里我久久凝望着苇岸先生井然有序地堆放着样报、书稿、信函的书桌和他在书房墙壁上特意悬挂的托尔斯泰和梭罗这两位他崇敬的伟人的肖像……正在闲谈中，诗人黑大春和伊红冒雪从城内赶来，大家见面都欣喜不已，整个上午在亲密无间的畅谈中悄悄过去了。
午饭小酌后，苇岸先生问我去不去沙河第三福利院看传奇诗人食指，我怕耽误火车而延误了回报社发稿，就取消了原定探望食指的计划。
这时，苇岸先生拿出印有舒曼、肖邦等音乐家肖像的明信片，要我们每个人在背面写上一段话以作纪念。
我在明信片上写下了海德格尔引用荷尔德林的一句名诗：“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于这块大地之上。
在以黑大春称作苇岸先生家徽的蜂巢背景下，我和苇岸先生留下了珍贵的几帧合影。
照完相，我们又纵谈了很多文学、人生、社会、自然诸方面的话题，彼此都感到有一种契合无间、心灵沟通的朋友情义在温暖着大家。
为了赶到北京西客站搭乘37次特快列车，下午4点钟，我不得不收拾行装告辞，苇岸先生和黑大春执意要将我送到汽车站。
在路上，苇岸先生对我说：下次来京一定多待几天，好带我去十三陵水库等几个风景好人又少的地方看看。
握手告别后，站在缓缓开动的车上，我望着苇岸先生穿风衣的瘦削身影渐渐远去，我绝没有料到这竟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苇岸先生的相聚…… 苇岸先生是一位在根源上和民间、和大地建立了一种血脉交融、不分轩轾的亲密联系的原创性作家，他的写作母题基本上是一些有着元素意义的意象：空气、阳光、水、月亮、星星、草木、田野、庄稼、虫蚁、鸟禽等，以及与此相连的原初语境：农事、物候、星象、季节、劳作、繁衍……阅读他的作品可以唤醒我们沉睡已久的记忆，也可以使我们想起一些遥远的、渐渐陌生的事物：农夫、渔夫、船夫、樵夫、猎户、牧人、采药人、养蜂人，它们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桥梁。
他笔下的世界和他的人格是合二为一的和谐之美，从而迥异于某些人格和作品分裂的作家。
这是因为他是从心灵的道路上通往文学之旅的，他的脉管里流淌着文学殉道者罕见的真挚、沉着、纯粹。
在现实生活中，苇岸先生是一个温良谦恭、简单平易的公民，内心是那么虔诚、谦和、宁静；他也是一个乐善好施、富于感召力的公民，他认为在给予别人帮助的同时，也就获得了心灵的洁净。
他对诚实、坚卓的写作者都抱有一种博爱、宽厚、援助的崇高情愫，在他身上闪耀着圣子圣徒铺路石般珍贵精神的光芒。
他这样阐扬他的向善行为：“即使今天，如果我为诗人或作家做了什么，我仍认为，我不是或不单是帮助了他们，而是帮助了文学本身。
”他与已故诗人顾城、海子过从甚密，交谊深厚，并有多篇文字献给了他们，这些文字独具某种情感的深度和宿命的哀伤，为其他时文所不及。
当下诗坛活跃的诗人王家新、一平、黑大春、树才、林莽、田晓青、唐晓渡、孙文波、高兴、郑单衣等均与他有着亲密无间的交往。
《太阳石》的作者帕斯说过：“诗把一切诗人变成了兄弟。
”这句话成了他们之间往来的最好注脚。
他也曾跟我谈起过想写一篇题为《诗人皆兄弟》的文章，来讲述他与诗人们心灵的交流与美好的友谊。
他对传奇诗人食指和未名诗人葛筱强的帮助最能反映这种常人难以理喻的情操。
朦胧诗先驱食指患病后，一直住在北京沙河第三福利院，苇岸先生的居住地昌平距沙河只有几站路远，苇岸先生认为他负有照料食指的当然的责任和义务。
他定期去探望食指，与他聊天，并给他带去食品和书报。
他曾经将食指的诗作《中国这地方》、《茶》、《我写歌》、《当你老了……》等寄给我，经我手在《武汉晚报》文学版《白云阁》上揭载后，他又将剪报和稿酬送到食指手上。
苇岸先生知道我写诗，也喜爱食指的作品，在1998年6月郭沫若故居的诗歌朗诵会上，他将食指从福利院接出来，代我请食指和《诗探索金库・食指卷》的编者林莽、刘福春，画像作者杨益平一一签名，然后寄赠给我留作纪念。
苇岸先生对另一位素不相识的未名诗人葛筱强的帮助、扶掖与引领，尤其令人感动。
