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红人:新闻价值被放大的产物] 新闻价值
摘要：网络红人借助网络这一中介往往可以因为一个帖子而“一举成名天下知”。
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无源之水，除了网络推手的精心策划外，它还与整个社会的环境、媒体的价值取向和人的文化心理息息相关。
网络红人所具备的新闻价值要素在传播过程中被无限放大，这与媒体狂轰滥炸式的宣传不无关系，新闻专业主义亟待加强！ 关键词：网络红人 新闻价值 负效应 放大 新闻专业主义 网络红人是指通过网络渠道成名，或在网络内容中频繁出现并获得网民高度关注的人物，不包括接触网络前就很有名的人，如电影和电视明星。
从痞子蔡、芙蓉姐姐、胡戈到天仙妹妹、孔燕松、西单女孩，再到现在的兽兽、凤姐、犀利哥等，网络红人的浪潮从未停息。
网络红人及新闻价值分析 网络红人层出不穷且成名方式各异，其新闻效应也随着传播过程中其他媒体的加入而被逐渐放大。
具体过程如下：网络上有一个帖子被记者或者网络推手所关注，或者是网络推手有意识、有目的地在网民聚集的各大论坛如天涯上发帖，使得网络红人的价值不断“升级”，由极个别人关注到大部分人关注，随后传统媒体盲目跟风，最终这一事件变成了一个有些行为艺术性质的狂欢式的盛宴。
那么，网络红人及其事件究竟是否有新闻价值，有多少新闻价值，就成为媒体人应当关注的一个焦点。
徐宝璜在新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新闻学》这本书中指出，新闻之价值者，即注意人数多寡与注意程度深浅之问题也。
①新闻价值（news value)这一概念在改革开放后被重新重视起来并且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定义。
有的学者将新闻价值定义为“新闻记者衡量和选择事实是否可以成为新闻的标准”②，有的将新闻价值定义为“事实本身所具有的足以构成新闻的特殊素质的总和”③，还有的定义为“新闻满足受众需要所表现出的效用和意义”④。
这些定义从不同层面上对新闻价值进行了表述，但其内涵基本一致。
在此，笔者选用了杨保军在《新闻价值论》中所提出的新闻价值的定义，即“新闻价值就是新闻客体的属性、功能对新闻主体的效应。
”“新闻价值描述的既不是主体的新闻需要，也不是新闻客体的新闻价值属性，而是对象的新闻属性、功能对主体的效应，对主体的作用和影响”⑤。
此次分析的对象是2008年～2010年上半年度的网络红人，名单来自百度网络红人吧、土豆网、56网，QQ票选的2008年网络红人排行榜，包括芙蓉姐姐、后舍男孩、网络小胖、杜鹃哥哥、孔雀哥哥、沈阳视频女、妖妃娘娘、毒药、天仙妹妹、二月丫头；中新网发布的2009中国红人榜，包括“奥巴马女郎”王紫菲、“北京最帅交警”孟昆玉、“糖葫芦西施”康晓菡、“索吻女孩”杨雅晴、“娃娃音”曾轶可、“长腿美眉”孔燕松、“搞怪小子”逯爱岩、“小张柏芝”贡米、90后美女售票员顾佳雯、北大旁听猫；以及猫扑网根据百度指数的用户关注度、媒体关注度等综合指数统计出的2010年上半年颇受网友关注的网络红人，包括凤姐、串场哥、犀利哥、马诺、闫凤娇、兽兽、妖娆哥、瞌睡哥、高数哥、宠物女、未来哥、被子哥、三轮哥、担忧爷共计33人和一只猫。
国内许多新闻学者对新闻价值要素进行了研究，如徐宝璜教授提出的“个人之关系；人类之同情；求胜之竞事；著名人物之姓名；著名机关之名称；事情之稀奇等”；陈力丹教授提出的新闻价值十大要素；李卓君教授提出的“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
这些基本都围绕时效、重要、相关与否、冲突、名人（地）等几个要素进行论述，若作为分析依据则过于笼统。
本文采用了哈尔卡普和奥尼尔提出的十项新闻价值作为分析的依据，1.涉及权力精英，包括个人，组织和国家；2.涉及名流；3.娱乐性，例如性，人性喜好和戏剧；4.轰动性；5.好消息，例如获救，个人成功；6.坏消息，例如悲剧和事故；7.规模性；8.相关性，包括文化密切性和政治重要性；9.后续报道；10.报纸的议程，既包括政治因素，也包括该文体的结构因素。
笔者分析后发现，他们是草根明星，不涉及权力精英和名流，查看他们的成名经历除去不雅照、恶搞、外貌、出格言行等关键词，也很难界定他们的个人成就，常常是个人行为，不构成规模性或直接的文化或政治相关性。
经过仔细的比对，笔者认为网络红人的新闻价值在于娱乐性和轰动性，网络红人给社会大众提供了更多的谈资。
那么，网络红人的新闻价值究竟有多大呢？人是社会性的动物，需要通过新闻了解各种信息，这决定了新闻只能在人们的需要中实现价值。
由于硬新闻具有重构事件的真实性、极强的时效性以及能够满足人们决策需要等特性，因此从理论上讲，硬新闻应该是受众最需要的信息。
而当下互联网和传统媒体对网络红人不惜版面和人力的追捧的媒体行为，大大弱化了新闻重构事件真相的本质，偏离了新闻提供信息、监测环境的首要功能。
