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窑发展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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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瓷因禹州夏时称“钧台”而得名，历经宋元明清薪火相传，千年不熄。北宋年间，钧窑因铜红釉的成功烧制成为宋代五大官窑之一，其谨严温润的形制特征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特性和士大夫审美趣味。金元时期，钧瓷成为北方地区的主流陶瓷产品，窑场遍布大江南北，形成了中国庞大的钧窑系。明代以后，钧瓷因其独特的工艺特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被南方诸窑竞相仿烧，形成宜钧、广钧、炉钧等各具地方特色的仿钧产品。新中国成立以来，钧瓷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钧瓷不仅是“阳春白雪、国之重器”，而且已走近百姓，融入生活。
钧窑生于河南省禹州市，因禹州夏朝称“钧台”而得名。钧瓷始烧于北宋初期，徽宗时期钦定宫廷御用，钧窑成为宋代五大官窑之一。（图1）宋钧官窑器物色彩斑斓，古朴典雅，风格独特，闻名遐迩。金元时期，钧瓷成为北方地区的主流陶瓷产品，窑场遍布大江南北，形成了以禹州为中心的庞大钧窑系，为我国陶瓷史上六大窑系之一。明代以后，钧瓷因其独特的工艺特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被南方诸窑竞相仿烧，形成宜钧、广钧、炉钧等各具地方特色的仿钧产品。在中国陶瓷史上，钧窑具有重要的地位，成为独具中国文化精神的世界文化遗产。（图2、3）。
钧窑瓷器创烧于北宋初年，其产生和发展既得益于禹州优越的自然资源和便利的地理条件，又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因素密不可分。
第一，独特的自然条件。禹州（图4）位于河南省中部，地处伏牛山脉与豫东平原过渡带，自然资源丰富。禹州山区蕴藏的石英岩、陶瓷黏土、高岭土、孔雀石等陶瓷原料（图5、6、7）储量大，品质优;古代山区森林茂密，柴源易取，煤炭储量丰富，为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境内有大小河流50余条，其中16条较大河流长年川流不息，为钧瓷生产提供了便利的水路交通。禹州西邻洛阳，东与宋代都城汴粱（今河南开封）相邻，北靠黄河，南有淮河，便捷的陆路、水运交通条件，使钧窑瓷器先进的制作工艺能迅速地向四周传播，而周边地区瓷窑（如汝窑、官窑等）中的精良技艺也能很快地被钧瓷窑口所吸收，从而达到了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进步的效果。丰饶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区位，为宋代禹州生产出精美绝伦、色彩斑斓的钧瓷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图8、9、10）。
第二，深厚的历史积淀。禹州陶瓷烧制历史悠久，早在4000多年前已有较为成熟的彩陶生产（图11、12、13）。据目前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在今禹州已发现仅宋元时期的钧窑遗址数量达150余处，是目前河南省古窑址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图14）。唐代，禹州境内的瓷窑（如赵家门窑、下白峪窑、苌庄窑等）创造出独一无二的花釉瓷，是众多瓷器品种中耀眼的一朵奇葩，下白峪窑是其典型窑场（图15、16、17）。2001年11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下白峪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了窑炉一座，窑前作坊一处，出土了大量唐中期的青釉、黑釉瓷器，包括许多花釉瓷器（图18、19、20）。花釉瓷器实际上就是在黑釉瓷器上加施了一层灰白色或蓝灰色的釉斑。由于这些黑瓷上的釉斑主要呈蓝灰色和灰白色，与后来的钧釉瓷窑变效果颇有相似之处，因此被人们称为“唐钧”。不可否认，尽管唐代花釉瓷（图21、22、23）。
与钧瓷烧成方法不同，但为后来钧窑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三，典型的社会因素。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非常发达的时期，各类手工业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陶瓷生产表现尤为突出，涌现出大批制作精良瓷器的著名瓷窑，形成了后世传颂的钧、汝、官、哥、定五大官窑和包括钧窑在内的影响广泛的六大窑系（图24）。钧窑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时期，正如清寂园叟陈浏所著《陶雅》卷载“古窑之存于今世者，在宋日均、日汝、日定、日官、日哥……”，将钧窑列为宋窑第一。钧窑所在的禹州为河南中西部地区，地近宋王朝的东、西两京，位于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皇室贵族和文人士大夫阶层在文化、生活上的诉求和追逐，对这一区域的手工业生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千年以来，禹州神垕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驰名，神垕镇位于禹州市西南部，至今保留有较为完整的明清古街、伯灵翁庙，道路两侧店铺林立，集中呈现了千百年来与制瓷工艺紧密相连的淳朴的民俗、民风及生活方式。钧窑正是在这一大环境下，在诸多工艺上开创了许多新的技术，成为宋代制瓷业的翘楚。（图25、26、27、28、29）。
第四，鲜明的人文背景。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灿烂的文化对制瓷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图30）。宋代所形成的民窑、官窑两种不同的形式促进了制瓷业内部的分工交流和产品档次的区分，其文治统治所形成的士大夫的清雅文化和商品经济所带来的市民文化则形成了官窑和民窑产品不同的审美风格，极大地丰富了传统陶瓷艺术。
宋代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的变进一步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孕育了钧瓷独特的艺术风格（图31、32）。宋代崇古尚礼，视祭祀为国之大事;官方在倡导理学和禅宗的同时也崇信道教，使得钧官窑器物追求古朴，崇尚雅致。钧瓷造型古朴端庄，从器形上可看到宋代崇古风气的影响，代表器形出戟尊、鼓钉洗、炉等皆为仿商周青铜式样（图33、34）。“四般闲事”（即赏画、品茗、焚香、插花）作为当时不可或缺的家居生活，成为帝王和文人怡然附和的风俗和闲适的生活方式（图35、36）。作为一种工艺美术，钧瓷特别是钧官窑器物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的这种需求，表现出浓郁的民俗文化特色，因而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阶层烙印（图37、38、39、40）。
第五，独特的制釉工艺。钧窑对釉的改进和创新，是钧窑瓷器达到宋代制瓷业顶峰最有力的技术支撑。北宋后期，禹州工匠在继承吸收唐代花釉瓷器施釉工艺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实践，把当地盛产的孔雀石研成粉末加入釉中以高温还原气氛烧成的铜红釉，开创了自然窑变铜红釉的新局面（图41、42）。这种以铜的氧化物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高温烧成的铜红釉，美艳如蓝天上缀满火红的流霞，使红色这一在生活中有极大需求并最具装饰性的颜色进入了瓷器装饰领域，将中国的制瓷业带入色彩斑斓的新时代。宋代钧窑铜红釉尤以钧官窑瓷器为突出代表，如典型的玫瑰紫或海棠红釉色，非常珍贵（图43、44、4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