居住在科尔沁草原边上小镇的葛筱强，在《蔚蓝色天空的黄金》这本书上读到苇岸先生的作品后，按照上面的地址写了感想给他。
苇岸先生对待陌生的文学爱好者来信，不像有些作家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他总是一一回复并能满足读者的愿望。
苇岸先生从葛筱强良好的文字素养里，发现了他是一个很有潜质的未名诗人，就写信鼓励他并寄赠了自己的散文集。
他在第一封信中写道：“这是个体之间通过文字产生的一种呼应，我珍视和尊重每一颗这样的心灵。
……作品所呈现的也不再是‘开端’，而是已在‘路上’。
我觉得它只是需要继续完成某一‘作家必备的过程’。
我想你会理解我说的这几句的意思。
有一本《外国名诗人传》，它的原序中有这样一句‘爱好真正的诗歌（文学）的人――每一代人中都有很多――是世界上智力方面最最优等的人’。
我将这句话视作对我们的最好的酬劳。
”此后，他频繁地与葛筱强通信，先后给他写了八封信。
在信中他推荐葛筱强读《瓦尔登湖》，并将葛筱强的诗作《黑夜之歌》推荐给我在《武汉晚报》文学版上发表。
然后又将他介绍给诗人黑大春，使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苇岸先生患病后，还一直惦记着出路费让葛筱强去北京一趟……苇岸先生之于葛筱强，一如当年赵一凡之于一平，周*7英之于黑大春。
这中间，文学引路人的劳绩功不可没。
在这个诗意贫乏、诗心已渺的实用主义时代，诗人受大众和传媒的漠视和诋毁已属正常现象，但这么多诗人与苇岸先生缔交并受苇岸先生的青睐则颇为难得。
在不足四十个年头的一生中，苇岸先生注定与诗人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事实上苇岸先生自己骨子里便是个真正的诗人，他的人品与作品堪当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大地上的诗人”的美誉。
苇岸先生一直在燕山脚下的出生地――天明地静的昌平执教、定居，曾经有好心的朋友想帮他调入北京市区工作，但被他谢绝了。
他忠实于这片神奇的土地，也乐于悉心观察大自然的细微变化和静心倾听自然本身的丰富蕴含。
他常常利用假期独自一人乘火车或汽车自费旅行，深入到风景名胜的腹地和偏僻村落的心脏，借此来亲近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的人们。
到1990年，他已经游历遍了黄河以北几乎全部省区。
1996年8月，苇岸先生和诗人黑大春一道到了山东东明县，沿着黄河大堤从山东东明向河南开封徒步行走，一共步行了三四天。
此后近两年里，他一直计划着写一篇散文《徒步旅行》，涉及人类与必要的徒步、二十世纪之前作家与徒步旅行以及他几次短程徒步旅行的经历，但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写出。
他终身诗意的栖居地――昌平，是处于都市与乡村或者说文明与自然之间的一种过渡和纽带，对他来说，涉入旷野是容易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他总是徒步穿越田野（但决不践踏庄稼），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有时甚至背上望远镜到田野里长时间观看鸟类的栖息、飞翔、觅食。
这种漫游和观察给他的创作带来扎实的第一手材料，也给他在阅读大地、书写大地的旅途中，获得一种精神家园的归宿感和满足感，由此他领悟到被誉为二十世纪的梭罗――利奥波德首倡的“土地道德”（它包括土壤、水、物种、生态系统、植物和动物，是道德向人类生存环境中的延伸），简言之即“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
苇岸先生认同的这种“土地道德”不同于一般的生态保护主义或环境保护主义（近年来在世界上发展最为迅猛的环境伦理environmental ethics又可称生态伦理ecoethics，已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环保运动。
