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情色报告：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 大数据时代让我们更累
情色，更通俗点说就是“爱情”和“做爱”。
大部分绚丽多彩的罗曼史，总在转瞬间灰飞烟灭，而极少部分无与伦比的风月韵事，却能在百年之后的百年余音绕梁。
不敢想象，在雄性激素、荷尔蒙，和G点以及性感内衣之下，不会有“情色”二字。
孔子曰：“食色，性也。
”――把情色提高到吃饭的高度，这本来就很不容易了。
在我的概念里，情色并非贬义词，本能的情欲升华了就成为情色，而如果情色再拔高了说，就应该叫文化了。
失去情色的生活，将是一种非常态的生活。
世俗的宽容 小说家郁达夫是那种不喜欢道学家嘴脸的人，他公开宣称自己喜欢在30多岁40来岁、倚街而卖的“小姐”身上寻找沧桑、悲凉和颓废的感觉。
“小姐”一词只是现代中国语法的一种滥用和俗化。
如果我们再结合今天人们所熟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工作机制及环境，产生于近两百年之间，那么，这种“做爱”和“爱情”的历史则更短了。
它关键的发韧大约在一百年前，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
那时，英国的尼采从爱的本质上发出了呐喊：“自有人类以来，人就很少真正快乐过，这才是我们的原罪。
”他把圣经的原罪说无情地颠覆了。
而从性的本质上，霭理士和弗洛伊德分别给予富有创意“性”的解释。
于是，劳伦斯主张“我们在现代必须认真考虑肉体或肉欲独立的性爱。
”于是，金赛性学研究和G点的发现，便顺顺当当成为一种主流，登堂入室；上世纪60年代的性爱解放运动，才会如火如荼，才会有同性恋的合理合法化。
而自晚清以来， 中国命运的日渐衰落，使得人们日益“沉沦”。
西方的种种理论不断渗入，则让情色获得世俗的宽容。
性成熟与结婚年龄 如果说历史都是人类当代解释的历史，那么情与色，也都是人类当代所解释的情与色。
我们在不同的时代，可以决定不同的“情”和“色”的定义和方法。
也是在新旧交替，性压抑与性开放交接的19世纪末，德国古典社会学家齐美尔提出一种新的观察： 一、“激烈的生存斗争使经济独立推迟得越来越晚，职业技术和生活艺术的复杂要求使精神的完全形成越来越晚。
” 二、“一个男人能够合法地拥有一个女人的时刻，变得越来越晚，但身体条件并没有适应这种情况，激发性冲动的年龄……相对较早。
” 三、货币“成为所有事物的价值尺度”。
四、所以，“随着文化的不断成长，肯定会出现对卖淫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 齐美尔在当时下的结论是：“卖淫是性成熟的要求，和结婚最低年龄的要求相冲突的结果。
”我把他的这些观点命名为“齐美尔四点论”。
“老婆”的下场 不得不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情色时代”，诸如暧昧，性、一夜情。
实际上，情况又比齐美尔的预测来得更复杂，在“性成熟的要求和结婚最低年龄的要求发生冲突”之后，可以诉诸解决的办法早已跨出“卖淫”的局限。
我们可以发现，近年来日益普及的“一夜情”、援助交际、裸聊，换妻，绝不是因为网络的发展才催生的事情。
又比如，在“老婆”词语日益滥用和低龄化之下，消极地估计，或许它又会沦为“小姐”一词的类似下场。
因而对“情”和“色”观念的日益模糊而产生的困扰，也绝不是哪一些人的个别问题了。
事实上，我们现在又站在另一次需要对“情”和“色”，重新诠释的门槛了。
今天，我们有了山额夫人梦想的性爱科技，有了可以产生性快乐的药丸，有了试管婴儿，有了被破解的DNA密码。
而这种解释必将继续下去。
所以这个主题，只是一个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