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

如果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例,2015 年也许象征着中国社会科学的“知青时代”的终结。在2015年前后,出生于1960年以前、所接受的教育不完整不连贯、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学者全面退出领导岗位,大部分人停止教学工作。[2]同时,接受了完整的正规教育、几乎没有学院之外的生命经历的“70后”成为学界的主流。有知青背景学者在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的建设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既是领导者、也是生力军。因此构成了一个“知青时代”。2015年8月13日我的硕士导师、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王汉生教授猝然去世(年仅67岁!),似乎更提醒我2015年的这个象征意义。[3]。

知青时代终结,决不是指这些学者学术生涯的结束或者是影响的削弱。从总体上看,他们的研究成果不是“后知青学者在近期可以全面超越的。他们提出的命题、观点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知青时代终结,指的是那个以他们为领导的、具有独特风格和气质的学术实践方式终结。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演进,也许不完全依循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建构(知识渐进积累)和范式转型相互交替的路径;社会科学的演进,可能更多的是不同代际之间学术实践方式、知识的习得和积累方式上的变化。如果不去把握积累方式的转变,可能就谈不上有效的知识积累。

著名的“走向未来”丛书即是中国知青一代学术共同体的成果。

知青时代学术实践,是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以非正式圈子为重要组织方式,带有强烈使命感的开拓性、发散式的探索。2000年以后的学术活动,是在正式机构中正式立项,以争取资金、争取认可(体现为学校排名、领导人赞扬、学者个人的职称知名度等)为主要目的的职业化操作。知青时代创造出半民间的研究空间,但和国家部门保持有效沟通,通过揭示新问题、形成公开讨论甚至社会思潮“倒逼”政府改革。后知青时代,研究操作是高度专业化的,但学术又是作为行政管治的对象而存在的;民间半民间的专业知识生产不复存在,学者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是以强化政府管治效果为主要目的、以封闭的“智库”咨询、命题作文为主要方式的,对政府的思路罕有震撼性的影响。

社会科学知青时代同时结束的,是国家官僚的知青时代。2010年以后绝大部分局(地、市)级以下的干部没有知青背景他们和高校中的学术人员在社会背景、学习经历、知识结构、生活方式上高度一致。公务员的知识化和规范化给官僚系统带来新的合法性,但也使得它成为一个日益坚固、以维护自身利益为主要动机的群体。虽然公务员和体制内学者在2014年以后都反对1990年代末以来的“维稳”政策,但是他们归根到底是要维稳的。维稳是其最大利益所在。在课题选题、工作方法上“唯上”,心中的目的是要“维稳”。

这与中国1980年代的格局几乎截然相反。当时,在政府研究机构、高校以及半民间文化团体的知青学者,和部委里的中下层干部,以及各地地方干部(很多有知青背景),形成心理上和思想上的同盟,互相联动,提出新思路、探索新做法,不断突破政策的条条框框。直到我1990年代中期去浙江、湖南等地调查,还因为王老师圈子的关系,沾了这样的光。地方上的干部还热切地问:原来体改所(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特别是农研室(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那班人最近有什么新的说法?得势的干部滔滔不绝地谈创新的思路,不得势的干部希望我通过调查 “揭露一些问题”。他们都希望讨论。而今天的干部似乎都小心翼翼地心平气和。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口号下,坚决地维护自己的政治安全和利益。

今天和1980年代更大的一个反差是,在社会科学和官僚系统的知青时代终结的同时,高层政治似乎迎来了知青时代的开始。从1990年到2013年期间,出身工程师和“文革大学生”的领导人强调制度、规范、和谐;2013年之后的重点则是突破、意志、理想。小组政治,大刀阔斧。高层的这一“知青气质”,和知识界以及中下层的公务员群体是格格不入的。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和公务员这样的中介,高层政治如何有效地代表不同的社会利益也成了很大问题。这一格局是我们理解知青时代终结的历史含意的重要背景

知青学者拥有其他学者们难以企及的生命经验。

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终结和高层政治知青风格的凸显同时发生,不完全是巧合。它们在起源上是一致的,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结果。这其中,知青和国家体制的关系是关键。在1980年代以来有关知青的谈论中,人们往往强调他们的“民间”性质,即他们在“文革”期间,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之后,如何通过“地下”阅读、独立思考,批判“文化大革命”。这是相当片面的。在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的恢复重建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两个彼此交叉的圈子,一是以《走向未来》丛书和《20世纪文库》为代表的学者圈,二是以原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和原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为中心的“智囊圈”。当时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等单位学习的研究生也积极参与这两个圈子。从他们中间走出了重要的学者,也走出了今天的政治家。这些知青学者、学生能够形成那么大的影响,完全不是因为他们的“民间”立场。他们提出的问题所以引起关注,首先是因为它们是来自社会主义发展内部的问题。欧洲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辩论是他们主要的思想来源。苏共内部的矛盾、1956年之后欧洲左翼对社会主义的反思、1968年之后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思潮(如萨特、加缪)、南斯拉夫的改革等,尤其重要。在自我意识上,他们有很强的“共和国情结”,天然地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革命之子,是人民共和国的主人。提出得问题是中国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很多活跃的知青学者,特别是带头者,是高干子弟。否则他们根本不可能在文革期间接触到所谓的“灰皮书”、“黄皮书”。[4]“文革”后,最高统治集团认为这些年轻人是自己人,地方政府把他们视为无冕之王。这样的背景,使他们形成了舍我其谁、轻视权威的自信自负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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