它主要研究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力图通过反思人类实践行为的负效应，确立起人类实践行为的伦理原则及其规范，使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和谐而诗意地栖息在这个有限的地球上。
它的实践性很强，同时又可构成为一种至高的精神信仰），而体现为一种更为内在的生命准则和精神向度，是一种与当代人灵魂处境息息相关的大地美学和存在哲学（即依据一种具有地域性、全球性和历史性的环境伦理，把地球视为充满生命的千年福地，一片由完整性、美丽、一连串伟绩和丰富的历史交织而成的大地）。
苇岸先生在苍茫大地上行走、劳作、生息，他是大地神圣的最后一位守望者。
他笔下的大地既连结着人类和自然界中渺小而可爱的生灵们的来路与去路，又负载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加里・斯奈德在《大地家族》中有这样的话：“最受无情剥削的阶级是：动物，树木，花草，水，空气。
”大地上的万事万物，都有一种自由生长的内在秩序，在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无限进步的盲目乐观主义的挤压下，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污染戕害，已使得人类将不得不面临自食恶果的境地。
在苇岸先生大地上的写作中，他反复给人类发出这样的警示：“在背离自然、追求繁荣的路上，要想想自己的来历和出世的故乡。
”在他寄赠给我的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中，随处可见他的这种朴实洗练、澹然凝重的思想，细致入微、丰蕴厚实的描写。
苇岸先生将“大地上的事情”作为他终生的写作题目，同他一贯身体力行的理想一样，这是一个大地赤子对于自然、生命和人类本身充满爱与尊重的表白，惜乎大地过快地收走了正值创作黄金年龄的他，许多明朗、坚实、清晰、质朴的优美散文也被他带走了。
从1988年开始写作开放性系列散文《大地上的事情》，到他临终时他已完成了75节的长篇散文《大地上的事情》，《大地上的事情》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久已被我们熟视无睹甚至因审美知觉麻木钝化而遗忘了的大自然景观：蚂蚁营巢的三种方式；日出日落的时间和速度；田野上空徒劳盘旋的鹞子；彩色蜘蛛的罗网；季节的生命；迁徙的鸟群；原野上逆风而行的火首；整整齐齐摆在辽阔的大地上的麦田；赋予大地神性的雪；两种北方典型的留鸟王国：喜鹊是王，灰喜鹊是后；飞行迅疾，使人闻其声却难见其形的杜鹃；富于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以警觉和逃遁苛存于世的野兔……他写得那么平静而美好，那么挚爱而眷恋。
在干净、整洁、有力、温暖的文字下面，流动着多么活泼新鲜的诗情画意和深邃精湛的大智大慧。
他在回答《美文》杂志社“散文写作对您意味着什么”时说：“我不大认同现代日益盛行的个体生活理性化，而对世界却采取非理性态度的做法（这种态度早已渗透到文学和艺术之中）。
当人们每天对自己、亲人及朋友尽其应尽的责任时，世界也以同样的理由要求着它的每一个个体。
作为一个散文作家，散文写作对我更多地意味着它是我对这个世界尽责的一种方式。
”1998年初，他打电话跟我说，他现在准备实施一个为二十四节气拍照和记录的计划，在他居住的水关新村小区东部田野选了一个固定基点，每到一个节气都在这个位置，面对同一画面拍一张照片，然后把观察到的节令运行的情景，形成一段当日所见、感受、联想及认识的文字。
时间严格定在上午9点。
我听后很感兴趣，就说这个计划很有创意，有点类似行为艺术，写下的散文小品肯定是另一种文字。
