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看欧洲_欧洲远距离回旋镖
这个世纪的上半叶不过是十九世纪的延伸，欧洲的力量均衡变成了世界大战。
欧洲从1945年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才是欧洲真正的二十世纪。
在这段时期里，“冷战”的起止占了大半，欧洲在“冷战”落幕后终于走出“一分为二”的格局。
远距离地看欧洲，可以用两个“化”来概括：即在世界上的“边缘化”和欧洲诸民族国家的“一体化”（或“整合化”）。
前者讲的是欧洲的国际地位，后者讲的是欧洲内部的关系和发展问题。
《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之二《二十世纪的欧洲》由我执笔，写的就是这个“化”的问题。
欧洲聚集着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国家，历史和现实都很复杂，在文化上是“同源异流”。
因篇幅所限，在这篇文章里只扼要就这两个“化”作些说明。
所谓“衰落”是相对的说法。
从时间上说，相对于十九世纪欧洲几个殖民帝国居于世界巅峰的时期，二战后遍布于亚非拉美的“殖民体系”瓦解了。
麦克米伦在短短几年内去了两次英属西南非，第一次感到非洲被一层“迷雾”笼罩着；第二次再去感觉到那里包藏着“革命”。
从此，英国开始思考后来所谓“非殖民化”的问题。
这是一种英国式的思维方式。
法国则用武装镇压的办法，几年后终于被迫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其他法属殖民地也相继获得独立。
二战后，美国和当时的苏联决定性地成为超级大国。
在“一分为二”的格局中，属于西方世界的西欧相对于美国，确然只能住在盟主大厦的“厢房”。
美欧相对的强弱，使欧洲在世界舞台上不占中心地位而“边缘化”，此乃形势使然。
这样的形势不是突然出现的，见微知著，十九世纪中叶已经可以见其端倪了。
法国的托克维尔到新兴的美国走了一遭，发现了许多欧洲所没有的新现象、新气象、新经验，使他吃惊，回国后写了《在美洲的民主》。
巴尔扎克以他文学家的敏锐写道：“欧洲仍在支配世界；如果欧洲的精神霸权有可能被剥夺，那剥夺者只能是北美。
”在十九世纪中叶，第二次工业革命为欧洲带来新的繁荣，但是由于“旧制度”和习惯势力太强，在自由的空气和民主建制等方面已明显地落在新大陆后面了。
从1870年至1895年的二十五年期间，美国工业在钢产量激增的带动下，先是缩短了与英国的差距，随后便走在了英国的前面。
战争一结束，威尔逊像“救星”一样提出了有名的十四点建议。
虽然美国没有加入它自己提出的“国际联盟”，但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是，尔今尔后，欧洲要在世界上稍有作为，是再也离不开美国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验证了这一点。
在战场上，美国、英国和苏联分担了东西两线；如果美国不参战，只靠欧洲人去打，那局势会怎样发展，是很难设想的。
从丘吉尔和罗斯福频繁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丘吉尔心态何等焦虑、措辞何等恳切地盼望美国早日参战，而开辟第二战场、登陆诺曼底，没有美国主导，就根本没有可能。
同时亚洲战场也是在“珍珠港”事件后，局势才开始转变。
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历史常识，重新点一点是为了凸显美国是怎样从欧洲的“学生”变成了欧洲的“先生”的。
二战的炮声在1945年终于停下来了。
欧洲，像一个埋在瓦砾中的人爬了出来，遍体鳞伤，四顾茫然，元气已经大伤了。
欧洲需要面对一个紧急的后续问题：物资匮乏，人民生活十分困难。
今天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不会忘记1946—1947年寒冷的冬天，能源枯竭了，生产停顿了，许多食品需要凭票供应。
有评论说，马歇尔计划“挽救”了西欧的资本主义。
因为那个时期，西欧各国的共产党势力大涨，工人运动此伏彼起，知识阶层普遍左倾，丘吉尔称之为威胁政权的“第五纵队”。
如果经济在此以后得不到恢复，社会人心动荡下去，共产党或工人党通过选举很有可能取得政权。
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的政治意义正在于此。
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事实摆在世人面前了，世界已经起了大变化，时代已经起了大变化，时也，势也，欧洲相对于美国，在世界格局中无可逃遁地“边缘化”了。
如果把世界比作一个大舞台，欧洲只能是配角，虽然是很重要的配角。
许多世界性或区域性的危机，起主打作用的总是美国，且莫说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之类，就连发生在欧洲一隅的小小的科索沃危机，也还是美国打头阵，欧洲起的是陪衬作用，它的精神和姿态是被动的。
至此，所谓欧洲的“边缘化”可作如下概括：在与美国保持“结盟”关系的前提下发挥自己尽可能多的独立和主动作用，尽其可能影响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和在与欧洲利益相关的问题上的决策朝着有利于（至少无损于）欧洲的方向发展。
欧洲的“一体化”问题 欧洲的“一体化”与“边缘化”不同，属于欧洲国家之间的问题。
“一体化”integration，又可译为“整合化”，是把诸部分组合起来的意思。
本文不提它的思想历史渊源，只说“二战”结束后的情况。
“二战”后，欧洲人普遍有一种情绪和愿望，欧洲再也不要打仗了，希望刚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欧洲为战场的最后一次战争。
怎样能避免新的战争呢？一个主要的想法就是把战略资源由几个有关的国家统管起来，特别要把刚战败的德国，连同它的煤钢等在当时是重要的战略物资，置于几个相邻国家的监督和统管之下。
主持其事的政治家们认为，这是为避免欧洲国家之间再发生战争的釜底抽薪的办法。
