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怀沙生于１９１０年无疑:文怀沙
李辉在2009年2月18日《北京晚报》上发文质疑文怀沙生于1910年。
认为“在2009年的今天,所谓‘百岁’老人,真实年龄应是八十八岁左右。
”但从真实的历史事实分析,他这说法还是经不起推敲的。
其理由如次: 一、“三十岁刚出头”,就最早诠释鲁迅旧体诗,是文怀沙生于1910年的铁证 以研究考证新文学诸问题严谨著称的龚明德在《新文学散札・鲁诗研究的奠基之书》(天地出版社1996年版)中说:“三十岁刚出头的时候,司空氏(即文怀沙――引者)就成为一个‘爱收集鲁迅文献的人’,他说:‘鲁迅先生的旧诗最为我所爱好,从抗战前线就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
前年我在四川白沙教书时,有机会和魏建功先生见面,魏先生也和我有同好,据说对于鲁诗收集用力最勤的是柳非杞先生,非杞是我的好友,于是我得到借抄的机会。
’”此处所引应是文怀沙所著《鲁迅旧诗新诠・引》中的话,说“抗战前”当为1937年前,文怀沙或许还不到二十七岁,就算二十七岁开始收集鲁迅旧诗也可说是相当早的了,但很可信。
如按李辉的“1921”生说,才仅十六岁,这年龄要干这样的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
安徽师大阜阳分校中文系等单位于1977年9月编印过一本《鲁迅诗歌研究(上)》,第二百四十二页《关于〈鲁迅旧诗新诠〉及其他》中说:“约在1943年,他(此指文怀沙――引者)在重庆《国民公报》副刊,用其原名,连续发表什么《鲁迅先生诗抄》。
”这都说文怀沙“三十岁刚出头”,就能研究诠释鲁迅的旧体诗,这是很稚嫩的年龄,且是“开山之书”,应是很有眼光很有见地的拓荒功劳,是对鲁迅旧诗研究的重大贡献。
正如全国最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之一的张梦阳所说,文怀沙“这本书对鲁迅旧诗的诠释还比较简单,属于点评和偶感的性质,不过这是鲁迅研究学术史上第一本鲁迅旧诗诠释,在鲁迅诗歌研究史上是开山之书,弥足珍贵”。
张梦阳是历时九年主持编纂出版了五卷十册一千万字的《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及撰写了三卷本一百八十七万字的《中国鲁迅学通史》的著名学者,他的评价是从事实出发和实事求是的。
鲁迅那些旧体诗若没有相当的阅历与旧学基础是很难弄得懂的。
如按李辉所说,文怀沙时仅二十岁左右,这个年纪一般尚在求学阶段,当是无时间也无能力搞鲁诗诠释工作的,完全不可信。
而生于1910年到“三十岁刚出头”就撰写出《鲁迅旧诗新诠》这部鲁诗研究的奠基之作就已很了不起了,若再小下十多岁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鲁迅旧诗新诠》1947年由重庆文光书店出版,这是铁的物证,假不了。
原版恐不易找到了,但该书被张梦阳收编入《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四卷中,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于1987年7月出版。
此书证明文怀沙生于1910年是完全可信的,说生于1921年倒完全不可信。
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怀沙在文化界已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说明他决不会生于1921年 龚明德在《鲁诗研究的奠基之书》中说:“对文怀沙的蔑视,似乎在四十年代的文人圈中并非个别现象。
如1946年7月23日台静农致林辰的信中就有‘闻(文)怀沙,上学期在红豆树附中教员,弟不认识,传说其自称为鲁迅先生之友云。
’”台静农的信刊登在《新文学史料》总第51期九十三页上,这也假不了。
这里不谈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文人圈里“对文怀沙蔑视”的并非个别现象的其他情况,也不谈他们之间的是非曲直,只说既然台静农(1901―1989)之类人物已广泛关注文怀沙,就说明文怀沙其时在文化界内已经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进入了他们的法眼,这也可说明文怀沙绝不会生于1921年的。
如果其时文怀沙只有二十来岁,很可能是还在求学或刚迈出校门不久的学子。
本事再大,在社会上是难以取得如此高的知名度的。
那时没有现今《百家讲坛》之类的平台,绝不可能一夜扬名文化界。
三、从文怀沙与之交往的文化名人的年龄看,他也决不会生于1921年 文怀沙与之交往的文化名人当然很多,无法胜数。
但据我所知的著名文化人可有郭沫若(1892―1978)、柳亚子(1881―1958)、沈尹默(1883―1971)、孙楷第(1898―1986)、俞平伯(1900―1990)、聂绀弩(1903―1986)等。
文怀沙与这些人的交往还不是一面之缘的萍水相逢,而是有较一般人为深的朋友之谊。
1952年8月文怀沙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了《屈原〈离骚〉今绎》及《屈原〈九歌〉今绎》,同年12月出版《屈原〈九章〉今绎》三书,上面有郭沫若题诗和沈尹默《减字木兰花》词一首等赞之。
1954年4月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及1956年11月古典文学出版社都曾重版上述三书。
2005年6月10日2版的《文汇读书周报》报道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又重版了上述三书,并增加了1962年发表于《文史》第一辑上的《屈原〈招魂〉今绎》,还加了总题名为《屈骚流韵》,并说是经郭沫若、游国恩(1899―1978)及钱钟书(1910―1998)校订。