当即我就约他为《武汉晚报》副刊文学版《白云阁》写个专栏，栏目名拟定为《大地上的事情》。
听完我的设想，苇岸先生担忧地说：在你编的版面上出现频率太多怕不好。
在我坚决请求下，他才答应下来。
1998年底，他如约寄来了带有经典性质的农历二十四节气的《立春》、《雨水》、《惊蛰》等前三篇。
文章通过观察节令细微的嬗递和农事疏缓的变更，来体贴大自然率真的表情和微妙的灵性，读后能使人领略到东方节气的准确、奇妙和神秘，并使人能想象到先民天才的智慧，农耕社会的有机以及季节的生命性和万象运行的秩序。
苇岸先生用简约、准确、生动、智性的文字为大自然画像，用心血去表现大地上内在而又丰沛的诗意，文章虽短小，却意味深长。
这正如他在《太阳升起以后》一文中所说：“现代社会不依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演进方向，常常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它正在导致本质上也是一个物种的人类完全脱离星象、物候、季节与动植物环境，而进入灰色的‘数字化生存’世界。
”在此后的通话中，苇岸先生很担心每周一篇稿子接不上，我就初步定在双周一篇，并安排在1999年二十四节气相对应的节气前后发出，其时他已患肝癌，病入膏肓，而我却浑然不觉。
我因装修新居、搬迁到报社宿舍，报社统一安装电话，一直迟迟未装，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与外界隔绝的日子。
而此时，为了排除外界干扰，集中精力写作，苇岸先生将家中的电话插头拔下，只是在中午12�30～1�30固定时间才接上。
1999年元旦过后，我收到了苇岸先生给我寄来祝福新年的贺年卡，上面是我熟悉的笔迹，字体稍稍左倾，像长短不一的柴棍拼成的篱笆，有筋有骨，与众不同。
这张贺年卡不同于以往的明信片，它是用传奇诗人食指《相信未来热爱生命诗歌朗诵演唱会》的节目单作贺卡，苇岸先生在贺卡上写道：“‘四千张贺卡等于一棵大树’，北京的中学生已发出环保呼唤，这是我最后一年给朋友寄贺卡。
谢谢你一年的劳动。
”在读到“最后一年给朋友寄贺卡”这句话时，我心头涌过一阵热流，以为这是他响应中学生们关于环保的倡议的举动，和他钟爱农业文明、关注自然生态、不要过度砍伐森林植被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我并没有在意，这句话里面似乎蕴含着别的什么内容。
如今重读一遍，竟然发现在贺卡最末一段有这样令人伤心的文字：“脑力的不逮使我中止了一段时间写作。
《惊蛰》刚刚写完，现附上。
”现在回想起来，在这张特殊的贺卡背后，冥冥之中似乎预兆了一些什么事要发生。
春节过后，好不容易跟苇岸先生联系上，我才得知他已经去北京地坛医院和肿瘤医院检查确诊为肝癌晚期，并且在协和医院化疗了一次，因为他供职的学校对口医院是昌平县医院，无法诊治他的病。
他说：在县医院那只能等死！所以他只好到城里大医院自费看病，4月6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介入化疗手术，住院仅八天就花费了一万多元。
对于一位仅有七千元存款的清贫的教师来说，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好在北京还有一帮文朋诗友如林莽、宁肯、冯秋子、周晓枫、杜丽、于君、王家新、田晓青、黑大春、树才、彭程、邹静之等人经常去看他，给了他精神上的许多慰藉和一些帮助。
他谈到病情确诊后，他曾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四天，什么都想过了。
他考虑过放弃治疗，不惊动任何人，悄悄离家出走，到南方或到沙漠，走到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或是在途中以其他方式告别人世；也曾考虑仿效诗人海子的做法，并同诗人林莽、王家新谈起过这些死法。
