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何处是山水
郝随穗。
庚子之封，封住的是个体世界的独立与自觉地分割，封住的是思维空间的沉寂与扩散。活到此刻，原本热热闹闹的春节氛围和喜庆的色彩，在个性化的独立空间中像一张褪色的照片，没有了生气并显得皱巴而陈旧。准备了很长时间的过年的好心情正被新冠肺炎病毒消耗殆尽，属于春节的很多东西已经被一一抽空。在亲历这个意义非凡的春节中，有几个人能把自己置入春节的本来意义之中？又有谁能逃避这个病毒制造的密集话题？恐慌、无奈、焦虑、观望、揣测等等围绕病毒产生的情绪交织一起，让一个人在封闭的小环境里承受，可以说没有多少人经历过这样的煎熬，而此刻十几亿人正在整体性介入和亲历。
记忆中的中国年没有一个春节会被病毒裹挟，现在，所有的人都成为这个病毒的人质。待在家里无聊地打量着窗户外试图营造过年气氛的红灯笼，和街道里流光溢彩的高楼与树上闪烁的彩灯，这些在往年都是烘托这个节日的美丽道具，或者说迎合人们喜悦心情的浓烈元素。
不能说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肺炎之灾，最起码是猝不及防且绕不过去的一次集体性病毒灾难。隔离下的压抑和郁闷完全替代了春节应有的年味，而且弥漫在我们的前后左右。这么辽阔的疆域，此刻已然成为病毒肆虐的现场，我和所有的人一样，窝在家中与世隔绝。
我在陕北子长，从传统的概念意义上来讲，距离武汉遥远，但是在现代性的社会环境中，互联网使所有的距离无法制造远方，因此对在武汉肆虐的病毒并没有感到过遥远，恰恰觉得就在身边，而且是这个小地方所有人的真实感受。现代性的优势是可以把不同的文化和制度迅速传播于彼此，速度上的意想不到，足以让整个世界在几秒钟获取对话。比如这个病毒就是通过这样的传播速度蔓延到全国各地以及国外一些国家。因此，我的家乡子长也不例外，紧跟全国抗疫步伐，做着大量有效的抗疫工作，包括我的单位也是。
立春之日也是在封城封路的日子里过去的。要是往年，我会在立春之日走出家门到向阳的山坡上，或者潮湿的小河边寻找刚刚破土返青的小草，我会被每一年最早的草绿所感动，这意味着大地恢弘而不可阻挡的生命力正在澎湃而来。可是我只能呆在屋子里，站在窗子前望外面，而外面是楼房，楼房上面的天空和阳光真的很美。那些故意要给我带来负面情绪的鸟儿在蓝色的天空不停地飞来飞过，它们的自由飞翔，给人太多启发和向往。
春天在我们无法出门迎接的空寂中悄然而至，而我们即使记得这个立春的日子，却不能坦然地走出家门拥抱一丝春意。一向繁华热闹的人间，特别是具有象征性的城市似乎进入真空时代，空空荡荡的大街上走着寥寥无几的人，而这些人并不是为了逛街。偶尔驶过的汽车要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绝对不会出来。人的退场，使得这个世界异常安静，也使得这个春天失去了柳梢的鹅黄和桃树的花蕾。大山真的空了，平展的田野好像突然间大了好多倍，一眼望不到边，河道里的流水在安宁中从冰层穿过一去不复返。
我们的世界究竟怎么了？
显然这是一个很幼稚的问题。我们的世界生病了。生病的人就要住在医院里，而此刻所有的房子都是医院。住在医院里的人错过了春节，错过了立春，错过了走亲访友，错过了全家团圆。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病像这场病一样，在未知中熬着呢？而且是整体性地沦陷其中。
正月初二，子长下雪。冬天里的人是喜欢雪花飘的。无人认领的雪花独自飘零在大街上和落在停在街道两旁的汽车上。我下楼走出门槛，站在院子里抬头迎雪。雪花落在脸上的感觉很好，像羽毛轻轻落下，尽管有一点点冰冷，但是羽毛的本质是暖的。我被大雪溫暖着，走出小区，来到大路上，看那么多停着的车上落满了雪，世界此刻待我不薄，竟然把一个冬天的雪花全部留给大年初二的我。我发现一辆车的玻璃上写着“春天来了”四个字，写字的人或许刚刚走开，而那四个字正在毫无停息的降雪中渐渐被雪花覆盖。陕北的春天来得迟，不过每年过了春节，如果有一场瑞雪降临，那就意味着春天即将到来。这场雪就是春天的预言，因此有人在车上写下这四个字，代表的是整个陕北的期盼心情，这又何曾不是对这次疫情早日过去的朴素表达呢？在陕北，在华夏大地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人，都在期盼着春天马上到来，春天来了，疫情就会过去。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民众心理诉求，盼的就是国泰民安！