经过几年的准备，在1955年生效的“罗马条约”，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战后关系到欧洲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而签订的。
这是一个体现欧洲智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
虽然创始国只有六个（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西德、意大利），但它为欧洲的前途指出了方向――走“联合”（即一体化）的道路。
“罗马条约”为尔后几十年从“共同体”到“联盟”的发展进程打下了基础，把历史上几个世纪的理想化为现实了。
几十年来的发展、组织和法律的逐步完备、共同内部市场的扩大、超国家因素的逐渐增强，其基础都可在“罗马条约”中找到。
“共同体”和“联盟”的几个起关键推动作用的条约，无一不是在“罗马条约”基础上加以补充又补充、增新又增新和修改又修改的产物。
“联盟”始建于西欧，东欧诸国在“冷战”落幕后进入制度的“转型期”，成为“联盟”的新成员便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在战后几十年中，欧洲学会了处理彼此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方法，即使出现了危机，也坚持和善于协商，不使问题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更不要说发生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了。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康德提出，只有相关国家都实行共和制，它们之间才不会发生战争，因为人民是不要战争的。
康德是理想主义者。
他认为，在共和制的国家（即使是“君主制”下的“共和制”）决定战争的是人民而不是“君主”。
前几年舆论界曾有关于实行现代民主的国家之间是否可以不发生战争的讨论。
讨论在理论上没有结论，但至少在“欧盟”国家之间纵使有再大的分歧，也已经没有了兵戎相见的条件，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条件了。
处理危机的办法无他，只是反复而不断地磨合、谈判、磋商，以求得各方最终都能接受的妥协。
那么多的国家联合起来，大大小小的矛盾不计其数――小至一些具体举措上的分歧，大到原则性的意见冲突――都靠各级各种的谈判去解决。
有的可以一拖几年，欧洲人学会了保持谈判的耐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联盟”（当时还叫“经济共同体”）的“危机”时期。
英国由开始用组织七国“自由贸易区”抗衡和抵制六国的共同体，转为审时度势争取加入共同体。
英国为了既取得“共同体”的入门券，又要保持它海外帝国时期留下的特权，同共同体进行了长达近十年的马拉松式谈判，英国几届政府（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的申请遭到戴高乐的法国一次又一次的否决。
这是一次长时期的英国“海洋型民族主义”和法国“大陆型民族主义”的对峙。
这场谈判的纪录（我是在伦敦皇家学会的图书馆看到的），很生动地展现了英法两种民族主义从对立到妥协，以及其他国家的各自偏向，是那时西欧国与国关系的一个形象化的缩影。
与英国加入共同体的问题交缠在一起的，还有一场舆论称为“空椅子危机”的“危机”。
这次是戴高乐引发的。
戴高乐所主张的“政治联盟”是欧洲的任何形式的联合都应是民族国家的联合，他要尽力弱化共同体的“超国家”成分，而当时的西德、荷兰、比利时等都多少有“联邦主义”的思想倾向，主张加强和加速“超国家”的成分和进度。
矛盾即由此产生。
谈判多次达不成共识。
共同体的各主要会议，法国都没有参加，所以叫“空椅子危机”。
半年以后终于达成了“卢森堡协议”，结论是削弱了“罗马条约”的“超国家”因素，戴高乐的主张取得了胜利。
这两次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危机”的详细曲折过程，可以参考我写的《战后西欧国际关系》（中国社科出版社）中的第十二章《“六国欧洲”――欧洲共同体的成长和问题》。
这两个片段，今天看来，已是三四十年前的历史，但发生在“罗马条约”的最初阶段，就揭示出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性质、内涵矛盾和前景规律，即“一体化”进程无论在其草创时期或在尔后的发展、停滞、再发展的路程中，都是在“合”与“分”的辩证关系中渡过的。
七十年代是停滞时期，虽然“共同体”的成员因英国等国的加入而扩大了，但是许多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解决不了。
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等等冲击着欧洲金融、经济的运行。
英国这个新成员，在许多权益问题上和共同体的理念与政策仍是两股道上的车。
西方舆论有种调侃的说法，说英国这样与西欧大陆合拢不到一起，是不合格的欧洲人，是“坏的欧洲人”。
欧洲“一体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停滞时期，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大大发展了，高新技术加速度地发展了。
美国、日本在世界市场上表现出惊人的飞跃，欧洲明显地被甩在了后面；相比美国、日本，增长率低、失业现象严重，通货膨胀和滞胀现象等使欧洲裹足不前。
欧洲人吃惊了，“欧洲衰落”之声又起，一种“危机感”弥漫着欧洲上空。
有“危机感”才有新振作。
欧洲的一体化经过停滞、摸索和徘徊，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重新启动，采取许多积极推动的措施。
如1982年哥本哈根欧共体成员国部长理事会作出关于加强欧洲“内部市场”的决定。
