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本演进看《史记》中大禹“过家门而不入”的成因
一。
《史记·夏本纪》中的大禹“过家门不敢入”已经成为其勤恳敬业、公而忘私的典型事例，也成为赞美个人品德的重要依据。但由于少有文字史料对这一事件做详细描述，因此一些研究者在承认“过家门而不入”的同时，也对其原因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司马迁通过美化大禹来宣扬儒家“仁政”思想。然而这种解释有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那就是在司马迁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已为董仲舒提出，但其观点并未真正获得当时汉武帝的认可，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只能证明汉王室的观点：“汉家自有制度，本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儒术，用德政乎？”（《汉书·元帝纪》）有研究者分析认为，汉武帝虽然顺利完成了以儒学取代黄老作为国家政治指导思想的历史性转换，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局面的最终实现是在汉元帝、汉成帝时期。①司马迁对儒家的评价也不高：“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太史公自序》）而且从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目标来看，不会主动去宣扬某种思想。
一种观点则认为，在大禹治水的时代不存在大公无私的思想和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尧、舜、禹也不具备大公无私的境界和品质，而且大禹的父亲鲧“治水无状”而被杀，乃尧、舜消灭强敌之阴谋，所以“过家门而不入”只是大禹身处危境全身避祸的韬晦之策。②以现在的太平盛世的标准去衡量尧舜时期的社会，不切实际；以民众未开化否认尧舜之功德，不合事理；以鲧有才能而被杀推断尧舜用心险恶，证据并不充分。
最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大禹“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有外遇。《太平广记》中有瑶姬“授禹策召鬼神之书”的神话传说，但没有两情相悦的描述，因此断定瑶姬与大禹之间有恋情缺乏材料上的支持。再者，在大禹时代，并不是现代婚姻中的“一夫一妻”模式，《史记·五帝本纪》中就有“尧以二女妻舜”的记载，因此婚外情与当时的婚俗并不相符。尽管因年代久远难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但也不能凭空臆测，这不是一种科学严谨的研究态度。
二。
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判断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史料基础上，但一些时代过于久远，历史记录语焉不详，借助神话传说进行合理推断是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因为那个时期没有文字的记载，历史事件都是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得以保存下来，而且在流传的过程中被不断丰富，并演变为神话，因此人类学家维柯认为“各异教民族所有的历史全部从神话故事开始，而神话故事就是各异教民族的一些最古老的历史”③。于是对神话的探讨就成为人们了解和认识远古时代人类生活的重要途径。同时，神话作为最初的样式也促进了文学的产生，正如鲁迅所说：“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④因此神话具有两种属性，即历史属性和文学属性。
于是有一个问题必须解释清楚，那就是现实是怎样成为神话的。人类学研究把这个问题集中在神话叙事中的两个“F”——现实(Fact)与虚构(Fiction)的关系上。Fiction在英语中还有一个解释，就是“小说”。在远古时代，并没有现代“小说”这一文学样式，而只有神话，但同现代小说一样，“虚构的文学世界里必须跳动着现实世界的心灵”⑤。
因此在小说中反映的更多的是一种具体愿望，而不是具体的一个事实，但每一个神话故事往往有一个历史事实为基础。西方的考古研究证实了许多神话中的描述，即在上古时期，真实的历史由于缺乏有效的记载手段只能存在于神话故事当中，所以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神话中的故事都是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人物和事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希腊哲学家乌荷米勒斯认为“神话即历史”，正如《封神演义》是以“武王伐纣”这一历史事件虚构而成的。比较典型的当数神话故事“孟姜女哭长城”，《左传》中一个齐国将士遗孀要求随国君去吊唁丈夫的故事，在各个历史时期被不断演绎放大，增加了姓名、情节以及哭倒长城的结局，在赋予了故事神话性质的同时，也完成了关于生存问题的思考。所以神话的背后是深刻的历史思考和人性探索，这就需要研究者从故事的表象中发现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因此说，Myths（神话）在台湾被译作“迷思”，强调拨开神话的迷雾发现其中深刻的思考，是很有道理的。
三。
仔细梳理就可以发现，大禹治水的故事也是不断发展的。《尚书》中的《虞书》《夏书》是春秋战国人根据古史传说编纂而成的，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其中只有大禹治水功绩的描述，却缺少“过家门而不入”的相关记载。《诗经》中也有“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长发》）“丰水东注，维禹之绩”（《文王有声》）等诗句，同样也没有“过家门而不入”的记载，直到《孟子·滕文公上》才有“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史记·夏本纪》丰富了《尚书》中的内容，同时也增加了“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尽管时间和次数并不相同，但仍可以发现其中文本演进的痕迹，即从对大禹治水功绩的歌颂发展为对大禹人格的赞美，并通过具体事例体现大禹人格的伟大。
