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歌谣：一种被湮没的文学类型
刘彩珍 谢秀琼。
摘要：20世纪20年代初的歌谣界，婚礼歌谣还未获得真正独立的学术地位：婚礼歌谣界的一批研究者，还暂未获得民间文化批评界的关注，直到《歌谣婚姻专号》的创立，使得婚礼歌谣研究作為一个独立的歌谣门类，有了真正发展的学术平台。《歌谣·婚姻专号》聚集了一批民俗学家，开启了学人办刊的新思路，有力地推进了婚礼歌谣研究的发展，也为新式婚姻观的现代启蒙提供了基础。
“五四”时期，随着民族热情的高涨，民俗学家们对有着深厚民众基础的歌谣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歌谣研究也迎来了蓬勃发展。婚礼歌谣作为歌谣大类中的一个分支，它曾伴随着中国民众几千年婚礼仪式的进程，是中国民间的古老智慧和口头艺术的重要瑰宝。然而，婚礼歌谣研究的先河，则是近代以来的事，主要是以《歌谣·婚娴专号》为中心开展的一系列研究，推动了近代婚礼歌谣研究抵达了一个新的研究水平。
早期的《歌谣·婚姻专号》聚集了钟敬文、顾颉刚、常惠、魏建功等一批民俗学家，产生了《海丰人表现于歌谣中婚娴观》《云南关于婚礼的歌谣》等婚礼歌谣研究中的理论名篇，正是由于《歌谣·婚娴专号》的编辑活动，开创了现代婚礼歌谣研究理论的先河。它通过聚集一批民俗学家进行办刊，搜集整理各地婚礼歌谣，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资料方面的重要借鉴和索引，这种“学人办刊”的办刊思路，提升了该刊的学术水平;它通过婚礼歌谣这一学术话题的开辟和拓展，成为该领域研究历史的创造者之一;它鼓励一批民间文化学者进入婚礼歌谣研究领域，推动一批民间文化著作以及婚礼歌谣著作的出版，形成和构建了现代情爱诗的大众传播，启蒙了新式婚娴观念。
一。
对于婚礼歌谣研究而言，1924年的婚礼专刊令人记忆深刻。这一年，《歌谣》中的《歌谣·婚娴专号》创刊。这一期的“婚娴专号”，第一次集中采集了《新打的茶壶》《回娘家》等经典而又短小的婚礼歌谣，开创了国内最早婚礼歌谣采录专刊的先河。《歌谣·婚姻专号》除了收录婚礼歌谣外，还注重婚礼歌谣的理论研究，其研究视野从婚礼仪式、情爱、过程等多个层面全面铺开。作为当时唯一的歌谣研究专刊，《歌谣·婚娴专号》能有这样远大的见识，主要在于它背后聚集了一批民俗学家，由于深厚的专业背景，他们在进行婚礼歌谣研究时，能很好地甄别婚礼歌谣的价值，并且对婚礼歌谣这一歌谣门类进行更深入地研究。
例如，该专号中有杨中伟的《新打的茶壶》：“新打的茶壶亮堂堂，新买的小猪儿不吃糠，新娶的媳妇儿不吃饭，眼泪汪汪想他爹娘，人家都说公婆好，好死了公婆不如爹娘。”（1）整首歌谣采用通俗易懂的口语，白南的格式，内容浅白，通俗易懂。还有白启明采录的三首婚礼歌谣《回娘家》：“回娘家，吓正经，不胜在家看相公，看见床，就是家，看见女婿娘家吗。”（2）《不图田》：“不图田，不图地，只图寻个好女婿，拿着升子借米面，拐过来头看看也惊喜。”③《薅薅脸》：“薅薅脸，薅薅脸，摘摘眉，女婿看见就地围，女婿，女婿你白围，再来薅脸与摘眉。”④从形式上看，这三首歌谣有着和谐的韵律、明朗的节奏;从内容上看，这三首歌谣正是婚礼仪式中的歌谣。这三首歌谣看似简单，却蕴含着丰富的仪式内涵。在演唱过程中，一边演唱、一边做出仪式性动作，让围观的群众能欣赏这一有趣的过程，也能更好地感受到歌谣背后美好的寓意。（5）《薅薅脸》这首歌谣，在念诵歌词的时候，念诵者的手和脚，需要演唱者和歌词对象完成“薅”“摘”等动作，通过这些歌谣动作的完成，寄寓婚礼后男女生活美好的寓意。今天看来，这些婚礼歌谣也许不起眼，可是，正是由于《歌谣·婚姻专号》的编辑们同时也是民俗学家，他们慧眼识珠，让这些婚礼歌谣得以发表、记录，为日后婚礼歌谣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事实上，一部分歌谣采集者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些歌谣的价值。他们认为这些诞生于乡村，流行于村野的歌谣反而保留了新鲜活泼的特色。正如梁实秋在《歌谣与新诗》所说，这些民间歌谣几乎就是现成的、有节奏、有音韵的白话诗、也只有在民间歌谣的音节里还保存着对于有音节的文字的喜悦。（6）。