正月初二的雪很美，可是任凭美丽的雪花飞舞，没有人愿意走出家门到大街上、广场上、龙虎山等平日里聚着人群的地方去赏雪。雪花在此刻是孤独的，它们的孤独让整个小城显得更加孤独，让大山和河流也显得十分孤独。原来，人才是这个世界削弱孤独和调解孤独的重要之力，没有人的世界，孤独会被无限放大，孤独会让所有动态的事物停下来。
我作为此刻莫大孤独中的一个小小的孤独，在雪花面前怅然所失地望着苍茫天空，内心里渐渐升腾起一万丈之高的念想：我渴望自己和家人以及朋友走进这场大雪中，渴望在广场上能看到在雪中堆雪人的家长和小孩，渴望安定塔下玩快手直播的人在表演拙劣的才艺，而且要有一群人围观，渴望看见马路上有人在雪中摔倒又笑嘻嘻地站起来……是的，我跟这个小城所有的人渴望看到大街上的车水马龙，看到商铺里的琳琅满目，看到煎饼馆门庭若市，看到正月里的秧歌队上门来拜年。
而这些非常熟悉的日常生活场景，现在是奢望，是一个不可预期的梦想。
我回到书房。狭小的书房常常让我失望，我渴望有一个大一点的书房，能够把自己的书都放在一长排的书柜里。我看见窗台上的那盆扶桑枝繁叶茂，就是没有开花。往年春节期间，这盆扶桑会开出很多的花，而且每天都在开，给过我漫长的好心情。今年怎么了，莫不是因了这次新冠肺炎而有了忧郁的心情？
原本拥挤的世界，由于病毒的出现，正被无限制地放大。大是一种空，空是一种接纳，而我们的世界正在接纳什么呢？
蜗居在家的日子虽然没有让我感到明显的不适，但是我十分渴望窗户外面的天地。在外面，我能和陌生人报以一个微笑解除相互的生疏，能和山野麻雀对视善良，能和草木山水共赏风月。
而我知道此刻的草木还在干枯中试图获取山水的春汛。春汛是湿润的、暖和的、细微的、体贴的。到了这个季节，所有的草木都在等候一场春风化雨，它们会在春汛中以摧枯拉朽之势，为大地铺下锦绣。当然这是陕北的迫切心情，关中平原乃至千里以外的南方，在这个时候应该是迎春花盛开，油菜花正开的时候了。陕北的春天来得迟，而且迟得不紧不慢、不卑不亢。
草木何处是山水？就是在这个季节。这个季节是春天回来的时候。春天回来了，每一片叶子上都会住下自己的山水。
可是，要等到陕北的春天到来，这样的日子要推后到什么时候？我跟所有的人一样给了一个预期，这个预期就是春暖花开。而此刻长江岸边的武汉必定是春光明媚了，陕北的春天最起码要等到农历三月。
去年九月去了一趟武汉。朋友带着去看了武汉的夜景，我一个人又去了黄鹤楼等地方。武汉给人的印象是被江水分割的两岸繁华，在夜色里汇聚于一起，然后投射在江面上。长江，以河流的名义从武汉穿城而过，将置入江水之中的武汉影子，昼夜不舍地带到五湖四海。长江已然成为这座城市的缔造者和地标。
住在东湖宾馆的我在武汉度过了一个星期的难忘时光。东湖宾馆是毛泽东48次来武汉的住地，也是很多国家领导人开会、接待外国首脑的重要之地。武汉和东湖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政治活动和文化交流以及经济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夜色中的东湖通过微风和远处的灯火、湖畔的楼阁、绿化带、小径、桥廊等等有着符合江城特色的意境之物，在这里表达出的气息和魅力，不是夜色所能遮蔽的，相反，每一个夜晚都赋予了东湖迷人的色彩。夜色辽阔而宁静，东湖的辽阔随着夜色的纬度也在不断地扩张，这种扩张是一种意境的放任和分布，是武汉这座城市修整和养精蓄锐的栖息地。
离开武汉的前一天，我住到了户部巷周围的一个酒店。行李安顿好后，我一个人走上武汉长江大桥。时间刚好是中午，天气很热，我依旧按照自己的计划，走走停停近两个小时，把这座大桥由北向南绕了一圈。站在大桥中间，宽阔的长江，有不少的船只缓缓地从很远处驰来，然后从桥底下穿过，慢慢消失在长江的那一头。
