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前的宫斗与官战

湘人皆有虎气。独坐江山如虎踞，枪杆子里养精神，此为曾氏；时来我不先开口，运去哪个敢作声？更似左公。李鸿章居江淮似狐狸，手握江南，坐于渤海湾，与慈禧同治，共朝廷“合肥”。

人们说李鸿章误国，多责以甲午战事，其实甲午战败，是李与慈禧同治所致，是慈禧先误了李，李才误国的，李固难辞其咎，但根本还在慈禧。可推倒左宗棠，则是李与慈禧合力，而主动权握在李手里，掂量轻重，拿捏分寸，予夺生死，皆出于李的手筋。

李鸿章下手狠，以为能赢家通吃。他这样想，并不稀奇，因为胜利使人弱智。赢家眼里惟有战利，忘了对手的存在才是自己的前提，打倒了对手，就等于取消自己存在的依据。因此，高手过招，理应妥协大于对立。对立双方，同生共存于一个大局里，妥协方能维持。其势不两立，则大局危矣！这就是所谓的要识大体，顾大局。

所谓大局，不光是一对矛盾，更是一种生态，顾全大局，就是既要解决矛盾，也要保护生态。所谓胜负，不过是在同一个大局里，此消彼长，一进一退，大局一坏，即无所谓成败。可怜曾国藩立下个复兴之局，撑起汉家江山，哪曾想到就这样被左、李之争加上慈禧的“拆那”给破了。可慈禧是个“拆女”，拆是她的拿手好戏，一旦擅权，怎肯与人同治？下一步拆谁？当然是李，拆到临头，李知也不知？为了拆李，慈禧利用了“翁李之隙”。

“翁李之隙”的由来。

翁、李之间那一段恩怨，缘起于发、捻之乱。

翁同龢兄长翁同书，时任皖抚，被发、捻夹击，左顾右盼，结果因“待援不至，待饷不来”而弃定远。定远乃“九省通衢”的战略要地，定远一失，使发、捻连成一片。他逃到寿县，又被发、捻军追至，靠了在城内办团练的员外郎孙家泰和蒙时中率众抗战，才得以人在城在。但孙、蒙二人，因与练首苗沛霖有矛盾，故苗练常来骚扰，朝廷以苗练势大，且向来反复无常，担心谋反，密令翁同书设法搞定。

同书抚苗，但苗提出要孙和蒙的人头，同书听后，竟也照办，孙闻言自杀，蒙被同书抓来杀掉，可他没想到，苗拿到两颗首级后，反而进入寿县城内，将孙家泰全家15口人、大到70多岁的老父、小到才3岁的孩子以及孙氏族人百余口老小，全部杀掉，一手做下“寿州擅杀案”。

《凌霄一士随笔》提到，曾国藩对定远之逃早有不满，又见酿成寿州惨案，忍无可忍，起意奏劾。顾念其父翁心存尊为帝师，圣眷甚隆，门生弟子布满朝列，投鼠忌器，如何下笔？初稿拟就，不满，想亲自动手，也颇费踌躇，恰好李鸿章来，略加思索，便一挥而就，看完奏折，曾氏拍案叫绝：“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此言一出，无人敢施援手。李从此发迹，接了曾国藩的班。

曾国藩让李鸿章来定稿是大有讲究的。对于翁同书的处理，对李是一块试金石，曾氏可以用它来试李，也试一试自己在朝廷的实力。作为皖抚，翁同书本应听从曾氏调度，但皖地颇特殊，清军据皖北以剿捻匪，湘军居皖南以平发乱，翁同书追随清军。当时，清军有两支马队在皖北活动，一支胜保马队，一支僧格林沁马队，名曰剿捻，实乃驰马江淮，遥指江南，控引金陵战局，颇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态势，居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格局，就等着摘桃子。翁同书也想背靠“黄雀”，紧跟“渔翁”，而且欲收编苗练为己用，做朝廷马前卒，做清军跟屁虫，结果清军误他而弃定远，苗练误他而屠寿州。

正是在两军博弈的背景下，曾国藩让李鸿章来取舍，要他在两个师门之间选择，李跟曾氏走，他那一篇奏折，恰似投名状，要取翁家一颗人头。翁不怨曾氏，因为曾氏这么做，别无选择。而李可以选择，他可做可不做，做了就是踩着翁家往上爬，将师道尊严踩在了脚底下，是可忍孰不可忍！李在这场博弈中，不仅迈过了祖师爷，还眼看着左宗棠整了自己的老师孙锵鸣，而横竖不说一句话，直到左去世以后，他才出来说公道话，在《蕖田师七十寿序》里说：“先生之去官，鸿章方治兵，力能白其事。”但适逢战事，怕落下师徒党嫌，不敢为师明辨是非，至今思之，愧负！他还是没说实话，分明是两条路线斗争，还论什么是非？

