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阳(一九六六――,一九七六)_红太阳集团
《东方红》（集体词，陕北民歌原曲）由一首民歌小调被推上“圣歌”地位，始自“文革”之前的一九六四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为此开了头。
“文革”开始后，《东方红》的地位越来越特殊。
在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群众集会上，在中共的代表大会上，在国庆节、五一劳动节的庆祝游行中，毛泽东都是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成了一种象征。
每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东方红》开始，夜间则以《国际歌》结束。
一九六六年“破四旧”狂潮中，北京三十四所中学的学生，一度筹备将北京市改名为“东方红市”，被周恩来总理得知后劝停。
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上播放的乐曲，是《东方红》。
那是一个红色海洋的时代，那是一个个人崇拜的时代。
没有人统计过，在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中国大陆公开演唱的歌曲中，在歌词中找不到“毛主席”或“毛泽东”这仨字儿的会有多少？很可能，不会超过1%。
歌颂毛主席的红太阳颂歌，是那个年代数量最大、流行面最广的歌曲。
当时，全国人民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连住在广州宾馆的日本外宾也不能例外，宾馆的老员工不时看到日本外宾在吃饭前对着毛主席的画像大喊：“翻身不忘共产党！”有时他们啃着鸡腿也照样高喊：“毛主席万岁！” 地位仅次于《东方红》的颂歌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李郁文词，王双印曲）。
许多人以为这首歌是“文革”的产物。
这是一个误会。
《大海航行靠舵手》创作于一九六四年，产生于举国上下“学毛著”的热潮中，原名《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四年六月，周恩来总理陪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崔庸健委员长到哈尔滨访问，迎宾文艺晚会上，王双印唱了这首歌。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把王双印叫进贵宾室，说“这首歌写得好，曲调明快，歌词形象生动！”他还就个别音符是否可改用切分音提出了建议。
一九六五年初，《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大唱十首革命歌曲”的社论，《大海航行靠舵手》名列榜首。
原本是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的战歌，由劫夫谱曲，后改了词，从红卫兵向毛泽东表忠心的社团歌曲，变成了普遍适用的领袖颂歌。
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年，大跳“忠字舞”的热潮中，此歌是各地编舞的主要伴奏歌曲。
流行极广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付林词，王锡仁曲）写于毛泽东逝世后，是一首音域宽广、境界宏大的合唱作品，在一九七六年一大批怀念伟人的歌曲中脱颖而出，独领风骚。
此时，已经是歌坛领袖颂歌风的尾声。
红卫兵歌曲，是另一个“文革”产物，按当时的政治术语，可称为“文革”中的“新生事物”。
红卫兵歌曲最初产生于清华大学附中，主旨是打翻旧世界，其宣言“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一句话，敢造反”。
因此，这类歌曲充满了杀气，多采用大调式，它的特点用四个字可概括，即“高、快、硬、响”。
较早出现、也是最为知名的红卫兵歌曲，当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严恒所作《革命造反歌》，共三段：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
革命后代举红旗，主席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们亲爹娘。
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三段词唱完后要高喊一声：“杀！杀！杀―― 嘿！” 从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八年红卫兵运动鼎盛时期，许多红卫兵组织都创作了自己这一派的“战歌”和歌颂自己造反纪念日的颂歌。
歌词中满目都是“保卫毛主席”，“冲冲冲”、“杀杀杀”、“造反造反造反”、“开炮开炮开炮”等词，歌曲则一律为大合唱、进行曲、高快硬响、刀枪齐举。
但历史的无情之处在于，这些歌没隔几个月即被遗忘。