在陕北看不到这样的景致。水对于干旱的陕北而言，称得上是真正的生命之源。陕北人对水的感情是一次次干旱带来的逼迫性的情感嵌入。缺水的陕北像一个被扒去衣服的人，骨头凸起来的肌肉感是一种力道的单纯呈现，而缺乏了装扮的粉饰，其实就是殉道者的另一种意义存在。陕北何曾不是这方水土的殉道者呢！
水对于任何一个地方的重要性没有像陕北这样显得弥足珍贵！
漂移在江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船只，更是我在陕北无法看到的。当然在黄河偶有船只运人运货物，但是在距离黄河一百多里以外的子长要看到船只，那只能靠想象來完成。那些有着南方符号的水与船，如果真在我的老家出现，那也是一种道具和摆设，而又有哪一个大户人家愿意花钱买得起更多的水和船来炫富呢？因此，我生活的地方，永远看不到南方的景致，如同南方人不会修建一孔窑洞来居住。
地域给不同地方的人带来不同的山水感受和认知，以及情感建立与积累。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我十分想知道武汉的事情，那里的病毒能不能早点被消灭，那座城能不能早点解封。
春节过后就是草木唤醒的时候了，陕北的草木虽然有点迟钝，但是终究要在山水中回来的。热爱自然的人都懂得山水草木于我们的生存意义的价值比重，可是他们正在把热爱的方式改变为粗暴而冷酷的掠夺。人性当中的一部分指使自己，与生俱来就要跟大自然发生对抗的冲突关系，以为自己是大自然的主人，在不断地索取和压榨自然资源的同时，自诩为自己地球上的高级动物，眼里的万事万物都是自己生活必需品。其实呢？万物是平等的，你不懂得尊重其它事物，必然会遭到它们的报复。因此要跟大自然学会对话交流，懂得与世界建立平等、平衡的关系，已成为当下与自然和解的一种具有使命感的高贵精神。
地球变暖，生物灭绝，自然灾害频发，显然我们的错误正在遭受着大自然的惩罚，补偿或者救赎是不是源自内心的念头？如果真有反省，那么，就请把凶猛还给老虎，把清澈还给河流，把黑夜还给星月，把庄稼和蔬菜还给干净的土壤，把草木还给山水，把山水还给大地和天空，把一切原本有的还给大自然吧！
正月十八日晚上九点多，我戴上口罩走出家门，沿着文化长廊转一圈。
清冷的大街上看不到人影和行驶的车辆，一切都是静止的。今夜有风，偶有在去年秋天落尽了叶子的枝条被风吹动，也能给我带来感动，似乎是在空旷而无限的静态中，上帝有意给我此刻的处境点化的一丝慰藉。街道两旁停满了熄火已久的轿车，车上落着积雪和灰尘。我走上横跨秀延河的大桥，如是平日，这个时候的大桥上的双向四车道必定有川流不息的车流，而此刻大桥上的路灯发出的灯光正在照亮眼前的孤独和冷清，灯光里找不到人和车的影子，唯有路灯杆的影子排列在桥面上。
眼前的世界显得如此陌生而冷漠，就连高挂在天上的那轮明月也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美丽的神话故事，只留下冰冷的光。秀延河两岸的住宅楼上亮起了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子里的灯光下此刻一定有人在干着什么。他们是在看电视还是在看书？他们是一个人在沉思还是一家人在聊天？这个陌生的群体被分割在各自的房间里，形成更多陌生的隔离。陌生会让人感到孤独，而当下的孤独何曾不是每一个人真切又深刻的感受呢！
文化长廊是沿着秀延河两岸而建的城市休闲步行道。这条美丽的长廊散发着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亭台、石雕、碑记、健身器材、音乐喷泉、水幕电影等配套设施完备，是子长人茶余饭后散步健身的好去处。文化长廊仅单向的长度有近五华里，一圈下来大概有十华里。沿着长廊的商铺林立，有几家子长煎饼馆可谓是天天顾客盈门。子长人喜好吃煎饼，煎饼馆遍布大街小巷。文化长廊的煎饼馆是把古老而传统的美食投放于繁华热闹、丰富文化样态之中，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相互浸润和渗透，更是子长人保留本色喜好的一种情感的时代性表达。
