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话语的运作分析:形容纪录片的话语
摘要：在纪录片阅读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受众认为，纪录片所展现的是事件全貌，这是毫无疑问的。
鉴于此，笔者运用福柯的话语理论重新审视纪录片，研究发现，纪录片是客观、真实的，但其中是存在纪录片话语的。
只不过纪录片话语通过制作者的运作呈现出一种较为隐蔽的形态存在，使其长期以来一直被受众所忽略。
希冀引起受众，尤其是相关学者的重视和警觉。
关键词：纪录片话语 话语的运作 话语权力 视听语言 英国的文化研究学者霍尔指出，文本的意义并不只在于传者所传递的信息，更多地在于受众所接受的内容、能够接受到什么程度，以及在接受的过程中，再次产生了哪些效应。
也就是说，对于文本的阅读，尤其是纪录片阅读，受众的接受程度和认知经验是影响其传播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一部分受众看来，纪录片所展现的是事件全貌，是客观的、是毫无疑问的、是值得信赖的，正如很多受众对电视的信赖一样。
这样一来，受众无形中对纪录片所展现的事件深信不疑，无主动性地陷入到纪录片独有的收看场域中，忽略了纪录片的真正意指。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就提出了有关话语的概念，“在福柯看来，话语并非一个名词或者一个范畴，它是除‘言语’和‘语言’之外的第三者。
它并非词汇与句子简单的组合，也不仅仅限于语法规则的控制，而是蕴涵了极为复杂的权力关系”①。
随着人们对媒介传播方式日渐广泛的应用，一部分学者将话语理论应用到媒介传播领域。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话语理论尤其是媒介话语理论已经有所重视。
2009年，邢勇在《理论搜索》上发表的题为《话语：审视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全新视角》的文章引起了国内纪录片理论界的关注。
邢勇认为：“纪录片话语，是一种言说方式，它通过纪录片表现出来，背后体现着意识形态的力量。
鉴于此，笔者运用福柯的话语理论重新审视纪录片，并着重分析纪录片话语的建构和运作过程。
只不过纪录片话语通过制作者的运作呈现出一种较为隐蔽的形态存在，使其长期以来一直被受众所忽略。
纪录片话语 影像是以卢米埃尔兄弟的实验性影片为开端的，现在看来，也是纪录片。
为了获取连续性画面，卢米埃尔兄弟利用人眼的“视觉暂留”现象发明了“活动摄影机”，并选取类似火车进站、工人下班、园丁浇花这样的简单事件进行拍摄。
鉴于当时的影片尚处于试验性阶段，没有剪辑技术，两兄弟只好将摄影机架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用一个镜头拍摄下整个事件。
例如，在《工厂大门》中，两兄弟将摄影机架在工厂门外，用大全景收录了工人下班时的情景。
此后，为了收录事件的全貌，纪录片多采用固定的全景镜头进行拍摄。
在战争时期，为了宣传战事、鼓动民众，大量的制作者将创作重心转移到了战争前线。
为了不错过任何重要信息，拍摄者坚持手持摄影机，与作战部队同行，以求获得完整的影像。
在拍摄过程中，拍摄者无法将镜头的焦距和位置预先调试好，而是随着拍摄对象的移动和更换，随时准备改变镜头光圈和拍摄角度。
所以，在纪录片中，我们常常会看到拍摄者在转换拍摄对象时的镜头对焦过程，这在“一切都被事先安排好”的剧情片中是看不到的。
另外，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往往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素或发生一些突发性事件，使拍摄者不得不将镜头转移到那些更加重要的信息上。
第一时间拍摄到“9・11”事件的法国摄影师诺代兄弟，便是在采访一名消防员的时候，听到头顶飞机的轰鸣声，立即举起摄影机拍摄到第一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大楼时的情景，并且在当时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仍然保持手持摄影机，记录下世贸中心倒塌时的珍贵画面。
尽管镜头在此过程中始终是晃动的，甚至是颠簸的，然而，这并不影响摄影机在场所带来的震撼力。
随着人们欣赏水平的逐渐提高，制作者对纪录片的创作也逐步走向专业化。
在创作的探索中，制作者们发现，对视听语言的合理运用给受众造成的心理预期和观影感受并不相同。
例如，固定镜头（一般是全景镜头）会给观众带来摄影机可以收录事件全貌的心理预期。
当摄影机的高度与常人的视线角度基本一致时，受众便会犹如亲身体会一般。
而长镜头使事件看起来并没有因为电影技术的进步（这里单指剪辑技术的发明）而虚构，更没有经过制作者的虚构或重组，而是仍然保持着事件最初发生时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然而，摄影机镜头的对焦过程会让观众觉得影片没有经过事先的编排和后期的处理。
主观镜头，尤其是伴随着晃动的主观镜头，就像是摄影机被赋予在观众身上，摄影机之所及便是观众的视角之所及。
片中若使用同期声而不是后期配音的话，观众便会认为影片看起来是真实发生的。
纪录片在演进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早期科学技术的局限和社会背景等客观性因素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拍摄模式和风格。
然而，发明创造往往源于出其不意，看似局限的因素也会收到超出预期的成效。
纪录片通过这些“不得已而为之”的视听语言给观众造成的观影感受和心理预期的不同，建构了纪录片话语。
纪录片话语的运作 正如福柯所说：“人类的一切认知都是通过‘话语’来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的关系。
”③纪录片也不例外。
福柯指出，话语是“一份有它自己显现规则但也有它自己使用和运行条件的财产”④。