许多年后，当那场浩劫终于过去，许多人会记起颂歌的旋律、语录歌的旋律、样板戏的旋律，甚至，有些歌再唱起来依然会让人动情，但是没有人会忆念起这些杀气腾腾的红卫兵歌曲。
“文化大革命”流行歌曲中最为荒唐的一首，大概要算专供“牛鬼蛇神”们唱的《嚎歌》（也叫《认罪嚎歌》）。
一九六六年，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和作曲家周巍峙被一同关在一个大庙里，不知从哪里送来一首歌词，要周巍峙谱曲，并由他教唱，歌词为两段：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于是，这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曲作者，谱出了这首古怪的《嚎歌》，节拍为2/4拍，演唱风格为“哭丧地”。
剧作家曹禺回忆，他上小学的小女儿小欢子唱《嚎歌》唱着玩的事：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这个歌她觉得很有趣，孩子们都觉得很有趣，“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我有罪……”小欢子高兴地反复唱。
小欢子的姐姐不让她唱，妈妈却说，让她唱吧，她不懂。
后来曹禺被关进“牛棚”，被责令唱这首歌。
曹禺写道：“我之所以会唱，还是受小欢子唱的时候熏陶的结果。
” 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有一篇回忆，讲她和末代皇帝一起唱《嚎歌》的情景。
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后，所在的“劳改队”有一天命令全体劳改分子学唱《嚎歌》。
学唱中，溥仪和新凤霞两人怎么也唱不好，被罚出列练唱。
“这一出来两个人唱得更糟了。
我个子低，皇帝个子高，可我声音高，皇帝声音低，这一高一低更不是味了……”最后连看管人员都受不了了，不让他们再唱下去，说：“这可真是鬼哭狼嚎了！” 一九六七年，音乐家马思聪逃去美国，他所列举的离开中国的原因，其中就包括被强迫唱《嚎歌》这令人发指的精神凌辱。
李慎之在《只有一个顾准》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历来的所谓‘国耻’，其实不过是各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国难’，‘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国耻’。
” “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它几乎掀翻了所有的音乐家，终止了一切创作。
除了写颂歌、为毛主席诗词语录谱曲，当时还有一个蔚为壮观的场景：“最高指示”一来，创作班子连夜谱曲，宣传队日夜赶排，宣传“最高指示”。
今天的人绝不会想到，以下这样的句子会是一首首歌名：《必须把粮食棉花布匹抓紧》、《不可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坚决贯彻三相信三依靠》、《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目前正是春耕时节》、《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而谱成歌曲的歌词则是这样的句子：“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
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 语录歌里最短的歌词是“要斗私批修”，虽然只有短短五个字，却唱了三分钟，将有限的旋律结合得错落有致。
最长的语录歌，歌词长得已不能用字数来计算，有个叫“毛泽东思想光辉照万代”的文艺晚会，把毛主席的“老三篇”硬生生谱曲成大联唱，唱了整整一个晚会！著名的部队作曲家唐诃给《为人民服务》全文谱了弹唱曲，其中只有两句话用“朗诵”过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可以从头到尾又唱又跳将这篇将近一千字的文章唱完！ 语录歌的创作中还出现了两个奇闻。
歌颂义和团运动的大型歌舞剧《红灯照》，插入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第二个奇闻是，竟出现了一首是由“老外”谱曲的语录歌。
当时为了“反帝反修”，中国四面树敌，最后只剩下被毛泽东誉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成为中国唯一的“战友”。
阿尔巴尼亚作曲家从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发给该国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谱曲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歌词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之间的牢固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