而这样的场景似乎远去，现在所有的商铺关门，所有的人退场，春节前长廊上被装饰过的树杆上挂着的彩灯，现在看来，都是高挂起来的闲置，包括那轮明月。
大约一个小时后，走完了文化长廊的一圈。一路上在四路口遇上一个把口罩挂在脖子里的小伙子，他拿着手机视频直播着子长夜景。在石窑坪的红绿灯处看见一辆出租车，车上只有驾驶员一人。他看见我在路边站着，把车放慢速度靠拢过来，他的意思我明白。我挥了一下手，他加油迅速离开。
接下来的日子一成不变，睡觉吃饭，苦思冥想。不看电视，今年的春晚和元宵节晚会也没看，不爱看电视剧，要看新闻就从手机上看。手机不离手，一直在看，看别人的作品，看的更多的是有关疫情的各类消息，不知道哪个是谣言，哪个是事实。
瘟疫这个古老而可以弥漫到时空之中的词语，是灾难和悲惨的代名词。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讲到他小时候经历的那场瘟疫。1932年陕西关中平原和陕北发生霍乱大流行，年少的父亲经历的那场瘟疫就是这一年的霍乱。父亲说那个时候方圆几十里地的庄子里天天在死人。他说上院子老黄家老婆早上起来正在做饭，突然就倒地而亡。他还说来咱庄子里走亲戚的一个后生返回到稍木则沟家里准备上炕，突然就死在炕梁边了。父亲讲到那场瘟疫就会滔滔不绝，在密密麻麻的话语中夹杂着不少的唉声叹气，惋惜、恐惧、无奈等各种情绪交叉于一起，致使他的语气有了戏剧性，似乎依然身处瘟疫现场。他说自己的庄子里就死了八个人。一开始死去的人还能从别人家买来给自家老人准备的寿材，没过多久，后来死去的几个人根本找不到棺材，到其它庄子里找，谁知其它庄子里的人又跑到另外一个村子去找棺材。没办法，就凑合着用几块薄厚不匀的木板装殓埋掉。父亲说，这个时候每个庄里死的人埋都埋不完，有的庄子里干脆就用席子裹住死人挖个坑子埋掉完事。当父亲讲到后沟里那个庄子，在不到一个月时间死光了十几个大男人，那个庄里死了人都没人抬上山去埋葬，就靠庄里的婆姨女子娃娃来抬埋时，父亲停顿了几秒钟，然后慢慢地抬起埋着的头补了一句：可怜那些无依无靠的娃娃！
那场瘟疫的故事一直挥之不去。尽管是别人的死亡，但是从父亲口中说出来，我一直觉得那种死亡是属于父亲的和那个时代的。虽然父亲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侥幸活了下来，但是那场铭刻在父亲记忆深处的瘟疫，一直在折磨着父亲。
瘟疫给人类历史增添了多少悲壮和苦难，就给后来者提供了多少经验和避难的本领。当前的这场新冠肺炎病毒，正是一场危害极大、影响力极大的瘟疫，但是在国家发动的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必胜的决心中，这场病毒的蔓延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患者得到了救治，整个疫情发展向好而转。如果这场瘟疫遇上1932年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惨状？
想到父亲的故事就揪心，而转念想到此刻，又有些宽慰。不同时代的疫情会导致不同结果的发生。父亲时代的小范围疫情都会带来巨大的生命死亡，那个时候的家国是风雨飘摇的，是没有任何国家层面救助的孤岛。父亲的悲哀显得那么沉重而不可释怀！
身处疫情之中的我和家人依旧居家隔离，从大年初一算起来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天了，这可能是一个健康人在平常时期一辈子也做不了几次的漫长宅家的事情吧。在家时间越长，越就有了强烈的出门欲望，但是现实不允许我们走出家门，于是就透过玻璃窗子看外面吧。
那么，每天都要站在窗子前看外面，最想看到天空中有鳥儿飞过，如果飞的时候有两声鸟叫，那样我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值得信赖的。我就会觉得，窗外的一切并不是不怀好意的，明媚的阳光、蔚蓝的天空、拥挤的群山以及偶尔走在路上的行人并不是病毒的伪装。