王家新用了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来强力劝阻他：“自杀是肮脏的。
”苇岸先生受到了震动，最终打消了这些念头，对生命的留恋、热爱等至高信念使他留了下来。
5月3日，我跟他最后一次通话，他告诉我《谷雨》那篇文章，刚开了头，就生病了，化疗后吃了一段时间中药，练了一段时间气功，他感觉好多了，就强撑病体，又用一个星期将这篇840字左右的文章续写完成，这或许是他此生中最后一篇文章。
他很怅惘地告诉我，二十四节气怕是完不成了，这是一生中的最大遗憾……我安慰他要静养身体，不要惦念文章。
歇了一会儿，他又告诉我，春节的时候，他给我父母亲家里打过三次电话，想告诉我一些最后告别的话，但我搬到新居的电话没通，我父母亲问他要不要我的call机号码，他说我住的楼层太高，时间又太晚，怕我复机太麻烦，所以他只好作罢。
他还说：上次你来我家晚饭没招待好，我一直很内疚，没法弥补了……听到这里，我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哽咽着不能言语，但我还是强忍悲痛，宽慰他要乐观，要战胜病魔，日子长着呢！他也高兴起来，他说他正在整理这一生的作品和手稿，大约十七万字，准备托付给友人林莽、冯秋子和宁肯，又说我现在可以下楼，呼吸一些新鲜空气，自己还可以做饭，不需要麻烦亲人。
其实他一个人孤独地住在五楼两室一厅里，生活看病都不方便，但他仍不愿麻烦别人，那怕是自己的三位亲兄妹！我小心翼翼地试探了一句：我不知道该不该问，您妻子李松来看过没有？他告诉我他前妻李松在他生病的时候来照看他几次，他说以前只顾自己写作和吃素食，没有给为他作出很大牺牲的妻子以更多的爱，他太自私了，协议离婚也是由他几年前主动提出来的。
他觉得很对不起李松，现在李松要照料她患癌症的母亲，又要照顾他，还要担心来多了，怕苇岸家人以为她是不是有别的什么想法。
此时苇岸先生说话的声音气若游丝，停顿了一下说，现在说话很费劲……歇了好一会，然后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其实小松也不容易啊！从这点上，我又感受到苇岸先生作为男人的柔情一面和他对前妻愧怍和感激不尽的亲缘…… 苇岸先生原名马建国，汉族，1960年1月7日生于北京昌平县北小营村。
198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大学期间开始写诗，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起主要进行散文写作。
他的笔名最初来自北岛诗句：“我是岸/我是渔港/我伸展着手臂/等待穷孩子的小船/载回一盏盏灯光。
”也有另外的因素。
他说：“这个名字在视觉上是一片朴素风景；还有它原本的谐音可警我在灵魂上自励一生。
”从这个笔名的由来中，我们可以窥见苇岸先生是以布雷兹・巴斯尔所称许的“一棵有思想的芦苇”来自况并自勉的。
布雷兹・巴斯尔曾说：“人类只是一根芦苇，原是世间最脆弱的东西。
但这是一棵有思想的芦苇。
用不着宇宙全副武装地把人类轧碎，一股气流，一滴涓水，足以灭亡他。
然而，即使宇宙轧碎他，他也比灭亡他的宇宙更其高贵：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死亡，知道宇宙的优势……”布雷兹・巴斯尔这段话就像是苇岸先生短短39年人生历程的谶语式地写照：苇岸先生――这个世纪末大陆上最后一棵会思想的芦苇，在溷浊的空气中不幸被潜伏在肝脏里的癌细胞蚕食殆尽，他摇曳生姿的躯体经受不住尘嚣飞旋的一股气流的席卷，他正直磊落的心灵也如芦苇一般不堪重负地嘎然折断……虽然苇岸先生的肉身已经火化，但他优美、睿智、温善、木质的灵魂将永世长存，他为数不多的作品和对于汉语写作的贡献也会随着时序的迁移愈来愈显示出它金子般贵重的光泽，愈来愈散发出宁静自然、鲜活馥郁的芬芳。
在《大地上的事情》这部精粹的散文集扉页上，苇岸先生写道：“我欣赏这样的两句话：‘人皆可以为尧舜’、‘上帝等待着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
