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遗属寓居地及其他]闻一多诗选
《书屋》在2011年第六期有篇题为《闻一多的婚姻和爱情》的文章,说闻一多去世后其遗属寓居白米斜街是组织安排。
此说有误。
对此,有必要加以澄清,免得以讹传讹。
白米斜街位于北京地安门附近什刹海旁边,胡同中部北边的二号、三号和四号原为清末名臣张之洞的府邸,其中三号院为主房:前有照壁,后有花园。
1933年至1934年之间,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代那里购得三号院,以备不时之需。
购了这座府邸之后,冯友兰自己并没有怎么住,倒是他的朋友和亲戚常在那里居住。
徐旭生、常维钧和张岱年等都曾在那住过。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冯友兰一家在那里住了一阵子,后来就去了蒙自和昆明。
抗战期间,北京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
住在这里的,还有李戏渔(濂)、王孝鱼、张恒寿以及鲁迅的学生翻译家李霁野。
当时,每月还来一个比较特殊的客人:鲁迅的母亲鲁瑞或元配朱安。
原来,周老夫人只承认元配长媳朱安,始终与她生活在一起,而不承认许广平。
鲁迅生前,一直负担着母亲和元配的生活费用。
鲁迅去世后,周作人住着兄长生前买的房子却不负担老母和寡嫂的生活费用。
周老夫人和朱安的生活费每月还得由许广平从上海寄到李霁野处,她们再从李霁野那里取回。
开始时是周老夫人自己去取,后来就由朱安去取。
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复原。
冯友兰一家也回到北京。
这事还要从闻一多遇难说起。
西南联合大学于1946年5月4日结束。
冯友兰于5月下旬离开昆明前往重庆。
得知噩耗,冯友兰十分悲痛。
7月18日,滞留重庆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们以快邮代电致教育部长,要求当局缉拿凶手,严究主使,从速处理,以平公愤。
冯友兰在上面签名。
就在这天,他又致函梅贻琦,要求从优抚恤闻一多遗属:“昨日始悉一多消息,不胜悲愕。
此间同人已联名致教部一电,原稿由锡予寄呈一阅。
校中对于一多家属抚恤不知已有决定否,弟意可先决定下学年续发薪津,其余以后再说。
”冯友兰还专门约先到重庆的立雕、立鹏兄弟到自己家,安慰他们。
八月中旬,冯友兰赴美讲学。
临行前,他为闻一多遗属生计之事专门致函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多之死,就清华言,亦为莫大之损失……见报载校中有抚恤委员会之组织,不知有何决定。
在平时,闻家驷屡次来打听弟言,以弟度之,可继发薪津数年,至少一年是不成问题的。
家驷又表示望清华仍为一多家眷留一房子,俾其子女不致离开清华团体。
弟意以一多在学术上之贡献及其死之情形,此点似应亦为抚恤条款之一,望酌定。
如以为可行,并乞告一多太太,俾其放心北上。
” 当时,闻一多的夫人、长子和两个女儿还滞留昆明,次子闻立雕等先回到北京,住在闻家驷家。
到10月份,闻一多夫人携带其他几个孩子回到北京。
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知道后就把他们请到自己家住。
闻一多次子闻立雕在《实说冯友兰》一书中回忆说:“我们回到北平的时候,清华大学没有再给我们提供住房,我们在北平就没有房子住了。
开始的时候是地下党帮助安排住一个房子,那是抗战胜利后党在北平军事调解处工作人员的住处。
后来‘国共谈判’破裂了,蒋介石发动了内战,党在北平军事调解处人员撤走了。
就是因为这样的背景,我们住进去后,国民党警察和宪兵经常去查。
今天查这个,明天查那个。
另外,距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就是国民党的宪兵部队,具体是什么部队,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了,门口站岗的军人荷枪实弹,看着很吓人。
我们从那里路过就害怕,家里还不断有警察来查,搞得非常紧张。
再加上那所房子很小,住不下,所以想搬家,可一时又没有合适的地方搬。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冯先生的夫人请我们到他们家住,当时冯先生还在美国讲学。
”这座住宅有很多院落,冯友兰家住在后面,闻一多家属住在前面。
他们在昆明时就做过邻居。
现在,他们分住前后,同进一门,相处融洽。
就这样,闻一多遗属在白米斜街冯友兰家安心地住了一年多的时间。
1949年初,解放军进入北京,闻一多家属也随军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