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少数民族迁徙对文化和环境的影响】 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自从炎帝族第一次从西方逐步东移，进入渭河流域和黄河中游后，便开启了中国少数民族迁徙的历史。
从此各民族的迁徙趋于活跃，迁徙活动频繁，但一个民族的迁徙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事，它往往会引起与之有关民族的连锁反应。
各民族间通过迁徙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由于文化是在特定环境下逐步发展而来的，所以这些迁徙民族的文化在这一特定过程和环境中，不断地与其他民族文化发生碰撞，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随着交往的加深，慢慢发生变迁，形成了新的民族文化。
斯图尔德也曾说过“环境在塑造文化过程中扮演着动态的、创造性的角色。
”而且他们在这些迁徙过程中，为了满足更好的生存需求，经过不断的适应、改造、利用迁入地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人与环境的有益互动，使人类在发展的同时拥有更加和谐的环境。
本文主要论述古代少数民族迁徙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并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谈古代少数民族的迁徙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影响。
一、古代少数民族迁徙对民族文化的影响 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是由文化维系的人们共同体，世界上没有文化的民族和没有民族归宿的“超然文化”都不存在。
不同的民族迁徙，使原本毫无联系的民族形成了交错杂居的格局，在他们经过吸收、融化、调和后，其民族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变化，最后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文化体系。
因为当少数民族大量迁入新的居住地后，他们离开了熟悉的自然环境，而面临着全新的环境，生存环境的巨大变迁，使以往的生活方式在新的环境下无法继续，于是为了生存，他们与当地民族之间不断进行长期的、持续的接触，使各个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受到相互影响，民族文化在相互的接触和交流中互相吸收、融合，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
并随着交流的增多、联系的加深，必然导致这些民族在居住、生产工具、服饰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的变迁。
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内迁，这些内迁的少数民族为了更好地生存，在内地封建化强烈影响下，他们的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于是他们开始模仿当地汉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在当时统治阶级的引导下，逐渐改变了原有的生产结构，致使本民族的文化因子慢慢减弱，逐渐融合到汉族中。
如氐族的迁徙，尤其是向关外迁徙的氐族，与汉族等民族杂居，使他们接受了较为先进的汉文化，最后他们逐渐被融入到汉民族中。
而有的甚至导致民族的消亡，如已经在历史上消失了的川南都掌蛮，在明代，他们与汉族的交往甚密，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逐步丧失本民族文化，融入到汉族文化中，到最后在他们遭遇强硬的同化政策时，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隐退于历史中，并走向了民族消亡。
如迁徙的羌人族群为了适应不同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环境，而不断地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新的文化体系。
(一)物质文化变迁 物质文化的变迁主要指居所、饮食习俗、服饰发式、交通工具等的变迁。
由于各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其表现出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经济文化类型和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但随着他们的大量迁徙，不断地受到迁入地经济、生活方式的影响，并与当地不同的民族文化相互发生碰撞，各个文化之间相互整合或融合，以往的习俗也随着环境的变迁和周围民族生活方式的影响而发生了变迁。
如早期的羌人以畜牧和狩猎为主，其主食自然是奶、酪和牛、羊肉。
但在东汉以后，随着羌人的内迁，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在以过去的饮食结构为主的同时，粮食也占了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到十六国时，其饮食进一步农业化，与内地民族的饮食基本无异。
在居住上，早期的羌人是居无定所的，主要以庐帐为居，当他们迁入内地后，居住习惯发生了变化，大多数都改以土屋为居。
服饰发式上也发生了变迁，比如羌族妇女由内迁前的披发掩面变为内迁后的辫发等。
（二）精神文化的变迁 精神文化是人类精神生产的全部成果，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形式和内容决定于一定民族的社会、经济和生活方式。
在古代，少数民族大多都是有语言而无文字的，但由于频繁的迁徙，使民族语言受到迁入地民族语言、文字的巨大影响，这些迁徙民族的语言慢慢发生了变迁，最后导致有的语言与其他民族语言相互结合，形成新的语言。
而有的语言则随着民族融合而消失，尤其是内迁的少数民族，他们长期与汉民族接触，游牧生活也改为了定居生活，受汉族较高文化的影响较深，忽视了本民族的语言。
如氐族，在公元二到三世纪是有自己本民族语言的，但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氐族的频繁迁徙，氐族的语言的使用范围大大缩小，反而汉语在氐族中流行起来。
风俗习惯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是一个民族在衣、食、住、行、生产劳动、婚姻、丧葬等方面的风尚和习俗。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风俗习惯，而且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同也会使风俗习惯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特点。
所以，随着民族的大迁徙，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风俗习惯也必然会发生重大变迁。
如羌族、氐族和党项等最初皆是火葬，但随着他们的大量内迁，受内地汉文化的影响，逐渐由火葬改为土葬等。