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真正的作家或艺术家，应是通过其作品，有助于世人走向‘尧舜’或回到‘童年’的人”。
苇岸先生就是属于这样一种“族类”的作家（这类作家即是“木质的、温善的、心灵的、精神的、导引的建设型作家”）：在物质/精神、技术/人文的文明冲突中，苇岸先生用他39年“厉行节俭，抑制贪欲”的俭朴、素食和“内心精神上提高"的自我完善的生命之旅，温和地表达了他对物质的实利主义、对人文环境及产品的技术化和商品化的拒斥与抵制；还用他对大自然心脏律动的倾听以及与大自然相亲相近的大地上的事情的书写，委婉地表示了他对工具理性和现代化负面影响的困惑、忧虑和不满。
他对列夫・托尔斯泰和“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等人促进和践行的非暴力主义一见倾心并推崇备至，而且表里如一、身体力行地积极倡导梭罗、托尔斯泰、萧伯纳等人主张的素食主义。
他服膺和笃行的素食主义不仅仅是弃绝杀生、粗茶淡饭、所求有度的深居简出的日常生活，也不仅仅是出于一种个人的特殊癖好，而是得之于一种深刻的理念和对人类的忠告，那就是抵制金钱至上主义的诱惑、对物欲的节制和对精神自我完善的崇高追求。
他并非主张禁欲主义，但他教人简化生活，“根据条件（资源）许可来生活”，即节制、“悔过和自我克制”并遵循自然的法度，从而将自己诗意的官能保持在最澄澈的状态之中，以便不为物役，保持精神上的自由。
由于身患重病，苇岸先生在医生和亲友的反复劝说下，被迫像吃药一样地开了荤，一度中断了坚持一辈子的素食，为此，他在临终前深表愧悔，让妹妹马建秀记下他最后的遗言：“我平生最大的愧悔是在我患病、重病期间没有把素食主义这个信念坚持到底（就这一点，过去也曾有人对我保持怀疑）。
在医生、亲友的劝说及我个人的妥协下，我没能将素食主义贯彻到底，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在信念上的一种堕落。
保命大于了信念本身。
”在死神君临之前，他忍受着内心剧烈的挣扎和煎熬，再次将自己置于更高、也更苛刻的生命尺度之下。
针对某些人质疑他一方面享受着现代文明提供的好处，另一方面又虚伪地批评现代文明，他这样说服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消费最少的人，也不是消费最多的人，但我敢说我是一个为了这个星球的现在与未来自觉地尽可能减少消费的人。
”苇岸先生声言地球人多粮少，不忍心让自己的孩子增加地球的负担，也不忍心让孩子加入生存竞争，因而他一生也不要孩子。
在《素食主义》一文中，他道出了自己的向往和追求：“除了对一切生命悲悯的爱以外，自觉的素食主义本质就是节制与自律。
……《历史研究》的著者汤因比即认为，工业革命以来被刺激的人类贪欲和消费主义，短短二三百年间，便导致了地球资源趋于枯竭和全面污染。
面对未来，人类不能再心存科学无敌的幻觉，科学虽有消除灾害的一面，但（现实已经表明）一种新的科学本身又构成了一种新灾害的起因。
人类长久生存下去的曙光在于：实现每一个人内心的革命性变革，即厉行节俭，抑制贪欲。
……托尔斯泰也曾讲过，人类不容置疑的进步只有一个，这就是精神上的进步，就是每个人的自我完善，人类如果没有内心精神上的提高，那么徒有外部体制上的改革，也是枉然的。
”他这种特异的声音无疑是属于“稀世之音”的那一种；他这种谦卑悔过和克己自制的生存方式是可以归属于清明拔俗的圣子圣徒的那一类。
在甚嚣尘上的商业化时代，物质的诱惑和文明的陷阱不但没有腐蚀掉他这些充满生命善意与光明诗性的品质，反而更强化了他“只有从物欲的泥淖中挣脱出来才能保持尊严，获得自由”的这种独特的操守。
由此，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与物质文化对峙的自我救赎的不归之路。
他在给友人一平的信中就这样阐述他认同索尔仁尼琴反对“贪婪的文明”和“无限的进步”的信念：“现代人类具有一种被科技进步助长的顺应和放任本能的趋向，而人们乐于把这种本能当作‘人性’。