《歌谣·婚姻专号》还采录了杨劫的《葫芦》：“葫芦芦花上墙来，看见婆家送帖来，驴夫胭脂马佚粉，骆驼驮的洗脸盆，母猪衔的红扎根，山羊搭的花手巾，喜字簪儿十六根的。”⑦这首短小的婚礼歌谣，在当时富有典型意义，它富有表演性，模仿的情境是新娘新郎进入洞房后“闹洞房”的仪式过程。上述这些短小、看似不太起眼的歌谣，其反映了上千年来民间古老的仪式原型，藏着丰富的价值，而正是由于“学人办刊”的办刊理念，才能很好地甄别这些婚礼的价值，等有朝一日重放光彩。
事实上，《歌谣·婚姻专号》采录的婚礼歌谣，一方面为后来的婚礼歌谣理论研究奠定了文本基础，另一方面也为五四以后的新诗创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本。正如顾颉刚在谈及当初发起歌谣征集运动的动机时指出，其最初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新诗创作，因为当时流行的潮流就是在传统中寻找新诗资源，因此，这批民俗学家才“注意到歌谣”。例如，何植三的《新人新眠床》：“新人新眠床，新花棉被燠新郎;两个枕头一个盎，明年燠过小德郎。”（8）这首发表在《歌谣周刊》的文章，也影响了他的新诗创作。在他的新诗《农村的恋歌》中，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妹是鲜花，伊是柴生，教我怎么不爱你？”⑨还有他创作的《农家杂诗》《落叶》等，可以看出，何植三创作的这些新诗深受婚礼歌谣的影响，尤其是那种乡间口语的朴质非常明显。后来的新诗诗人刘大白、冯雪峰、刘半农、俞平伯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能利用家乡的方言资源，写出优秀的歌谣体诗，并且具备一定的风味和美感。
综上所述，《歌谣·婚姻专号》对婚礼歌谣的研究，在数量上也许并不能与之后的《民俗周刊》《新青年》《大公报》等期刊相比，但是《歌谣·婚姻专号》在歌谣整理和研究上，其出版的时间和作品的质量都属于上乘，这与它背后聚集的一批民俗学家进行办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学人办刊”的办刊思路，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婚礼歌谣研究的进展。
二。
随着歌谣研究的推进，以北大学者为中心的歌谣研究者们以《歌谣》为中心，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歌谣研究共同体。随着歌谣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歌谣的一个重要门类——婚礼歌谣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歌谣·婚姻专号》创刊号上一共发表了三篇研究文章，其论题既包括婚礼仪式的实践研究，如《一对歌谣家的婚仪》《北京的旧式结婚》，也包括婚姻仪式中的事物研究《一个全金六礼的总礼单》，还包括婚姻仪式过程中演唱的婚礼歌谣，比如《新打的茶壶》《回娘家》《不图田》等六首歌谣。在该卷卷末，编者还特地附加了一份“本刊启事”表单，交代了《婚姻专刊》创办的由来。一是由于婚姻是人生一件大事，有极繁歧的风俗去表现它，有极具魅力的歌谣去赞颂它;二是本刊的编辑常维钧先生结婚，编辑们则为了祝颂他们的安乐，供给他们“即景生情”的感觉，专门编辑了《歌谣周刊·婚姻专号》。在“本刊启事”中，还向广大同人发出了征稿，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婚礼歌谣这一领域创作中来。㈣。
应该说，《歌谣周刊·婚姻专号》第1卷谈不上研究上的深度、广度，但是作为在中罔第一次刊登跟婚姻相关的歌谣刊物，它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那一时期中罔婚礼歌谣研究的学术水平，并在总体上奠定了中罔现代婚礼歌谣研究的基本学术面貌，即从实践中出发，对婚礼仪式场域的各个角度展开分析阐释，对婚礼歌谣这一特定的文本展开探讨。而在随后的《歌谣·婚姻专号》中，这些研究特征也在不断地加强。