”因其曲调的外国风味，这首歌很受群众欢迎。
与其他语录歌的生硬拗口不同，劫夫的语录歌，往往能把毛泽东的那种无韵律、无规则的政论文谱得朗朗上口，旋律流畅，非常贴切。
无论多么拗口、参差不齐或冗长的歌词，在他笔下都能处理得流畅通顺，易于上口”。
这个《歌唱二小放牛郎》的曲作者，战争年代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宣传员，有人统计过他在八年抗战期间的作品，发现八年间发生的重要事情，出现的重要人物，无一不在他的歌曲中。
解放后，这个没上过一天音乐学院的人，当上了沈阳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
他的创作习惯依然―― 哪里发生了大事，他就奔向哪里。
“鞍钢”、“大庆”，农村、机关、部队、学校，处处是他的身影。
一九六六年三月，河北邢台发生地震，余震还没有解除，震区已经传出劫夫为抗震斗争写出的歌曲。
劫夫有一个创作秘密：非常注意词的语气，注意想象说话者讲话的神态。
生活中，他喜欢从人的谈话中寻找灵感。
常常，在与人谈话不久，一首新的作品就诞生了。
东三省、四川、河北、山西、陕西、广东、湖北、湖南、云南，以及满、回、蒙、朝、鄂伦春、哈萨克等民族的语言语音、戏曲、说唱音乐、民歌，都融合在他的创作里，形成了他的旋律风格。
劫夫说，我们要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但不能躺在它身上，而应该像蚕，吃的是桑叶，吐出来的是丝，不能吃什么吐什么。
出于对领袖人物的神化，语录歌最初是不署名的，后来开始署曲作者名，但不能按惯例放在歌曲的前面，只能放在歌曲后边的括号里。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成名成家”被当做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批倒批臭，所以歌曲创作基本上不署个人名字，全变成了“集体创作”。
但劫夫却是个例外，一直署名，因为他是公认的革命作曲家、“时代的歌手”。
一九七一年秋，“九一三事件”后，劫夫被认为与林彪集团有牵连，从最走红的“革命作曲家”，一落而为“反革命”，他创作的歌也被禁唱。
研究者何蜀说：语录歌是“文化大革命”最具时代特色的产物之一。
“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语录歌在世界音乐史上也同样是史无前例的。
而劫夫，提供了一个奇特的案例。
他工作过的学校，沈阳音乐学院，至今仍有教师认为，劫夫处理歌词的能力“不但国内很少有人与之相比，就是在世界音乐史上，也足可与擅长在音乐中处理语言的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天才相媲美”。
音乐评论家田青一九九八年发表诗歌《致劫夫》，表达了对这位荒诞年代里的音乐大师的复杂感受： 一想起你， 总有那么一点悲凉。
你活得太累， 死又死得凄惶。
你才华横溢， 出口成章。
你一肚子都是旋律， 又多又好又便当。
你连人民日报社论都能谱曲， 真能气死贝多芬， 难倒肖邦。
你发明了语录歌 ――六十年代的“圣咏”， 八亿人民唱。
只可惜那些好旋律， 都被一风吹个光。
假如你多写些“哥哥妹妹”， 不也能将浮名，付与那浅斟低唱！？ “文革”十年，因人废歌、因政治废歌者比比皆是。
政治风向、政治派系的复杂多变，导致一首首歌曲，不断地被禁唱；即使是颂歌，即使是语录歌，也未可幸免。
十年之中一直不倒的，是样板戏。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首次将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为八个“革命艺术样板”。
八个样板戏完全按照高大全的公式化、概念化方式创作。
主人公统统男鳏女寡，李玉和只有娘和女，杨子荣光棍队里当大哥，阿庆嫂的丈夫去“跑单帮”，李铁梅太小未出嫁…… 由于没有其他的文艺作品可供欣赏，八个样板戏成为“文革”期间人民群众仅有的一点精神食粮。
音乐形式本身就具有超越政治概念的可能性，因此，这些样板戏以其专业的唱腔和艺术表演，在那个时期给人民群众的生活，提供了有限的审美空间。
这是一九七三年的一件真实故事。
电影院里上映的仍然只有《海港》、《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
《红色娘子军》里党代表洪常青英勇就义的一幕，让在农村蹲点的青年干部王兵感慨不已。
他萌生了拍“英雄就义像”的想法，并得到同事们的响应。
大家分头找来血衣、锁链、假胡子等道具、在村口的一棵大树下开始拍照。
拍照的那天是个阴天，四野无人，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狗叫，平添几分悲壮的气氛。
后来，王兵在文章中写道：“或许我们的举动在今天看起来显得很幼稚。
今天的年轻人恐怕不会再有如此举动，也很难体会英雄主义给几代人带来的心灵震撼了。
” 八个样板戏中，作为歌唱艺术，最流行的是《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这三部“现代革命京剧”。