”在给谢大光先生的书简中，他进一步阐明了他的这种观念：“从终极讲，如果‘大自然’本身存在着某种警告人类（包括它的其他物种）不得越界的‘象征’，而人类又视而不见，那么对科学的无限‘探索’的反对，就是必要的。
对于以科技为本质和核心的现代文明所呈现出的不可逆转的进程，我信奉前苏联诗人沃兹涅先斯基的一个说法：‘如果最终导致人的损毁，那么所有的进步都是反动和倒退。
’”这些箴言圣歌式高贵的金质诗句，是大自然在心脏中所蕴含的话语，它通过这个圣子圣徒之口传授给我们，使我们听了战栗。
在前现代文明、现代文明、后现代文明并行不悖的社会历史进程中，苇岸先生的这种声音显得多么微弱、稀少而弥足珍贵。
在强大的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面前，苇岸先生的这种“稀世之音”尽管有可能被喧嚣的尘世噪音所淹没，但苇岸先生仍通过他坚守的信念和严谨的著述，使跟他接触的人和读到他作品的读者都走向“尧舜”或回到“童年”。
他清洁的精神力量、澄明的俭朴美德和深邃的思想光芒来自圣洁而宁静的天堂，映照出大地上的一切人与事与物的本质和核心。
这个物欲泛滥、精神沉沦、人性沦落的尘世上如果缺少具有使命感和富于理想精神的这种“族类”的作家或艺术家，我们的心灵世界就会黯然失色，大地也会垂首默默无言。
已经沉疴难起的苇岸先生在最后面对死神的日子里，一直很坦然、很平静。
邻床的病友在剧烈的疼痛折磨下，全都在大声地痛叫着，而他却蜷腿坐在那里，怀抱着自己脆弱如苇的生命和坚韧如磐的信念，默默不语……在病魔肆虐、体力不支的状况下，他还锱铢必较地计算着如何运用最后的时光，争分夺秒地硬撑着整理、修订完他自己所有的文稿，把过去文章中不合于自己艺术原则的内容全部删去，并井井有条地安排好他身后的丧事和具体细节（那是一个十九世纪式的葬礼，朴素、永恒、伟大而又深具古典精神），为此他耗尽了一生最后的心力。
他是如此彻底、如此完美的一个人，一个极少沾染世俗油污的圣子圣婴。
他没有孩子，妻子已与他协议离婚；他不要墓地，也不留骨灰。
他干干净净地来，又干干净净地去（“来于大地，归于大地”），除了那些清澈、明亮、滋润、爽洁的“抵达原始”、直抵灵魂的文字，苇岸先生在这世上什么也没留下……苇岸先生在他的《最后几句话》中说：“二十世纪这辆加速的列车已经行驶到二十一世纪的门坎了。
数年前我就预感到我不是一个适宜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甚至生活在二十世纪也是一个错误。
我不是在说一些虚妄的话，大家可以从我的作品中看到这点。
我非常热爱农业文明，而对工业文明的存在和进程一直有一种源自内心的悲哀和抵触，但我没有办法不被裹挟其中。
……我深感自己写的作品数量很少。
我曾在一篇短文中说到：在写作上我没有太大的奢求，一生能够留下二十万字的自己满意的文字就感到非常欣慰了。
但我尚未度过半生，许多想写的作品都未能如愿。
本来我将40岁作为一个新的开端，40岁确是人生价值、写作观念、写作方法成熟的一个转折。
同时我最大的遗憾即是没能写完我悉心准备了一年的《一九九八廿四节气》一文。
”这篇九百字的短文是他从容告别人世、返归大地临行前袒露心迹的绝笔。
一位刚刚进入散文创作艺术盛年的中国杰出青年散文家的文学艺术才华还远远没有完全展露，就和十年前同样居住在昌平的中国杰出青年诗人海子一样，就这样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这些热爱他们的朋友和读者。
在苇岸先生阅读、写作面对的墙上，一直挂着两幅肖像，他们是列夫・托尔斯泰和享利・戴维・梭罗。
他对朋友们说，他是生活在托尔斯泰和梭罗的“阴影”中的人。
实际上，他是一个“人类的增光者”，仁厚的博爱和至善的赤诚以神奇的力量使他在同代人中出类拔萃。