毫无疑问，网络红人的新闻价值被放大了，那么，其背后的操控者究竟是谁呢？笔者认为，网络红人的蹿红不仅归因于网络推手的推波助澜，更与整个社会的环境、媒体的价值取向和人的文化心理息息相关。
三者“合谋”放大新闻价值 凤姐绝对称得上是2010年度的风云人物：“9岁起博览群书，20岁达到顶峰，智商前300年后300年无人能及”的雷言�语，令人咋舌的高标准征婚条件，一炮而红。
江苏卫视的“人间”栏目在凤姐火起来后，很快请她做了一期节目，但是因其极具戏剧性和争议性，再次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引来更大范围的跟进报道。
在网民、媒体、社会三者“合谋”下，其新闻价值被放大，“凤姐”随之成为社会话题。
利奥塔说：“了解社会，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首先选择向社会发问的方式。
”⑥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在失范状态下，社会不能调整人们正确认识自己的需要并用恰当方式满足自己需要的状态，社会中缺乏是非、对错的规则标准，个人需要急剧增长并失去控制，缺乏合适的方向和适度的界限。
”⑦转型期社会环境为信仰危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审丑等文化心理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网络红人又为其提供了消遣与娱乐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转型期复杂的大众文化心理。
市场经济的效益优先原则。
20世纪末，媒体走向市场自己找饭吃，优胜劣汰的竞争压力导致媒体生产媒介产品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场经济效益有限原则的影响。
为了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媒体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注意力经济”时代，低俗化与轰动性信息最易吸引受众眼球，自然也就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重点。
同为网络红人，芙蓉姐姐、凤姐这类低俗人物却比“抡车男”这类正面人物更受媒体关注，正是市场经济效益驱动下的扭曲产物。
“在我们今天的大众传媒上，更有意义的新闻角色大多默默无闻，更无意义或更有负面意义的新闻角色则易于煊赫一时。
黄钟奈何毁弃，瓦釜居然雷鸣。
其间，有‘黄钟’的原因，有‘瓦釜’的原因，更多的则基于传媒的时代之病”⑧。
网络红人缘起网络，而网络报道又给传统媒体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理由，传统媒体顺势跟进。
在经济效益的推动下，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你方唱罢我登场”，甚至“同台PK”，再加上广大受众的积极参与和热情互动，网络红人想不红都难。
“就像在经济学领域里所产生的从生产者导向转换为消费者导向的发展潮流一样，媒介所发布的新闻有任何一点旨趣上的变化都是由受众市场引起的”⑨。
现代社会人们面对复杂的社会往往会产生失望、压抑等负面心理，但是由于社会行为规范及个人自尊心理的束缚，往往不能完全释放自身的情感，“凤姐”们的出现迎合了受众的享乐和消遣的心理需求，承载了人们窥私、起哄等心理，满足了人们的一时快感，这也是网络红人受到媒体追捧的原始动因。
人们的关注点从有意义的政治新闻、社会新闻变成一个个的娱乐明星。
大众媒体的盲目跟风又引导着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些事件，这样的行为势必会对社会行为系统产生反功能（dysfuction)，“超越了缓和情绪的需要，反倒降低了社会大众对环境的警觉性。
占去了人们对其他事务思考、专心、创造的时间，对于社会事务的处理逐渐失去进取心，使人被这些例子诱导，逐渐失去对事物的复杂及严重多注意，因而失去了积极性。
”⑩媒体作为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对人们构建对世界的认知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传播学奠基人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大众传播媒体有三个功能：环境监测；协调社会各部分的关联以适应环境的变化；社会文化世代相传。
那么媒体应如何应对网络红人现象呢？ 认识：网络舆论并不一定是大众的舆论。
“网络舆论作为一种群体意见的自然状态，不可避免地带有情绪化和非理性成分”，因此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不要一味跟风，不要轻易把网民的意见视为舆论。
