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国学界小说述评
[摘 要]学界小说是二战后逐渐被人关注的一种文学类型。当代英国学界小说在战后半个世纪中随着英国社会文化的变化逐渐发展起来。当代英国学界小说具有比较强烈的现实批判意味，与文化思潮变迁密切相关，这就使当代英国学界小说呈现出文化叙事的特点。其主题主要体现在：传统文化对个体的心灵抚慰以及个体对信仰的怀疑，新旧文化冲突与社会危机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自由主义的悖论以及权力、性与学术的合奏，文化习俗的碰撞，对学术文明的思考。正是通过对这些文化现象的描述和批判，当代英国学界小说揭示了学界从业者的内心世界、文化困境和价值信仰的危机。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8）01—0104—07。
二战后，大英帝国虽然崩溃，但英国文学仍然呈现强势的劲头。除了后殖民主义文学在英国得到长足的发展外，学界小说①这种文学类型也逐渐兴起并蓬勃发展。这与二战后英国大学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有关。学界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别，主要指以大学校园为背景进行故事叙述的文学作品，主人公多是大学教师或与学术研究有关的人物。学界小说的作者、读者和作品所描述的对象都在文化圈内。二战以后，英国社会经历了很大变化，战争创伤、福利国家、教育改革、阶级关系、女权运动、凯恩斯主义与英国病、货币主义与撒切尔革命、保守党失势与新工党登场等，这一切导致英国人的价值观发生重大变化，文化思潮也经历了重大变革，而这一切变化在当代英国学界小说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当代英国学界小说最初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成名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作家的创作，像C.P.斯诺（C.P.Snow）的《大师们》（The Masters， 1951）和二戰后著名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的小说《新世界交响曲》（A New World Symphony）①，二者都以校园为背景进行故事叙述，主要对大学教员的生活进行了描述，当代英国学界小说的端倪在这两部作品中得到体现。
二战前，在英国往往是家境殷实的子弟才有机会在历史悠久而著名的大学里接受教育，出身低微的工人子弟没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英国历来就是注重修养和文凭的绅士社会。社会和政府机构往往青睐那些毕业于知名学府的学生，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多来自牛津或剑桥的缘故。1941年，教育大臣巴特勒发表了著名的《教育问题绿皮书》，提出平等教育权利问题。1944年，通过了巴特勒提出的教育法案，公立中、小学一律免费，贫困大学生可以得到政府资助，于是大批工人子弟开始进入大学学习。”[1]但是，当第一批中下阶层出身的大学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后，却由于缺乏有力的家庭背景，很少有机会跻身上流社会，他们不免感到愤慨。于是，一些具有一定文学修养的毕业生，就用小说来表达对于社会现状和传统观念的强烈不满。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就是其中一位重要作家，他的小说《幸运的吉姆》（Lucky Jim， 1954）以大学校园为背景，作家通过小说主人公表达了对社会现状和传统观念的强烈不满。《幸运的吉姆》标志着当代英国学界小说逐渐走向成熟。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英国社会的变化以及教育的极大普及②，以大学为背景的小说急剧增长，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学界小说家，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和戴维·洛奇（David Lodge）。