1984年枫丹白露欧共体成员国首脑会议作出决定，要求部长理事会立即研究取消“共同体内跨边界的所有海关手续”的措施。
1985年布鲁塞尔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会议决定，争取“于1992年建成一个单一的大市场，为发展企业、竞争和贸易创建一个更加有利的环境。
为此，欧共体制定出台了一份题为《建立内部市场》的详细计划。
所谓统一的“内部市场”该是什么样子呢？这份名为“白皮书”的计划的“序言”里说，那就是：成员国间的边境壁垒全部拆除，各国的法规协调一致，有关的立法和税收制度大体协调一致。
货币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并走向统一的欧洲货币，等等。
在“内部市场”里要实现“四大自由”，即商品、人员、劳务、资本的自由流通，并且列出妨碍这四大自由的关税以及复杂的各种技术壁垒。
计划终归是计划。
列在计划中的细目有的做到了，有的部分地做到了，有的涉及民族的根本权益一时不可能做到。
重要的是，有了这份各成员国基本认可的计划，对于促进一体化进程，以及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共同体”转为“欧洲联盟”，起到不可缺少的作用。
到二十世纪末，“欧洲联盟”至少有两项成绩可以称道，一是实行了欧洲议会的普遍选举；二是欧洲统一货币的进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欧元和欧元区已成现实，欧元已与美元、英镑一样成为国际流通的货币。
英国等国还不属于欧元区，但这只是早晚的事情。
在组织机构方面，首脑会议、部长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已按程序建立和运行了；欧洲法院的班子也搭起来了。
欧洲人有了双重人格：既是某个国家的公民，又被人们称之为“欧洲公民”。
计划中的“四大自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
“欧洲联盟”作为一体化的现阶段形式是怎样的状态呢？我认为，“欧洲联盟”说到底仍是欧洲各国的国家“联盟”。
它不是“邦联”，更不可能是“联邦”，它的任何“超国家”的举措必须照顾到各成员国的接受程度。
复杂的欧盟法律在起协调作用的同时还不能与各成员国的国家法律相抵触。
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在于各国的个性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更不能强求一致，所以它是带有一定“超国家”性质的国家联合组织。
在这个问题上，前有戴高乐后有撒切尔夫人已说透了。
欧洲包括那么多的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每个国家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性格、感情和特殊的利益。
文化上同源分流，而属于自己的那部分文化传统是抹不掉的，那属于各自民族的骄傲。
“联盟”的重要文件都要译成各种文字的文本，少了哪国的文字，都会被认为是对这个国家的尊严的失敬。
当然，“联盟”又是成员国之间复杂的利益结合体，并且在国际竞争中对各成员国都有好处，在这种时候，“联盟”往往是欧洲的综合权益的代言人。
因此，欧洲的“一体化”意味着有“合”有“分”；能“合”者则尽量合之，不能“合”者则听其分殊，待有条件“合”时再择其可合者合之。
“欧盟”从一开始起就在处理“合”与“分”、“一”与“多”、欧洲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当中，培育和锻炼处理危机的艺术和技巧，欧洲人很少说决绝的话。
欧洲“一体化”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上了路，几十年来，不管有多少风浪，它已没有逆转的可能了。
最近一次所谓“宪法危机”，荷兰和法国的公民投票否决了德斯坦小组提出的“欧洲宪法”草案，有些媒体大呼小叫，有的评论危言耸听，说“欧盟”要解体了。
实际上，那有“偶然”因素，往深一层推想，一体化的“超国家”性总是有限度的，此时提出“欧洲宪法”至少还为时过早，“欧洲联盟”毕竟不是一个国家。
赘语 欧洲在世界上的“边缘化”和对内的“一体化”都发生在二十世纪。
“边缘化”推动着“一体化”，“一体化”有助于欧洲改善“边缘化”的处境。
最后，要补充几句的，是文化的力量。
要了解欧洲，它的文化是不能弃之不顾的。
当今流传于世的各种学说，包括政治理论，以及十分繁荣多样的新思潮，揆其根源都可在欧洲找到，这是有长期的历史原因和传统的。
只以政治思潮论，十九世纪出现的主义、学说，都拿到二十世纪的舞台上来实验了。
欧洲在二十世纪成了政治理论的“大实验室”；对于人类社会，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文化，应该属于“软”力量。
然而正是这“软”力量在默默地、然而很有韧性地塑造和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品格。
由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延伸下来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以及立宪民主共和等等观念，已经在普通欧洲人的心里生了根。
任何政党和个人无论左或右，只要不是主张实行极权主义的，认同这些理念，几乎成为天性的一部分，不需要从外面灌输。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远远地看欧洲，只能看到上面的这“两化”。
文化问题是远为深层和隐性的问题，它在深层次里，不容易一下子察觉到它对社会、政治和人生的影响。
这篇文章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展开探讨，所以只作为赘语结束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