在中国戏曲史上，这是京剧艺术的最后一次辉煌，更是一次广泛的传播，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
革命参与了对京剧的改造，使表演唱的人物动作夸张、生硬、滑稽，如同机械；精英艺术参与了对京剧的改造，使这几个剧目达到了精雕细刻的程度。
像《沙家浜》（汪曾祺等词）里二男一女的对唱（《智斗》），堪称革命性的改造，是这门传统艺术的新突破。
它使用了新的形式，突出了角色间的张力和冲突，充满了戏剧性，因此为群众喜闻乐见广为传唱，成为那个年代里不乏美好的永恒记忆。
毛主席颂歌、语录歌、样板戏“疯行”全国时，还有一种不上台面的歌曲在私底下悄悄流行着，这就是知青歌曲。
一九六八年底，毛泽东一段“最高指示”，引发了城市青年到农村劳动改造的运动。
“文革”中的“革命小将”，满脑子狂热革命幻想的城市青少年，骤然跌落到社会底层。
曾在“文革”初期挨过红卫兵揪斗的杨绛有一段记叙：“……上山下乡后的红卫兵，我在干校时见到两个。
他们住一间破屋，每日拣些柴草，煮些白薯、南瓜之类当饭吃，没有工作，也没人管，也没有一本书，不知长年累月是怎么过的。
我做‘过街老鼠’的日子，他们如饿狼一般，……他们不仅脱去了狼皮，连身上的羊毛也在严冬季节给剃光了。
” 这些当年满怀豪情的“旧世界的批判者”，在“破四旧”中怒斥一切轻歌曼舞，将所有抒情歌曲统统斥为“靡靡之音”、“封资修黑货”，此时面对残酷的现实和毫无出路的前景，却饱尝了人世的辛酸。
知青歌曲有三种，一种是传唱“毒草”，如雷振邦的歌曲、“文革”前出版的《外国民歌200首》；一种是改词，将“文革”主旋律填上戏谑、嘲讽甚至淫秽的歌词；还有一种是创造，通过自编的歌曲、小调来表现知青的现实生活。
“文革”中带有爱、姑娘、情郎、爱人等字样的歌曲，统统被称为“黄色歌曲”。
公安战士、民兵甚至革命群众，都有觉悟、有权利抓那些唱黄歌的“坏人”，轻则拘留，重则劳改。
但黄歌还是私下流行开来，知青们用这种歌曲表达性饥渴，表达爱情。
回过头去看，这个时期的性教育，是通过黄歌和手抄淫秽小说完成的。
它的原词是：“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
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
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
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
搞好思想革命化。
搞好思想革命化。
” 经改词后，唱成了这样： 苞谷面，不但战士要吃，干部也要吃，苞谷面，最容易吃，真正消化就不容易了。
要把苞谷面，作为细粮来吃，哪一级，都要吃，吃了就要拉。
支援农业现代化，支援农业现代化。
这首重新填词的歌传遍了各地，但歌词“因地制宜”各有不同。
老鬼在自传体长篇小说《血色黄昏》中记的是，内蒙古兵团知青不唱“苞谷面”，而改词为“棒子儿”，“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改成“要把棒子儿作为鸡蛋糕来吃”。
深感失落的知青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宣泄苦闷和自娱自乐。
唱这些歌高度危险，知青们一边在战战兢兢地唱，一边感觉到过瘾、来劲儿。
被人听到唱这些歌，不但可能被抓，弄不好还会被当成“反革命案件”被追查、被揪斗甚至掉脑袋。
此歌采用五声羽调式，通篇弥漫着失落和幻灭感。
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这首歌传到了苏联。
一九六九年八月，歌曲作者任毅在收音机中听到“苏修”电台在播放这首歌，顿感五雷轰顶。
苏方将它处理成男声小合唱，称之“中国知识青年之歌”。
任毅跑到公安局自首，没人理他。
是祸躲不过，一九七○年二月，江青、姚文元、张春桥亲自下令设立专案，追查这首“反动歌曲”的来历。
任毅被逮捕，判了死刑，经省委负责人开恩，改判十年徒刑。
在关押期间，任毅三次被拉到“公判大会”上去“陪杀场”，并不知道宣布死刑的名单上有没有自己，就这样经历了三次生死折磨。
一位领袖，一个声音，一群群氓。
但是，在“革命”进行过程中，已经有一种奇怪的移情作用在发生了。
所谓移情作用，是指歌曲本身没有的意思，歌唱者却把它唱成了有。
歌曲本身不是的东西，歌唱者却把它唱成了是。
摘录林彪词谱成的《敢于牺牲》：“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
完蛋就完蛋。
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在武斗时，很鼓动了一些热血青少年去拼命。
此歌被俗称为《完蛋歌》。
武斗中战死的人，会被本派群众视为“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牺牲”的“烈士”，遗体用汽车载着游行、追悼，此时，《蝶恋花・答李淑一》（常见版本两个，一为劫夫曲，另一为赵开生曲）便成了通用的“追悼”哀乐。
毛泽东这首词中有烈士上天后“吴刚捧出桂花酒”的句子，于是说起某人在武斗中被打死时，便有“喝桂花酒去了”的戏谑说法。
《西江月・井冈山》（比较流行的为晨耕作曲的版本）也是一首被广泛用于武斗的“毛主席诗词歌曲”。