两人都曾执教于伯明翰大学，后来布雷德伯里成为东英吉利大学美国文学教授，洛奇成为伯明翰大学英国文学荣誉教授。他们同时具有学者、批评家、小说家三重身份，在理论研究和小说创作方面都颇有建树。布雷德伯里的学界小说主要有《吃人是错误的》（Eating People Is Wrong， 1987）、《向西行》（Stepping Westward， 1968）、《历史人物》（The History Man， 1975）、《兑换率》（Rates of Exchange， 1983）；洛奇的学界小说主要有校园三部曲：《换位》（Changing Places， 1975）、《小世界》（Small World，1984）、《好工作》（Nice Work， 1988），还有一部与校园有关的小说《想》（Think…，2001）。
布雷德伯里和洛奇创作的学界小说代表着当代英国学界小说的辉煌，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风格。与二人作品风格相近的还有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的《书与兄弟情谊》（The Book and the Brotherhood，1987）、A.S.拜厄特（A.S. Byatt）的《占有》（Possession， 1990）、扎迪·斯米丝（Zadie Smith）的《美的学问》（On Beauty， 2005）、C.J.罗兹（C.J. Rhodes）的《纷扰大学》（University Shambles，2009）。这些学界小说在反映学界小说主题和描写学界从业者的生活上虽无法与布雷德伯里和洛奇的作品媲美，但在体裁革新以及主题反映的广度上仍有其光辉的色彩。
目前，英国学界小说创作高峰已过，但其作为一种文学类型仍在发展。当下的学界小说更加关注自我主题，传统价值和知识语境中的自我存在成为小说家书写的话题，创作手法逐渐向传统的现实主义回归。
在总体上，学界小说具有讽刺风格，具有比较强烈的现实批判意味；同时大学是孕育各种思想的地方，也是各种思想交锋的场地，所以学界小说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了文化叙事的特点。
（一）传统文化对个体的心灵抚慰以及个体对信仰的怀疑。
英国人曾以其悠久的大学和社会制度而自豪，对他们的传统价值充满自信。二战后，传统价值受到冲击，但其曾给人们留下的美好印象依然萦绕在一些人的脑海中。斯诺的《大师们》就是个乌托邦式的学界小说，该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故事背景设定在剑桥大学的一个学院。故事一开始，高级讲师保尔·加戈告诉年轻的法学教授刘易斯·艾略特，院长费农·罗伊斯得了癌症，院长的位置需要新的人员接替。这对于学院有竞争实力的教授们来说不失为一个向上爬的绝好机会。故事的主要情节围绕着内部竞选新院长的选战展开，学院里有13位教授参加角逐，最后要在加戈和生物学家托马斯·克劳佛之间选出一位。斯诺曾在剑桥大学学习和工作过，《大师们》中的很多情节反映了他在剑桥大学的生活，特别是基督学院和三一学院的亲身经历。斯诺在这部小说中对传统学术文化虽有讽刺，但更多的是肯定。学院里那13位教授，大约有半数从某些方面来看是失败者或者徒有虚名，但是，斯诺赞赏学院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社会空间，使他们能够兴旺发达，使他们在失落的同时，心灵可以得到慰藉，因为这里的教授还坚信传统学术价值观，而宁静的大学可以为他们提供实现其学术理想的空间。斯诺的《大师们》告诉我们，大学教师之间虽然为争夺职位不免会相互攻击或算计，但大学生活还算是比较有意义和幸福的生活。正如小说的叙述者刘易斯·艾略特在该小说结尾所说：“在学院里，每个人对人生的感悟都不一样，除了罗伊·卡尔弗特感觉比较忧伤外，大家都认为教师是个不错的职业。……在我来到这个学院之前已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几度沉浮，至今我还在寻找生活的目标。