《歌谣周刊·婚姻专号》发表了《一对歌谣家的婚仪》《北京的旧式结婚》等婚礼歌谣研究论文，论题包括婚礼仪式中演唱的婚礼歌谣、婚礼歌谣的礼单、旧式结婚仪式的歌谣等理论研究内容;《一对歌谣家的婚礼》作为《歌谣周刊·婚姻专号》第一篇婚礼歌谣理论著作，详细记录了当时一对歌谣家的婚礼实践，并且把地方采录的婚礼歌谣直接应用在那对歌谣家的婚礼场合中。作者写道：“昨天我在歌谣中随便翻翻，却翻出两首很有趣的结婚歌，我就随手抄了出来，等我念给大家听，这第一首是接亲时的情形，‘开开箱，开开柜，大红褥子大红被。轰，轰，放大炮，姑娘吓一跳，妈妈哭得怀中抱。爸爸带你抱上轿，还有好的呢！请大家静心的听！ ‘绿鸟仔，肚下黄，新打锁匙开新房。”（11）。
在歌谣家结婚仪式中，现场模仿写出婚礼歌谣，表示对结婚新人的祝贺。这正体现了《歌谣·婚姻专号》中婚礼研究的实践精神。
很快，《婚姻专号》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一周后的《婚姻专号》第2卷马上得以出版。《婚姻专号》第2卷也较好地体现了当代婚礼歌谣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其研究内容不但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婚礼歌谣范畴的限制，并且与社会学内容进行交叉，将意识形态和文化批评等西方理论资源引入了歌谣文学研究。例如，《歌谣中的婚姻观》一文中，以婚礼歌谣《金竹桠》《油煎豆腐裹里黄》《远看情姐白皓皓》为范本，探讨了这些歌谣中所包含的社会意识形态内容。例如，《金竹桠》歌谣中，作者从歌谣的字里行间分析出歌谣中民众的“脑筋简单”，民众也正是通过歌谣的演唱，才“得到了精神上的许多安慰”（12）;同一卷上的《瑶人的婚姻》一文通过分析瑶人的婚嫁习俗，推出早期情歌的产生缘由，体现出人类社会学的研究视野。
从上述研究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民俗学家们对西方歌谣研究方法的借用，包括意识形态、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借鉴。在歌谣研究方法引进过程中，这些研究还稍显稚嫩，但也绝不是生硬、急切地搬用新名词、新方法，而是在研究过程中进行了消化。因此，当时的歌谣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尤其是在研究中体现了比较宽广的研究范本和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这也为后续的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开阔的思想空间和更为扎实的理论基础。更难得的是，他们在记录选择婚礼歌谣过程中，深受西方人类社会学学者的影响，采用如实记录的原则，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婚礼歌谣的内容，在当时新旧文化和习俗交错存在的年代，是非常宝贵的。在对西方研究方法的借鉴上，我们可以看出，《歌谣·婚姻专号》研究者们对歌谣学科理论运用的日益熟稔，他们逐渐过滤学术话语更新的生涩感，表现出一种更富有学术理性的从容感。从该刊的前几卷，我们还能看到一些西方理论模仿学习的痕迹，接下来的几卷婚礼歌谣研究，读者很明显感觉到，他们在运用这些理论资源时的日渐深入。可以这么说，《歌谣·婚姻专号》中婚礼歌谣研究记录了我国婚礼歌谣记录及其学科发展的学术过程。
三。
随着婚礼歌谣的搜集和婚礼歌谣研究的推进，《歌谣·婚姻专号》的编辑们发现婚礼歌谣的内容中有一些涉及情爱的部分。例如，何值三采录的《新娘子》：“新娘子，当当吹。日里吃瓜子，夜里抱老子”（13），这首歌谣对新郎新娘入睡的床上生活进行捕述;郑宾于收集的婚礼歌谣“一把扇子里面花，情姐爱我我爱她，情姐爱我花扇子，我爱情姐肚皮软”（14）。这些歌谣言辞大胆，可以说是一种性骚扰行为。然而，这些诗歌，不仅没有遭到人们的反对，反而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成为广泛流传于乡野的婚礼歌谣。