另一方面，由于少数民族处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使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下，接触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因而视野也变得更加开阔，并能够广泛接纳各种文化，对于任何外来文化尤其是宗教信仰都不排斥，从而使迁入地成为民族文化的交汇地，而且各民族间不同文化在此交相辉映，形成了今天丰富的民族文化体系。
二、少数民族迁徙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影响 关于人与环境的关系，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环境是人类存在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必要物质条件，但人类又具有改变、复制、破坏甚至有时超越自然环境限制的独特能力。
所以生态人类学在考察自然环境对人类影响时，一般都认为文化与环境存在着一种动态平衡和适应关系，古代少数民族的迁徙就是此点的印证。
他们的文化与环境不断相互适应，带来了环境的大变迁，而环境对他们的迁徙也产生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长久以来，关于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一直存在两种观点，即“保守主义者”和“保护主义者”，前者希望保留自然资源，为人类所用，而后者则意识到人类对自然本身的一种责任感，希望保护自然，避免人类的破坏。
我们认为社会的发展与环境的发展是具有一致性的，社会的变化必然在环境中得到相应的反映，所以我们对古代少数民族的迁徙活动与环境的相互影响进行分析，对我们今天的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比如前不久的生态移民，其实质就是人与环境关系的重新调整，其中就涉及了牧区的生态移民以及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等一系列问题。
（一）自然环境对民族迁徙的影响 最初的人类迁徙是为了顺其自然、求得生存的需要。
在古代社会，生产技术不发达，自然环境的恶劣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威胁着各民族的生存，特别是那些对自然依赖性很大的游牧民族来说更是如此。
为了生存，人们不断地向自然索取物质，在环境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使其朝着自己的愿望发展，但是他们往往忽视了当这些行为超过自然承受力时，便会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甚至导致环境的变迁。
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活场所、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了，其向外寻找新的游牧地就成为他们必然的选择，从这个角度说自然环境的恶化是少数民族迁徙的最初动因。
虽然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不起决定性作用，但它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前提，尤其是在早期人类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一定的地理环境是有利于一些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利于另一些生产形式的发展的。
也正由于此点，决定了各民族的迁徙必须遵从一定的条件，其迁徙路径和方向必然受环境的影响。
如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那里出现的必然是以狩猎为主的鄂伦春等民族。
再如回纥的迁徙，因为河西走廊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多为适于农耕的土地，当地的农业发达，为此他们选择了迁徙到当地。
当他们到河西走廊后，在继续以经营畜牧业为主的同时，逐渐学会了农耕，并转向半农办牧的生产方式，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由以前的半定居转变为定居生活。
所以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生产技术落后的古代，地理环境对民族的发展尤为重要。
因为社会的发展主要依赖生产的发展，而生产的发展又离不开一定的地理条件。
（二）民族迁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只有频繁的迁徙，才能不断打破那种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形成杂居的局面，从而创造民族融合最佳的地理环境和条件，当古代少数民族随着民族的迁徙，其居住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都发生了改变，民族之间交往逐步扩大，经济文化交流渐渐增多，促进了民族融合，加速了少数民族文化和经济的变迁，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民族和社会、环境等都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
而生活方式大变化又会相应地影响自然环境，好的、合理的方式会大大改善自然环境，使其更加有利于人类的生存。
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了基本生存条件，是人类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来源，而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不断适应自然的结果，人被看做是与环境中的所有因素相互作用而适应环境并不断发展的。
因为改变环境使之更加有效地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发展是人类生生不息的追求。
但并非所有因适应环境、改造环境而出现的各种文化类型和文化习俗都是合理的，都是符合生态原则的。
所以我们要在总结以往经验基础上，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地域的特殊性，吸收合理的成分，在自然环境与人类的相互作用中，彼此适应，使环境、经济、社会更加和谐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庭硕等主编.民族、文化与生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2]凯・米尔顿.环境决定论与文化文化理论――对环境话语中的人类学角色的探讨.民族出版社,2007. [3]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1997. [4]屈川.都掌蛮―一个消亡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2004. （作者简介：张小燕（1984―)河南郑州人，中南民族大学民社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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