我有幸在几个不同的职业亲密生活过，但是在所有这些职业中，我觉得大学里的人们过的是最舒服、最自由和最没有焦虑的生活。”[2]对于雄心勃勃希望竞选上院长职位的50岁的加戈，斯诺在温存批判的同时，认为这些辉煌即将过去的教授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正如书中所写：“他向往院长享有专用住宅的排场，……与众多雄心勃勃的人们一样，他相信有些事非他不可。……他梦想着权力到手之后他所做的一切。……带着这样的热情和抱负，他把学院想象成一个宁静、和谐、不同凡响、富有创造力、充满欢乐的悸动、优雅得熠熠生辉的地方。”[3]20—21。
菲利普·拉金《新世界交响曲》中的主人公巴特菲尔德是一名讲师，为了申请教授职位，可谓费尽心思。因为他觉得一旦申请成功，他就跨入了人生的巅峰。而他又觉得自己资历学识很难达到要求。于是他陷入了苦恼之中，不得不靠威士忌消愁。对于苛刻的要求，他无能为力，这一切使他对自己的能力以及对学术的追求产生怀疑。他不是投入到实际的工作奋斗中，而是想象着自己能写出学术著作，有令人羡慕的教学和学术经历。他觉得自己的申請简历应该含有“1939—1945年，参与具有全国影响的工作；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应邀完成的关于这个人或那个人著作的选定版；出版作品包括……他的这些想入非非，又搅得他心绪不宁起来，他给自己又倒了一杯酒。简直无可救药，无可救药啊。”[4]在这部拉金未能完成的小说草稿里，巴特菲尔德的理想与感伤交织在一起，痛苦的经历使他对教师职业、学术信仰充满矛盾，他开始怀疑生活，怀疑学术的意义和价值。
（二）新旧文化冲突与社会危机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
战后的英国伤痕累累，社会各种矛盾凸显。知识分子不再对未来存任何幻想，他们的心态变得现实，而传统清教所宣扬的价值观念似乎不再有现实意义，过去的信仰崩溃了，而未来的前途又渺茫，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感到空虚、迷惘、压抑、孤独。以金斯利·艾米斯为代表的这一代作家，又被称为“愤怒一代”作家，金斯利·艾米斯的《幸运的吉姆》①展示了战后心理失衡的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所暴露出的其他种种尖锐矛盾。吉姆来自社会下层，英国的普及教育制度使他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他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作为下层知识分子在传统等级观念的压抑下无法实现自身价值，无法得到上层社会即知识界和文化界的认可，他对这种不公强烈不满，只好通过对传统观念、世俗观念的反叛凸显自身的存在。吉姆作为一个大学历史教师，本应该致力学术研究，可面对不公的现实，他只得想尽一切办法跻身上层社会。而这个上层社会又是他极为讨厌的。吉姆不像是一个学者，斯诺笔下所描述的推动着教师做学术的信仰和文化氛围，在吉姆身上丝毫没有。他研究的专题是“中世纪的生活与文化”，可这不是出于他的研究兴趣，而是个无奈的选择。正如小说中的人物狄克森所说：“我们专攻的方向往往是我们最痛恨的？”[5]33—34吉姆之所以还待在校园，是因为有女性吸引着他，而非学术。玛格丽特·皮尔是一位历史学讲师，吉姆对她的衣着打扮比较关注：“绿色的佩兹利涡旋纹的花呢上衣，脚上配一双低跟、类似天鹅绒面的鞋”“多彩的衬衫、裙子带有流苏的边和口袋。”[5]11他还注意到“她的眼镜腿边挂着几簇棕色的头发……嘴角向下弯曲，虽然若隐若现，但是确凿无疑”[5]20。玛格丽特在学术上常常表现的有点神经质，可吉姆仍对她百般勾引，给她诗集，衬页上还写着一些暧昧的话。他想和她亲密浪漫一回，最后二人分手的时候，吉姆想到的是要是她再漂亮点儿就好了。在该小说中，韦尔奇教授喜欢卖弄自己的知识，表现自己的绅士风度，而吉姆说话粗俗，还夹杂着可笑的方言，那些“高雅”的教授常嘲笑他是个小丑和乡巴佬。吉姆非常鄙夷那些虚伪的“高雅”知识分子，但为了女人和房子等现实生活目的，他又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跻身“高雅”的知识分子行列。这正是他的悲哀和痛苦所在。吉姆对周围的环境特别是他周围的教授深恶痛绝，他以违背自己心愿的方式反对令人窒息的传统等级文化，他似乎笑到了最后，离开学校去了伦敦，可是学院里没人分享他的胜利，他去伦敦是无奈的选择，是逃避，是流浪，等待他的人生也许更加滑稽和苦涩。