作为《歌谣·婚姻专号》编辑之一的周作人发现了这一现象。他在《猥亵歌谣》一开笔就感叹说：“猥亵的歌谣，赞美私情种种的民歌，即是有两性的烦闷而不实行的人所采用的别求满足的方法。”“它们实在是后来优美的情诗的根苗。”（15）作者郑宾于在《歌谣中的婚姻观》说道：“有几首歌谣，带点猥亵的词儿，我不避免它的缘故，一则是要保存贫民文学的本来面目。”（16）周作人对“猥亵歌谣”极力推广，从《猥亵歌谣》之后，他又写了《征求猥亵的歌谣启》《关于“猥亵歌谣”》《从猥亵的歌谣谈起》等文章，极力推广这类歌谣。就婚礼歌谣而言，“猥亵歌谣”的实质内容就是情爱歌谣。
正是由于编辑们的极力倡导，五四后的情爱诗获得短暂的春天。在《20世纪诗歌大系1917—1927》中，笔者发现在这一时期的刊物上出现了很多爱情诗，甚至还有色情诗，有的在诗艺上还相当优秀。例如，俞平伯《愿你》：“愿你不再爱我，愿你学着自爱罢，自爱方是爱我了，自爱更胜于爱我了。”（17）他的另外一首《假如你愿意》：“我不能有你，且不能有我自己，我当为你所有，假如你愿意。”（18）另一位詩人刘复的爱情诗也是“自然成趣”，《叫我如何不想她》：“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19）。
“五四”后，从这些由新诗诗人创作的情爱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婚礼歌谣中的文化因子，婚礼歌谣中那些直白的语言、和谐的韵律，成为优美情诗的根苗，而这恰恰是新式婚姻观的基础。此后一段时期，出现了汪静之的爱情诗，这既是当时以体现个性解放的抒情诗，特别是爱情诗格外推崇的境界，同时也是婚礼歌谣的收集为情爱诗的创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可以说，偶然问的民间歌在诗人们看来几乎可以说是“天籁之音”。在新诗诗人看来，民歌天然的押韵、比兴，一方面可以构筑起现代新诗与传统文学的通道，提示新诗作者在强调自由的同时也不可以完全蔑视格律、韵脚等。另一方面，新诗作者也应当从民歌中借鉴其形式，而不是它自由的精神。（20）。
总之，《歌谣·婚姻专号》一方面通过婚礼歌谣的采录，收集了民间最基础、最真实的婚礼歌谣，为日后的婚礼歌谣研究提供范本;另一方面，《歌谣·婚姻专号》以报刊为平台，将身边的民俗学者与新诗作家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婚礼歌谣的研究与创作融为一体，共同建构了一个婚礼歌谣的创作研究共同体，促进现代婚礼歌谣的发展。
①杨中伟：《新打的茶壶》，《歌谣周刊》 1924年第1期，第 8页。
②③④白启明：《回娘家》，《歌谣周刊》 1924年第1期，第 8页。
⑤[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 安德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⑥梁实秋：《梁实秋散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第121页。
⑧（13）何植三：《新人新眠床》，《歌謠周刊》1924年第1期， 第38页。
⑦⑩歌谣周刊编辑部：《本刊启事》，《歌谣周刊》1924年 第1期，第8页。
（11）董作宾：《一对歌谣家的婚仪》，《歌谣周刊》1924年第1 期，第1页。
⑨（12）（14）（15）郑宾于：《歌谣中的婚姻观》，《歌谣周刊》1924年 第1期，第2页。
（15）周作人：《猥亵的歌谣》，《歌谣周刊》1923年第1期，第 24页。
（17）（18）俞平伯：《俞平伯十七首》，朱自清编著：《中国新文学 大系诗集1917—1927》，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 29页，第38页。
（19）刘复：《刘复八首》，朱自清编著：《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 1917—1927》，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页。
（20）陈树萍：《北新书局与中国现代文学》，上海三联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