帝师拧成中国结。

曾氏路线胜利了，他挽救了朝廷，朝廷也就认同了他。但两条路线的斗争结束了吗？显然没有，翁同龢是认人不认线的。对于曾氏路线上的仁人义士、英雄豪杰，如左宗棠等，他都由衷钦佩。总之，翁还是一腔子书生意气，满脑子帝王意识，而没有政治家的大局观。

作为帝师，而且是两代帝师，父为咸丰帝师，他本人是同、光两朝帝师，这样一个以帝师为业的家族，会异化的，尤其他本人，为幼帝师，亦师亦父，把幼帝带大，在潜意识里，会不会搞错了家天下，而自居于帝王家呢？对他而言，不管你什么线，只有皇上，才是他的生命线。忠于儿子一样的皇上，与孝顺自己的父亲，在他的精神结构里拧成一个深情的中国结，如此这般子承父业，亲亲尊尊难免错位，师父角色与臣子身份交叉，理智虽能分辨，可情感老在拧，拧啊拧，拧出这样异化的人！

当年李欺师灭祖，而今，更是一副如梁鼎芬所说的“俨如帝制”的模样。连梁鼎芬那样才20来岁的年轻人，都说李鸿章“罪恶昭彰，有六可杀”，翁当然就更清楚是怎么回事了。李出手逼死了祖师爷，可他逢人便说翁同龢为“二铭”师，说得连王闿运都真以为他将“二铭”师抬到曾氏头上去了，王闿运始终就没搞懂，何以李鸿章越是称赞“二铭”师，翁就越是跟李作对。翁氏自认为，他不仅有着充分的理由，而且也具备了充分的条件和能力，跟李作对。

慈禧把海军衙门设在颐和园里，“以昆明易渤海”，抽海军的血来修园子。她为什么要这么做？腐败或有之，但她毕竟还是个负责任的统治者，苦撑了大清朝那么多年，还不至于因为自己的腐败而将国防搞垮。她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难道是老糊涂了？皇帝不清楚这一点，她可不糊涂，作为家天下的统治者，她心里揣着家与国，老要掂量它们孰轻孰重。女人本来就是家庭守护神，更何况她的家还是个家天下，在家天下里，孝是最高的政治，皇帝亲政，先要表一表的就是孝心，而孝莫大于安家，火烧圆明园之后，最要紧的是给太后安家。

中国不差钱，给太后安个家哪会差钱？可太后说了，她可不能用国库的钱。这么一说，就不能动用经制内的钱，得用经制外的钱了。经制外，不是有海关税，还有厘捐吗？经制外大户，非李莫属，所以，李鸿章必须带头。本来，安家就安家，可以到处找钱凑钱，问题不大。可醇亲王偏要上个奏折，要在昆明湖里练水师，这样一来，修园子的款项针对性就很强了，不是安家，而是海防建设，理所当然得用海军军费。这么做，就得翁来配合，一个从后面掏空海军军费，一个在前面把着财政关口，再也不给钱。李不敢争，谁让他戴了三眼花翎，去做人家的家臣？谁让他“尾巴”大，让朝廷放不下？

“尾巴”大了，那就割了吧！帝师拧了个中国结，锁住了亚政权的命脉。

近人胡思敬，撰《国闻备乘》，其中有“名流误国”一条，提到了翁和李的一段对话，那是清廷被日本人打急了，慈禧害怕，问责于翁同龢，翁虽主战，但战到临头，却无主张，慈禧命翁驰赴天津，翁见李鸿章，先问北洋兵舰，李瞪眼看他，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待平静下来，才掉过头去，缓缓曰：师傅总理财政，平时请拨款便驳回，临事来问兵舰。翁回答说：管钱当然以节约为尽职，若确实需要，为何不反复申请？李说：政府怀疑我跋扈，您老奏我贪婪，我再嗷嗷不已，今天还有我李鸿章吗？翁语塞。

李鸿章去世后，有鸣不平者，说甲午之战，突如其来，日本如恶丐乞讨，英、法、美汹汹，俄国虎视眈眈，举世皆言战，李鸿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