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组誓约] 宋太祖
与中国其他的朝代滥杀臣僚如草芥相比，宋朝特别优礼臣僚，这一现象在中国的帝制时代，不仅空前，也绝后。
范仲淹说：“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至少有两条不同信息来源的史料记载太祖誓约，其中最完整的记述见于叶梦得。
叶梦得历宦哲宗、徽宗、钦宗、高宗数朝，学识渊博，见多识广，其所著的《避暑录话》中记载：建隆三年(962年)宋太祖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
平时用销金黄幔遮蔽，门钥封闭甚严；太祖命令惟太庙四季祭祀和新天子即位时方可启封，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
届时只有一名不识字的小黄门跟随皇帝，其余皆远立庭中，不敢仰视。
皇帝行至碑前拜，跪瞻默诵，然后再拜而出。
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
北宋的各代皇帝“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泄漏”。
直到靖康之变，金兵攻占开封，将太庙和宫廷的祭祀礼器席卷而去，太庙之门洞开，人们方得看到此碑。
誓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行：一为“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誓约中的柴氏即周世宗柴荣的子孙，赵匡胤曾是其手下大将，在其死后发动陈桥兵变，兵不血刃夺得了皇位，建立宋朝。
誓约的第一条即是对前朝皇室子孙的特殊优待，除了谋大逆外，其他任何罪行均赦免，即使谋大逆，也只能在狱中赐死，且不能连累亲属。
这体现了宋太祖的宽厚仁义、自信从容且心怀愧疚，比起其他朝代对前朝皇室的诛戮，高下立判。
中国帝制时代，皇帝权威至高无上，如果没有舆论的钳制、约束，基本上是为所欲为。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话人人能懂，但能实际做到，特别是统治者能做到，实在太困难。
因此宋太祖用誓言的形式确保后代皇帝不能以言论杀人，以保言论的畅通。
任何法律和制度的有效执行的根源是对其的敬畏，否则只能流于一纸空文。
在缺乏分权制衡的中国帝制时代想制约皇帝的最佳途径，就是以开国皇帝之尊的恶毒诅咒来确保他们遵守誓约。
《宋史・曹勋传》从另一信息来源也证实了誓约的存在：建炎元年(1127年)，被俘虏北上的武义大夫曹勋自金遁归，宋徽宗让他转告高宗，说：“艺祖(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
证明誓约存在的第三个证据是宋代皇帝是否真的遵守了太祖誓约的内容。
考察史实，终宋一朝，皇帝完全遵守了这一誓约，这与之前之后的朝代截然不同的政治行为只能说明一点：一定有宋朝皇帝必须遵守的极其严肃郑重的约束，这除了开国皇帝的誓约，其他都是不大可能的。
有人怀疑太祖誓约的真实性，经常用的证据是宋钦宗杀王黼、朱劢等，宋高宗杀陈东、欧阳澈，当然最著名的是岳飞。
这些都是宋朝杀大臣的例子，虽然人数较之其他朝代已经是少之又少。
另外，还质疑既然存在着太祖誓约，当时为什么不公开，让天下人都知道太祖的仁德? 至少这两个质疑都是站不住的。
太祖誓约说“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并没有说不得杀大臣。
宋太祖本人也警告过臣下：“犯吾法者，惟有剑耳!”因此除了宋高宗杀陈东、欧阳澈外，其他的皇帝都没有违背过太祖誓约。
按照宋太祖的规定，只有皇帝才能知道誓约的内容，宋高宗离开被包围的开封时只是个皇子，他本人当时不可能知道太祖誓约的内容，而是他的父亲在他即位后托南归的曹勋传达的。
后来高宗很快后悔，给这两位死者平反，说：“朕初即位，昧于治体，听用非人。
至今痛恨之。
虽已赠官推恩，犹未足以称朕悔过之意。
”他的这一转变很突然，猜想其中的原因就是曹勋向他转告了徽宗的话。
由于誓约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当然大臣们也受惠，因为历朝杀大臣的最主要理由无非是谋逆和言辞，更何况宋朝文臣的出身也是士大夫。
由于誓约的存在，宋朝对待士大夫、大臣及言论的政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宽厚的，甚至大臣有谋逆的罪行，也仅是流放。
正因为此，宋朝大臣才敢于面对皇帝说出天下是陛下与士大夫共治的天下。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独立的人格，士大夫如何能承担共治天下的责任，又如何敢面对皇帝说出这番话? 至于第二个疑问则很不合逻辑。
从太祖誓约的内容看，如果公开，简直就是纵容柴氏子孙和士大夫去犯法，这种愚蠢的做法怎么可能是出自于英明的太祖皇帝呢?也正是如此，太祖誓约才是一项极其巧妙的、充满智慧的制度安排，只有在开国皇帝灵位前发的毒誓才能抑制独裁者的恶意和欲望；但同时又不能公开其中的内容而纵容犯法，仅此足证宋太祖拥有高超的政治智慧，这是在人治制度下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最开明的也是最有效的制度安排。
名言多为空言，或作用于一时一事，而宋太祖的名言制定了中国帝制时代最开明的国策，在三百多年内得到了有效的执行，同时它也是同时代世界上最开明的国策；它从制度上有效地制约了最高统治者，从而确保了宋朝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
比太祖誓约晚了250年的英国《大宪章》是国王为贵族所迫签订的分权协议，而太祖誓约完全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出于良知和智慧自愿制定的，可以说太祖誓约是宋朝的《大宪章》，是皇帝对臣下单方面的优待、承诺和自我制约，这在中国的帝制时代是绝无仅有的。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