这样文怀沙之友又增游、钱两人。
如此上述文怀沙与之交往的文化名人除钱钟书与之同龄外,其他都比他大十岁左右:郭沫若大十八岁、柳亚子大二十三岁、沈尹默大二十七岁、孙楷第大十二岁、游国恩大十一岁、俞平伯大十岁、聂绀弩大得最少也还大七岁,这已是非常难得的忘年交了。
如果文怀沙再小下十一岁去又在学术上毫无造诣可言,文怀沙是无由同他们这么多文化名人交往的。
其中有一两个幸或可能,这么多(当然不止上述八人)绝不可能。
四、从文怀沙研究《楚辞》及绎屈原赋的成就、时间看,文怀沙也决不会生于1921年 上面说到1952年文怀沙就由棠棣出版社出版了绎(特别于“译”)屈原赋三书,这比郭沫若的《屈原赋今译》的出版还早一年,从时间上看就是开创性的。
到1953年6月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文怀沙整理的《屈原集》,也是解放后最早整理出版的屈原著作之一,拓荒之功不容否定。
这不用歪曲事实,也不用强词夺理,在当时就是最早的研究《楚辞》的工作,即使不称“第一”,说他是最早研究《楚辞》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是绝不为过的。
即按李辉所引舒芜发表于2008年10月《万象》上蓄意贬低文怀沙的言论看,文怀沙所接受的校注《屈原集》也无疑是难度最大的一种。
我真不明白当时社长冯雪峰何以“弱智”到把最难的工作,让年龄最小、水平最低的文怀沙去承担?莫非早已发现了文怀沙的“反(劣)骨”而让其“砸锅”而调离之?真希望舒芜能像交出胡风密信一样,再交出发现文怀沙“反骨”的“密信”而证实之。
闲言叙过,再归正传。
文怀沙有关屈原赋今绎系列的书出版后,得到许多专家的肯定与称赞,上面提到的就是杰出的代表。
称赞者之中还有胡耀邦同志《致文怀沙先生》的长诗赞之曰:“骚作开新面,久仰先生名。
去岁馈珠玉,始悟神交深。
君自九嶷出,有如九嶷云。
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对屈原赋的研究绎介工作得到如此高层领导人肯定和称颂的至今尚无第二人。
仅此也完全可以说是对《楚辞》研究的重大贡献,怎能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地去搜索个别人片言只语的指缺点之词就全盘否定呢?自古以来又有谁的著作是十全十美无一点缺点的呢?何况文怀沙的都是拓荒之作呢?鲁迅先生说:“中国人对于某人的观察,因其偶有错误、缺点,就把他的一切言语行动全盘推翻。
”李辉质疑文怀沙的《楚辞》研究就是完全采取了鲁迅指出的这种错误态度,也是早已被否定了的“文革”中大批判式的态度。
郭沫若所译《离骚》是1935年在日本时就开始,时年四十三岁,前后延续十八年。
直到1953年6月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屈原赋今译》一书,可见此工作并非轻而易举。
因此文怀沙要进行与郭沫若相同的翻译屈原赋的工作也不可能太年轻。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或更早他四十岁许进行这一繁难的工作,已可谓很年轻之人。
若再小下十岁去,才三十岁甚或还不到,就去进行这样的工作,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能令人相信的,即是说说文怀沙生于1921年是不可能的。
五、从文怀沙催生两大著名红学著作的伯乐识才的慧眼来看,他决不会生于1921年 1950年,文怀沙催促俞平伯修订《红楼梦辨》,并让他改名为《〈红楼梦〉研究》,增添新作,自撰一千三百余字跋文殿后,于1952年9月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极为畅销,红极一时。
可好景不长,仅事隔一年,毛泽东支持两个小人物批判《〈红楼梦〉研究》,由此发动了全国的批判运动。
若没有文怀沙催生出《〈红楼梦〉研究》,就绝不会有后来的批判《〈红楼梦〉研究》运动,也绝不会有以后红学研究如此非凡的热闹局面。
据周汝昌所著《天・地・人・我》一书所知,1950年底许,文怀沙得知他早已撰成《证〈石头记〉》书稿,无由出版。
文怀沙甘当伯乐,慧眼识才,费尽曲折才通过老友孙楷第找到周汝昌,竭诚帮助他在1953年9月仍由棠棣出版社出版了按他建议改名的《〈红楼梦〉新证》一书。
出版后也大受欢迎,畅销海内外,并一直受到毛泽东的青睐与重视。
唐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文怀沙就是识千里马的伯乐。
他在当编辑的短短三五年内慧眼识才,催生出了红学研究史上两大很著名很有影响的红学著作,就是对红学研究的重大贡献。
一个编辑一生能催生出一部在全国有影响的著作也可值得自豪与骄傲。
而文怀沙竟在两年内接连催生出两部影响全国并曾震惊世界,能说无功?当然他的“功劳”是比不上不久之后催生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舒芜和上世纪六十年代将聂绀弩送进监狱的黄苗子的,因此他2008年10月受到舒芜的贬低讥讽也就顺理成章了。
不过,如果文怀沙生于1921年,1950年尚不到而立之年,他是不可能有如此识才的慧眼的。
以上五个方面的铁的事实说明文怀沙生于1910年是不假的,说生于1921年才是为历史事实所完全否定的。
至于为什么文怀沙工作过的地方登记表上出现与事实有违的情况当另有因。
不能仅以此为据就谴责文怀沙今天特意为抬高身价而故意造假。
文怀沙已近年百岁且能健步如飞地出席一些文化活动,这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的奇迹,无端受到“文革”中办专案式的讨伐令人感到震惊和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