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络之外，网民在全国人口中占的比重与网络之外的人们相比还是有限的，而且能够在网上发表意见的人数，只占所有网民的2％，经常发表意见的人数更少。
陈力丹认为，使用网络舆论的概念要慎重。
一般情况下使用“网络意见”较妥当。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认为网民就是整个社会公民的全体，网民也代表不了全社会的公众利益。
谨防：娱乐至死现象的出现。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就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说道：“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形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
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属，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一个健康的社会，权力应该多样化，通往权力的路也应该多样化，我们对网络红人如芙蓉姐姐、罗玉凤这类人的选择给予尊重。
网络红人因具有一定新闻价值而成为新闻内容无可厚非，但媒体若把自己等同于网民个人，把现实中不能调侃的、压抑的一些志趣放大，对所有严肃的、正统的东西加以嘲弄和解构，一切公众话语都以娱乐的形式出现，那媒体便是自掘坟墓。
追求：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在西方的语境中产生，它是“商业媒体赢利（business interests）和服务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s）这两个动因之间的矛盾和张力的产物”。
网络红人的出现与整个社会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人才成长机制不健全都有关系。
但媒体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网络上把关人缺位导致信息真假难辨，再加上媒体自律精神的缺失，导致新闻越来越向媚俗化、低俗化和商业化方向发展，我们必须纠正这样的做法。
新闻媒体承担着警戒和守望社会的监督职责，他们的职业形象应该是追求真理、服务社会，在公众心目中树立形象，如果任凭媚俗化倾向的泛滥，就会出现像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预言的那样，人们可能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变得被动和自私，真相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我们的文化将成为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媒体有责任告诉人们：不要毁掉我们真正应该热爱、应该追求的东西。
注 释： ①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王泽华：《新闻价值规律与市场经济》，《河北学刊》，1995（3）。
④刘建明：《传统新闻价值观的自我颠覆》，《当代传播》，2002(5)。
⑤杨保军：《新闻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⑥J.F.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⑦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⑧杜骏飞：《大众传媒的瓦釜时代》，《南方周末》，2007（5）。
⑨杜骏飞：《Internet:被解放的新闻价值观》，《现代传播》，2002(1)。
⑩陈力丹：《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08》，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张颖：《网络舆论价值的偏离与回归》，《新闻界》，2009（1）。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2002年版。
阿道司・赫胥黎著，王波译：《美丽新世界》，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8级硕士生）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