常常是一派群众组织被另一派包围后，就会在广播中反复播放这首歌，以示“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英雄气概。
《七绝・庐山仙人洞》曲调抒情，一些人喜欢其中“乱云飞渡仍从容”、“无限风光在险峰”所表达的意境，能使人在面临困境时得到鼓舞。
造反歌《鬼见愁》，歌里有“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
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的句子，因此为那些没有“好出身”或在政治运动中背黑锅、受株连、受歧视的人推崇，引为自己的身份认证。
《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任红举词，时乐蒙曲），有“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句子，本来表现的是革命受挫时红军战士对毛泽东的想念之情，但它却成了这样一首歌―― 宣泄红卫兵、造反派在受到打击或感到压抑时的苦闷情绪，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鼓舞。
“毛主席诗词歌曲”大多曲调抒情、旋律优美，在抒情歌曲几乎被当成“毒草”拔光的时代，“毛主席诗词歌曲”成了抒情歌曲的暗道。
“时代歌手”劫夫为所有的毛主席诗词都谱了曲，在群众心目中，这是唯一可以大声地抒发感情的歌。
抒情歌曲是那么的少。
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来访中国，创作了《怀念中国》，“情有独钟”地获准公开，结果，它成了广为流传的国外抒情独苗。
生于一九六八年的荆方记述了一件事： 四年级那年冬天，有一天我做完值日往家走，天已经黑了。
宿舍区里很安静，各家各户的窗户透出点点灯光洒在路上。
走着走着，我突然听到一缕小提琴声，若有若无地飘过来。
琴声很微弱，但我听得很清晰，那旋律犹如天籁，是年少的我无法形容的优美，我听得痴了。
正听着，我感觉一颗雪花落在鼻尖上，一抬头，发现一束昏黄的灯光从三楼轻泻下来，音乐的声音也变大了。
原来，是楼上打开了窗户。
他没有惊动我这个小知音，只体贴地想让我听得更清楚。
我们两个，就这样一个楼上一个楼下，默契地陶醉在雪夜里。
后来，我利用各种渠道寻找那首不知名的曲子，后来知道，它的名字叫《红太阳的光辉把炉台照亮》（陈钢编曲）。
这是一种更久远的移情：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王启明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又备受歧视，他和几个同乡聚在一处，突然一起唱起了《北京颂歌》（洪源词，田光、傅晶曲）：“啊北京啊北京，祖国的心脏，胜利的保证……”一支久违的“文革”老歌。
还有更匪夷所思的，阿拉腾奥勒作曲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旋律，出现在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电视连续剧《包青天》中，成为其《屠龙记》一集中的背景音乐。
一位“文革”听众这样描述《远飞的大雁》（词作者不详，藏族民歌原曲）给他的感受：它那淡淡的忧愁，在那战斗的岁月里，给人无限的遐想。
从“文革”到现在，每次想起这首歌，我的脑海里便出现一幅图景：暮色蒙蒙，不大的广场中心，一个身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孩孤独地旋转着……小小少年，当然是我，托着腮在远处出神地凝望、遐想，仿佛世间烦恼已不再存在。
老出版家、翻译家陈原在多年后曾动情地回忆说：“直到今天，我还是很喜欢那首由那时的‘知己’作曲家谱的小曲。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首歌真情，朴素，优雅……在那动乱的十年间，这首充满激情的短歌，伴我度过多少个迷惘的黄昏啊！” “文革”是一场浩劫，但它也不是感情的沙漠。
它能让巴金听了《东方红》就发抖，让许多老同志一听样板戏就犯心脏病，但也让许多更普通的人，听了其中一些旋律优美的歌，勾起了心底的美好情绪。
尽管颂歌铺天盖地，但只有其中很少一部分流行了。
这种流行，取决于群众的选择。
只要稍稍探究一下就会发现，广为流行的毛主席颂歌，大量脱胎于各民族民歌，或者出自音乐大家的手笔。
《红太阳照边疆》（韩允浩词，金凤浩曲）是朝鲜族韵律；《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佘吐肯词，祝恒谦曲）源于锡伯族古曲；《远飞的大雁》、《北京的金山上》（马倬词）是藏族旋律；《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集体词，阿拉腾勒奥曲）是蒙古族风味，《万岁，毛主席》（集体词，吕庆庚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们的心坎里》（新疆军区创作组词曲）是维吾尔族曲调……它们之所以广为流传，并不是出于歌词的力量，而是源于音乐的魅力，是民歌力量在畸形年代的延续。