故笔者根据话语的运作规则归纳了纪录片话语的运作（如表1所示）。
言说者通过发生器和文本的使用条件，以及对语言和言语的组合作用，依靠被言说者对言说者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认同，实现其话语的运作；而纪录片则是靠摄影机和事件的使用条件，通过制作者对画面和声音共同构成的视听语言的运用，以及受众对制作者这一社会角色的隐蔽性认同，实现了对话语的运作。
制作者对纪录片话语的运作首先体现在对视听语言的安排和运用上。
制作者通常会用全景式的固定镜头展现事件的客观性，同时，用长镜头为事件做在场性的证明。
预期使观众产生“亲眼所见”的观影感受，拍摄者通常会调整摄影机的高度使之与常人视角接近或直接肩扛摄影机，有时甚至会模仿人的主观视角进行拍摄，无形中也将制作者和摄影机的存在巧妙地隐藏起来了。
在加强观众的亲身感受方面，拍摄者有时甚至放下三角支架，选择手持或肩扛摄影机。
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Garrett Brown发明了摄影机的稳定器斯坦尼康，但大多数拍摄者仍然选择不携带斯坦尼康，甚至会故意使摄影机颠簸、摇晃，旨在达到真实的拍摄效果，制作者有时会故意在转换拍摄对象的时候将镜头的对焦过程展现给观众。
为了使得事件看起来更加毫无疑问，在声音处理上，制作者通常会运用同期声作为还原事件的最有力证词，等等。
这样一来，一切都好像真的如制作者所说：“我的摄影机就像钉在墙上的苍蝇一样。
”不干预、不介入，“我的摄影机从不撒谎”。
纪录片制作者通过摄影机的在场和对视听语言的合理运用，充分调动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去召唤意识中真实的形象感，顺理成章地给观众一个隐含的承诺――纪录片所展现的是事件的全貌，没有刻意突出也没有刻意隐瞒任何信息。
加之制作者对受众长期以来反复的引导和强化，逐步实现了纪录片话语的运作。
福柯指出：“话语不但意味着一种言说方式，而且意味着对言说者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认同。
”⑤受到个体主观因素和种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受众对纪录片或者说对纪录片制作者存在一种认同，这种认同正是福柯所说的隐蔽性认同。
例如，学生对老师的认同，读者对作者的认同等。
所谓“不唯上、不唯书”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这种状况的产生并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潜移默化的，甚至是深入骨髓的，以至于连受众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长此以往，受众便形成了一种固化的、意识形态式的“纪录片展现了事件的全貌”的认知。
另外，福柯指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久而久之，纪录片话语成为一种自然化的、意识形态化的标志，正如罗兰・巴特所说的符码。
这样一来，受众便自然而然地、不知不觉地忽略了纪录片话语，并处于长期以来一直忽略的态势。
纪录片话语之被忽略 纪录片是运用摄影机等科学技术手段，通过拍摄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件而建立的一种影像系统。
鉴于其对真实的人、事件的记录等因素，使得记录片中的人为因素无形中被削弱了。
然而，话语理论指出，话语通过运作势必会导致个体被支配、被操控。
制作者通过对纪录片话语的运作，将信任感和真正的创作意图潜移默化地传递给观众，使观众在观看纪录片时，毫无主动性地陷入纪录片客观、真实的收看场域中，不自觉地忽略了纪录片话语的运作。
甚至一些剧情片通过对纪录片话语的合理运用，大大加强了其真实感。
其中较为有影响力的是第82届奥斯卡一举荣获包括金像奖等六项大奖的影片《拆弹部队》。
这部剧情片运用大量纪录片的拍摄手法进行制作，不仅使影片看起来更真实、客观，还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可以说，通过对纪录片话语的合理运作，可以使一部剧情片看起来像纪录片。
可见，纪录片是客观的、真实的，但这种真实是被制作者建构并运作的，是一种带有“人为操控性”的真实。
纪录片是存在话语的，但是通过制作者的运作，使受众对纪录片长期处于一种深信不疑的心理预期，从而对纪录片话语有所忽略。
结语 研究表明，纪录片是客观的、真实的，但其中是存在纪录片话语的。
只不过纪录片话语通过制作者的运作呈现出一种较为隐蔽的形态存在，使其长期以来一直被受众所忽略。
例如，纪录片话语是如何获得权力的，当下中国的纪录片话语呈现一种什么样的态势，等等。
这需要引起大众，尤其是相关学者的重视和警觉。
注 释： ①林莺：《话语权成因之哲学反思》，《中州学刊》，2008（11），第256 页。
②邢勇：《话语审视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全新视角》，《理论探索》，2009（2），第70页。
③王彦超、任春晓：《关于网络传播时代话语权问题的思考》，《今传媒》，2009（6），第81页。
④路易丝・麦克尼：《福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⑤游鱼、罗双根：《话语权与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应然逻辑》，《求索》，2008（11），第55页。
⑥王治河：《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王伟为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生；关大我为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广播电视艺术学教授）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