在一个不需要操守、良心，不需要高尚和理想的世纪末，苇岸先生不像某些作家那样放纵，随意为追求产量和追逐名利每日下笔千言甚至万言，他崇尚以最少的文字，写最大的文章，以生命的体验和刻苦的研读为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回答《新生代散文选》编选者楼肇明先生提问时，苇岸先生曾说：“在这个文字被轻佻地滥用的时代，我尊崇古人对文字的敬畏和虔诚。
巨量的字数对一个作家也许是有益的，但世界对此已经表示了它的忧虑。
在散文的道路上，我常常这样提醒自己。
”虽然他写作速度很慢（一年写出两万字的作品对他而言是正常的），但这并不妨碍他谨严而又有节制的写作态度和写作方式，使他的创作达到一般作家难以企及的高度和深度。
他的著作和思想以及独具人格魅力的精神召唤，将滋养我们这些后继者永生永世。
按照苇岸先生的生前嘱咐，他的丧事从简，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和骨灰撒放大地时不放哀乐，另选他喜欢的安详的宗教清唱音乐（诗人王家新送给他的一盘音乐磁带）作为他最终的安魂曲。
5月23日，在京及从外地专程赶来昌平的60多位诗人、散文家、学者为苇岸先生送行。
10点30分，苇岸先生遗体火化前，由他的朋友、诗人树才朗诵专为他翻译的、他热爱的法国诗人雅姆的《为他人的幸福而祈祷》一诗： 天主啊，既然世界这么好地作着自己的事情， 既然集市上膝头沉沉的老马 和垂着脑袋的牛群温柔地走着， 祝福乡村和它的全体居民吧。
你知道在闪光的 树林和奔涌的激流之间， 一直延伸到蓝色地平线的， 是麦子，玉米和弯弯的葡萄树。
这一切在那里就像一个善的大海洋 光明和宁静在里面降落。
而树叶们歌唱着在林子里摇晃 感觉到它们的汁液迎着欢快明亮的太阳。
天主啊，既然我的心，鼓胀如花串， 想迸发出爱和充盈痛苦： 如果这是有益的，我的天主，让我的心痛苦吧 ………… 但是，在山坡上，纯洁的葡萄园在你的全能下 温柔地成熟。
把我没有拥有的幸福给予大家吧， 愿喁喁倾谈的恋人们 在马车，牲口和叫卖的嘈杂声中， 互相亲吻，腰贴着腰。
愿乡村的好狗，在小旅馆的角落里， 找到一盘好汤，睡在荫凉处， 愿慢吞吞的一长溜山羊群 吃着卷须透明的酸葡萄。
天主啊，忽略我吧， 如果你想…… 但是……谢谢……因为我听见，在善的天空下， 这些将死在这只笼子里的鸟， 欢快地唱着，我的天主，就像一阵骤雨。
正午时分，他的骨灰伴着花瓣，被他的亲友们全部撒在生养他的故乡昌平县北小营村东边的东河里和旁边的麦田以及树林中，树才再次朗诵另一首苇岸先生选定的雅姆的诗《为同驴子一起上天堂而祈祷》。
盛放苇岸先生骨灰的瓷坛原是他家中阳台上朴拙的菜坛，家人遵他遗愿，洗干净后用来装骨灰，由此可见苇岸先生一生的生活清贫、俭省、朴素之一斑。
他心爱的藏书原来打算捐献给孕育他童年和少年的乡村学校，后来他担心学校不能按他的意思处理，加上乡村学校设施的简陋，天长日久了，怕这些凝聚着他毕生心血的藏书散失掉，就仍集中保存在他的旧居里。
在昌平和北小营村，有苇岸先生的一生和他那座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的人世间最朴素、最自然、最原始的最后居所。
他如同他崇敬的托尔斯泰一样，都有这样一座“世间最美的坟墓”（茨威格语）。
苇岸先生的生命虽已化作一*6骨灰，撒入正在抽穗的麦田后，却换成了另一种方式的生命。
在他写下的绝唱《谷雨》中他这样寄托了他的梦想和宿愿：“麦子拔节了，此时它们的高度大约为其整体的三分之一，在土地上呈现出了立体感，就像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开始显露出男子天赋的挺拔体态。
野兔能够隐身了，土地也像骄傲的父亲一样通过麦子感到了自己在向上延续……”苇岸先生来自辽阔的大地的深处，也将与大地融为一体，他的灵魂也将与大地上的万事万物荣辱与共、生生不息。
大自然质朴谦逊的儿子―― 大地上悉心的洞察者与罕有的倾听者―― 茫茫大地上漫游四方的行吟诗人和浪漫主义思想家―― 最后一棵会思想的芦苇―― 苇岸先生―― 走向了无限接近天际的天堂之门的彼岸 ………… 苇岸先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