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继续触摸改革的脉搏|触摸新时代的脉搏作文
2011年12月底，我寄出了三张贺卡，收件人的地址都是香港九龙清水湾――那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所在地。
在这个电子化的年代，我只送出了这三份纸质的新年祝福贺卡。
三张印有兰花图案的贺卡，分别寄向三位老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
2011年，身为记者的我写了几十篇稿子，采访了上百人。
其中，这三位老师是我最重要也最尊敬的采访对象。
他们针对一场备受国人关注与追捧的高等教育改革――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改实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揭开了盛名之下的真相，给已经高烧的情绪泼了一盆理性的冷水。
现在，这场改革还在进行中，远不到盖棺定论的时候，这三位老师也经受了一些非议，乃至诽谤。
以他们低调的为人，我想他们应该不太愿意我再次提及他们的名字，但我仍然选择在这辞旧迎新之际向他们致以敬意，因为在我看来，他们代表了今日中国改革之中的积极力量。
在这个纷乱的年代里，“改革”是最重要、最核心的词汇之一，但它也是最容易被打扮、最利用的。
过去一年，在通过采访写作触摸中国改革脉搏的过程中，这种积极的力量令我难忘，令我鼓舞。
“根目录”与“基本面” 在《南方周末》内部的业务讨论中，大家很喜欢使用两个词：一曰“根目录”，一曰“基本面”。
这两个词基本上都表述着同样的含义：希望我们所关注、所报道的，都是事关中国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根本问题。
梳理自己在过去一年中的新闻作品，自己最看重、也最花心力去操作的，正是那些涉及“根目录”和“基本面”的问题。
仍以对南科大的报道（《南科大内忧》，载《南方周末》2011年6月16日）为例，表面看来，这则报道关注的是高等教育，但实际上，它通过细致解剖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样本，映射了中国改革的基本问题：改革应秉持怎样的方法论？如何避免那些听上去动人的口号沦为摆设？如何对待改革之中的不同意见？ 朱清时校长和港科大三教授的分歧，涉及很多具体的细节问题，但更是根本理念的分歧。
由于南科大的示范作用，它所走的道路将深刻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下一步，乃至中国教育的下一步。
而在这场改革中，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和看法，更能给人启发。
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学校教职工、学生、家长、媒体、教育学者，他们如何参与改革并影响改革的走向，实际上也成为观察改革如何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左右下向前推进的一个极佳样本。
除了紧密观察以南科大为代表的正在发生的改革事件外，在我2011年所做的报道中，也不乏从历史中发掘改革经验的作品。
比如对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回顾（《最具勇气的决议是怎么炼成的》，载《南方周末》2011年10月13日），就是一例。
正如文章发表时所附的编者按所言：2011年是粉碎“四人帮”35周年，也是《决议》通过30周年。
今天重新回顾，决议的诸多定论，在当下仍不过时，而它显示出的历史勇气和政治智慧，更值得今天的中国借鉴。
在探寻这份决议出台始末的过程中，我接触了大量史料，采访了诸多当事人和权威学者，力图还原这样一幅场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是如何在十年浩劫之后、在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坚定启航的，这一过程无疑给当下中国的改革提供了一面镜子。
对“体改委”兴衰的报道（《“改革中枢”能否浴火重生》，载《南方周末》2011年12月15日）也是一次回溯历史、观照现实的尝试。
通过细致观察曾经主导中国改革的中枢机构――体改委，可以看到中国改革从蓬勃兴盛到遭遇挫折、陷于停滞的历史轨迹；而通过反映许多人关于“恢复体改委”的呼声，也可以看到人们对于重启改革的急迫心情，以及对深化改革的方案设计。
在我的理解中，上述报道都是在触及中国的“根目录”和“基本面”，它们也是我站在一年的末尾自评最“拿得出手”的一些报道。
诚意与方法 循着这样的路径，2012年，我将继续关注中国的改革问题，触摸改革的脉搏。
这无疑将是一个会发生许多变化的年份。
在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中，有4个要进行最高层领导的换届：中国、美国、法国、俄罗斯。
这些国家新的领导层带来的不仅仅是面孔的更新，更可能带来世界格局的变化。
而对于中国来说，换届也将带来观察改革问题的良好机会：已经进入深水区的改革，将如何继续向前推进？ 改革的动力不仅来自领导层的更替，也来自国际国内形势。
作为一名主要从事时政报道的记者，这样一个蕴涵着许多可能性的年份当然不能错过。
不过，面对改革这样一个巨大的命题，应该从何处切入？ 在我看来，一个可以考虑的观察角度是：寻找那些真正具备诚意，且有正确的方法论指导的改革力量。
但是，谈论改革的一些人却各怀鬼胎。
到底应该怎么改？有些人在打着自己的算盘。
这就是我认为“积极的力量”特别可贵的原因，只有积极的力量才能帮助今日的中国廓清迷雾，防止它误入歧途。
在我的判断中，真诚的态度、科学的经验、严谨的论证，都能带来积极的力量。
在南科大的教育改革之争中，三位港科大老师具备了这三方面的特质，因此我信任他们，尊重他们。
那么，在中国的改革中，有哪些人是真正的态度真诚？有哪些人谦卑地依据科学经验行事？有哪些人为改革设计的方案经过了反复的严谨论证？ 这些都是极重要的问题。
过去的一年中，我的不少报道都在或直接、或间接地追寻答案。
接下来的一年中，我会继续观察、询问。
（作者为《南方周末》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