（三）自由主义的悖论以及权力、性与学术的合奏。
英国学界小说在写作手法上虽然具有后现代主义的风格，但在思想内容上却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布雷德伯里和洛奇为代表的学界小说作家在借鉴狄更斯小说幽默讽刺风格的基础上，以轻喜剧的方式描绘了在一个所谓自由主义的世界里个体困苦不安的无奈命运。权力、性与学术交织在一起，展示出了不同文化价值观念之间的差异和碰撞。正是这些矛盾的存在，享乐主义、假学术、追逐权力等庸俗的“反文化”逐渐渗透到英国的大学校园之中，这种强烈的批判精神，引发人们思考大学核心价值的内涵，思考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思考真正文明的道德信仰体系的建构是何等重要。在《吃人是错误的》这部小说里，主人公特里斯教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担任一所大学的系主任，他性格稳重，做事谨小慎微，对周围发生的文化颓废现象也只能做一个旁观者，后被迫参与其中。他企图培养他的学生热爱真和美，而在当时的校园文化环境里很难达到，最后他自己也拜倒在一位颇具优雅之态的研究生的石榴裙下。
《历史人物》描绘了一幅充斥着激进政治思潮和放纵两性关系的校园生活图景。故事的背景是沃特茅斯大学，表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所经历的女权主义、嬉皮运动、左派和性解放运动中最为糟糕的方面。在这所大学里，一些楼厅取名为霍布斯、康德、马克思、黑格尔、汤因比和施本格勒，这一切都让人觉得在这个新式标准大学里，人们生活的是何等自由，各种思想都可以并行存在。学生可以上演马克思主义版的《李尔王》，或者是资本主义版的布莱希特。女子有自由裸身相会小组，还有革命学生联盟和盖索克伊丽莎白式牧歌演唱晚会。这种乌托邦式的自由校园只是一种表象，隐患处处都是，正如书中所写：“灾难已经来临，蝗虫正在蚕食大学美好旧梦。雨中的大楼一片漆黑，水泥上斑痕累累，玻璃上灰尘积聚，服务变得越来越少。涂鸦专家在水泥墙上到处涂着‘停止野蛮迫害’‘爱尔兰共和军’和‘抵制嬉皮’等字样。图书馆里发生过一次小火灾；强奸和行凶抢劫在这个良好的阴暗角落里偶有发生。激进主义突然占据校园，又突然消失；阿波罗代表的理性和迪奥尼索斯代表的非理性无休止地斗争着；学生中泛性主义盛行；自杀时有发生。”[6]这种自由的校园已经危机四伏了，也难怪布雷德伯里在接受采访时说：“在创作《历史人物》期间始终感到痛苦沮丧；这部小说是我所写的小说中最凄凉的作品。”[7]26而掌管这个堕落校园的正是那个“历史人物”霍华德·柯克先生。在这部小说中，霍华德·柯克是社会学系的教授，是一个让人感到恐惧的人物。他身穿毛茸茸、松松垮垮的马甲，写有两部令人不安的知名著作；他欺负男同学，尤其是那些持不同政见者；他坚持不懈地策划，企图使校园处于动荡骚乱之中；他是新时代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产物。他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教条，利用自己手中的学术权力，用极权主义手段在校园里推行“社会革命”，并认为他自己代表着历史的方向；他还和女同事谈情说爱，和相貌姣好的女学生上床，道德的堕落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芭芭拉·柯克是霍华德的妻子，也是一个激进分子，她以自己的方式到处活动，跟霍华德不相上下；她周末会去伦敦和她的情人约会。在该小说中，柯克夫妇被描述成厚颜无耻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以历史为借口，来证明他们激进的极权与平均主义的合理性，实际上他们是否定过去一切传统文化的人。在布拉德伯里看来，像他们夫妇这样的人，最终会成为历史的绊脚石，只会去摧残别人、机构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