在大禹故事的演进过程中，另一种口传的文学样式——神话也在民间流传。不同于见诸文本的记载，民间故事在演进过程中容纳了丰富的想象，《山海经·海内经》中有大禹非同寻常的出生：“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淮南子》中 “禹化为熊”，开凿辕山。《太平广记》也收录了大禹治水受到西王母第二十三女瑶姬帮助的故事：“时大禹理水，驻山下。大风卒至，岩振谷陨，不可制，因与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敕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书……”尽管关于大禹治水的神话很多，但也没有大禹“过家门而不入”的叙述。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更重视历史的真实性，所以他“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於沅、湘”，但对神话故事并不相信：“言九州岛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史记·大宛列传》）。
令人困惑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中却有神话性质的描写。《五帝本纪》中有轩辕训练熊、罴、貔、貙、虎等猛兽战炎帝的故事，《夏本纪》中有大禹“薄衣食，致孝于鬼神”的虔诚，《殷本纪》中有契的母亲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的神话，甚至在距司马迁并不遥远的《高祖本纪》中亦有高祖之母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的叙述。显然司马迁并不是一味排斥神话，而是由于久远材料的缺乏或表达的需要有选择地利用。对于“近之矣”的《尚书》，他采用了高度认同的方式，所以其中《夏书·禹贡》的材料在《夏本纪》中得到了极充分的引用，司马迁更是在《河渠书》中言之凿凿：“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然而比较《尚书》中《夏书·禹贡》等材料就会发现，《夏书》中并没有“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的记载，于是有研究者认为“抑洪水十三年”是司马迁所想象的。⑥因此说，大禹“过家不入。
门”缺少应有的史料依据。
四。
要弄清楚司马迁为何在《史记》中多次强调“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就必须厘清司马迁的政治主张。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特别强调了家族的历史：“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古人特别重视自身家族的背景，因为这种身世常常决定了自身的责任和使命，这正如屈原强调自己“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也正是因为这种家族的使命，他的父亲司马谈嘱托他必须“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这是史官无法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却要表达政治主张的一种策略。文学的这种道德价值评判和政治参与意识从文学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所以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可见司马迁对历史的描述不仅仅是为了客观地再现历史，更是希望通过历史事件的选择和评价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司马迁特别强调了《春秋》对国家的重要性：“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从史实上看，正因为纯朴风尚的缺失，“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从而引起古代思想家关于政治得失的思考，恰如孟子所云“《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这与司马迁“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他认为有国者、为人臣者、为人君父不可以不知作为“礼义之大宗”的《春秋》。
也正是因为对“三王之德”的提倡，并将之作为理想国君道德的典范，决定了司马迁不会选取最原始的材料，这正如他在整理《五帝本纪》时所说，“择其言尤雅者”。在关于大禹的各种历史叙事中，无论是史籍所载还是民间所传，都在不断发展、演进。“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终其终始”的司马迁肯定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关键是看他选取了故事演进过程中哪一点上的材料。显然，司马迁没有对大禹事迹作简单的记述，而是选取了能集中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材料，哪怕其中有适度的夸张，如《夏本纪》中的“声为律，身为度”就是将对大禹的品德赞美演进为对其身体条件的赞美的例证，这样既不会违背实录的史学精神，也不会因为过于神化而显得不可信，因此在《史记》的写作过程中选择大禹“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这一说法也就显得十分自然。
【注释】。
① 刘松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于汉成之世考》，《江汉论坛》，2007年第11期，第111页。
② 仓林忠：《“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新解》，《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第43页。
③ 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④ 《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⑤ 阎连科：《小说与世界的关系》，《上海文学》，2004年第8期，第6页。
⑥ 袁建平：《司马迁的“大禹治河”论》，《大自然探索》，1998年第2期，第113页。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大学附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