在家被隔离了二十多天的我和十多名家人们，在我的倡议下今天回老家登山去。老家周围都是大山，今天选择登村子背靠的那座石沟梁山。之前我带着家人们已经登过周围的其它几座大山，比如圆头峁山、黄米梁山、马鞍山、江嘴沟山等。
通往石沟梁山的那条羊肠小道被荒草和树林截断了，我们在干枯的草丛中和没有树叶的树林里凭着方向感前行。去罢这座山最少也在三十年以上了吧，久违感在这条不太通畅和明朗的山道上，被陌生和熟悉相互交织的景象刺痛着。记忆总会适时地触景生情，把思绪带回三十多年前年少时代的时光中。那个时候石沟梁山上有我家的几亩地，每年都要跟着父亲上山去种黑豆。途中要经过一棵杜梨树，这棵杜梨树是整个石沟梁山上最大的一棵树，到了秋天收割庄稼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在杜梨树旁歇息，顺便到树上摘吃熟透了的杜梨。杜梨树是陕北最古老的一种树，一般生长在野外的山坡悬崖边，因为长在孤山旷野，所以是无主人的树。既然没有主人，那就任它在大自然的风雨之中生长。杜梨树的生命力极其顽强，是陕北大地上所有树中最经得住干旱的树。当其它树在大干旱中死去的时候，杜梨树总能活下来，于是在陕北的穷山僻壤中如果能够看到大树，必然是杜梨树。
杜梨树像群山的坐标，总会在某一座山上挺拔地站起来。杜梨树的果实比豌豆大一点，到了深秋，果子熟透了，像一把巨大的伞的树冠上密密麻麻挂满了金色的果子。果子以十颗左右为一束，随手一摘就是一把晶莹剔透。秋天的杜梨似乎摘不完，尽管每天都有人会大量采摘，甚至折断树枝带走，但是第二天再去，杜梨树上依然是一片金黄，好像从未被人摘过。
这棵杜梨树是周围几个村子的集体记忆。今天登山路过它，依旧是那么高大、显眼。
一个多小时后到了山顶。大家说这里肯定没有病毒。是的，没有人怀疑这里会有病毒。站在山顶四顾，熟悉的山河今天怎么会被一种病毒禁足呢？草丛中和树林中被惊飞的野鸡和山鸡很多，脚下蹿出的野兔一个纵跃就消失在另一处草丛中。它们是野生动物，不是我们的食物。如果群山中没有了它们的奔跑和飞行以及鸣叫，那么我们身处的大自然还是大自然吗？陕北人有一句骂人的话，说那些见不得别人好、容不得其他人或其它动物存在，骂他是孤子！而我们把嗜好残忍地投掷于食用野生动物，那么我们会不会有一天成为孤子？
这些天孩子们在屋子里确实憋坏了，它们在山上快乐地嬉闹着。这情景让我心生悲哀啊！是谁关闭了孩子们投奔于大自然的大门？是谁让这群山蓝天失去人的出现呢？又是谁让一个孩子正常的欢乐心情得不到环境的对应呢？
我在枯草丛中看见了返青的小草，它们在孤独的大地上为这个春天做好了一切美好的准备，而不能如约而至的人却迟迟不能到来。大地从来没有辜负过我们，恰恰是我们在无休地辜负着大自然！
春天已经来了，只是我们呆在屋子里看不到春天的样子。石沟梁山的所有景致总是那么温暖，山脚下的窑洞和公路、小河与大桥，远眺处的龙虎山景区和小城的高楼大厦，以及群山苍茫处的那么多看不见的未知等等，都是令人感动的。
有风而过，那是春风。风是微风，温情而充满暖意。春风吹过此刻的石沟梁山，再高的山都能得到春天的眷顾。我决定放下所有警觉，相信眼前的春天是真实的。我和今天登山的人一再确定这个时令的真实性！确定我们头顶的天是蓝色的，脚踏的大地是深情的！
在山顶，我遥望武汉，这座我喜欢而去过的江城，今天的你能不能感受到有一群人在北方的一座山上为你祈祷？
如果说这是一场灾难，那么还是那句话——多难兴邦。四面八方的医者仁心汇聚到患者跟前，天南海北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武汉。祖国这个至高无上的名词，在此刻生动地站在最前面，挡住恐惧和无奈，挡住病毒和肆虐，挡住时令中的寒流，挡住这个春天的黑暗。
那么，请在陕北说词中收获一些感悟吧：“天留日月定乾坤，佛留真经度转人;人留儿孙防后老，草留根芽等来春。”。
等来春，春天已经来了，草木返青，山水在此，世界的美好已被一一安排。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宠儿，能够活在当下，活在草木山水间。
2020年2月19日于陕北瓦窑堡。
责任编辑：张天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