不是词，而是曲，是传统，是时间沉淀，是民族和历史的分量，继续在感染着人们。
音乐研究者田青说过一个事：《北京的金山上》的原曲，原本就是颂歌，是藏民赞颂强巴佛的，填上了汉语新词，强巴佛换成毛主席。
这就是发生在一首红太阳歌曲背后的隐秘故事（田青：《老歌》，232页）。
那些优秀的“文革”歌曲，歌词是皮囊，音乐是灵魂，源远流长，所以记忆长远。
在林彪折戟沉沙后，领袖崇拜狂潮略有降温，“文革”初期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此时有所反拨，出现了极左政治略为松动的一段时间。
作曲家们又开始创作了，仍然是密切配合政治形势，却做出了一批曲调优美、格调抒情的佳作，如蒙古族民歌风格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如《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李德全词，高士衡曲）、《北京颂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胡宝善、王传流词，胡宝善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郑南词，刘长安曲）、《西沙，我可爱的家乡》（苏坼雄词，吕远曲）、《台湾同胞》（于宗信词，覃钊邦曲）、《映山红》（陆柱国词，傅庚辰曲）、《红星照我去战斗》（集体词、傅庚辰曲）、《渔家姑娘在海边》（黎汝清词，王酩曲），以及儿歌风格的《红星歌》（邬大为、魏宝贵词，傅庚辰曲）、《我爱北京天安门》（金果临词，金月苓曲）、《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潘振声词曲）、《火车向着韶山跑》（张秋生词，薄谷兰、程金元曲）……一直到现在，它们依然是中国最广为流传的歌曲曲目。
不论什么时代，不管东风西风，实际上，能在群众中广为流行的，从来都是一些曲调优美的抒情歌曲。
在当年那种百花凋零、噤若寒蝉的环境中，一首曲调优美的抒情歌曲，能够给人多少慰藉！它们像是从钢板中冒出的气泡，是“文革”中透出的一缕温情，成为刘炽、雷振邦歌风的隔代回响。
“文革”过去二十年后，歌曲研究者梁茂春在中央音乐学院院报发表文章指出，在歌曲创作畸形发展的年代，一些作曲家仍然创造出了具有艺术审美价值的艺术珍品,他指的是生茂、唐诃的《沁园春・雪》，刘长安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施光南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傅庚辰的《红星照我去战斗》，尚德义的《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王酩的《渔家姑娘在海边》……也许，这个名单还可以延续，比如在武斗最残酷的日子里产生的《八角楼的灯光》（单文词，吕远曲），前文提到的所有优美抒情的歌曲，甚至，在畸形年代探索了为散文谱曲奇技的劫夫，他们都是可贵的传歌人，在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代，他们的创造，使歌曲艺术的艺脉得以延续。
大革文化命的“文革”，经常宣扬的一句话是：“工农兵英雄人物扬眉吐气地登上了文艺舞台，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取得全面胜利。
”但即使是在大动荡大混乱的“文革”期间，人民群众所传唱的歌曲，依然是民歌，依然是艺术家的作品；无文化、无传统、无作曲技法产生的群众创作，统统完蛋，这真是一个响亮的耳光。
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文革”是人们记忆中最苦难、最可怕的一段记忆。
仅从音乐界来看，上海音乐学院七百多人参加运动，非正常死亡二十三人，是上海当时除上海公安局外损失最惨重的单位。
田青，音乐研究者、作家，是这些出版者中的一员，一九九八年，他在《老歌》序言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所有艺术都是感情的凝聚和发散。
所有感情的凝聚和发散都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所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中，最直接、最强烈的恐怕是音乐。
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青春。
所有的青春都有难忘的记忆。
所有难忘的记忆中，最令人动情的恐怕是你心底的那首老歌。
所有的青春都是美丽的，哪怕青春中充满了苦难。
所有的人都有回忆青春的权利，哪怕我们在回忆中纠缠着深刻的羞耻和悔恨。
（鸣谢：本文中关于语录歌、毛主席诗词歌曲、红卫兵歌曲、知青歌、“移情作用”的素材，基本来自何蜀先生的研究，即《“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一文。
引用内容之多，完全可以在作者一栏署上他的大名。
特此说明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