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W.埃利奥特教育思想的演变(1869—1909)
摘要: 埃利奥特是美国近现代史上典型的教育领导者之一。国内学者较为全面地研究了他一生中所从事的教育实践，但是埃利奥特从事教育实践的原因与动力仍有待进一步探究。在美国内战之后，大多数中上层人士都关注如何重塑民族—国家的问题，各个教派与政党相互勾结，争相成为“新美国民族”的引路人。美国大到各个州的政党竞选，小到各个县郡的学校领导人的选举，都浸染在这种氛围里面，学院（大学）几乎成了各个教派信徒的培养基地。在这种环境之下，埃利奥特倡导学院（大学）教育应由民主而非教派决定，应摒弃党派之见，共同为美国民族—国家共同体服务，培育未来的参政议政精英而非各个教派的信徒。到了19世纪末，由于自由主义导致美国社会弊端日益凸显，埃利奥特的教育思想也有相应转变。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4）03—089—08。
收稿日期：2014—01—23。
基金项目：北京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美国高等教育史”。
作者简介：曹春平（1986—），女，湖南永兴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士生，主要从事美国近代教育研究。
对国内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学界而言，埃利奥特（Charles W.Eliot,1834—1926）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他在哈佛大学推行“选修制”等一系列改革，从而奠定哈佛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学界对他领导的“十人委员会”及其著名的“十人委员会报告”对美国公共教育的影响等等，都有了较为充分的研究①。但在研究埃利奥特思想或实践的同时，研究者往往忽略了对埃利奥特教育思想演变过程的探讨，由此造成“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而影响对埃利奥特教育思想本身的认识。本文着重叙述分析1869—1909年间埃利奥特的思想演变过程。
埃利奥特与教育相关的思想主要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第一方面是关于美国社会理想秩序的观点，第二方面是关于美国公共教育应该如何符合民主原则、从而真正促进美国民主的主张②。
在半个世纪中，随着时代条件的改变，埃利奥特的教育思想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个变化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69年至19世纪末。在这个阶段中，埃利奥特的思想具有显著的精英主义特点。他从国家的角度出发，主张学院与大学发挥装备国家头脑（领导人）的作用，而公共教育则发挥塑造国家枝干（具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一般民众）的作用。为此，他认为应摒弃那些影响国家的民主政治进程的障碍，尤其是美国学院（大学）乃至社会内部的党派斗争和种族意识。第二个阶段则为19世纪末至1909年埃利奥特卸任哈佛大学校长后。在这个阶段，埃利奥特逐渐加入了当时反思、声讨美国古典自由主义的行列。进入20世纪之前，美国大多数人都信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能够为美国带来普遍的福祉。但是，从19世纪末起，自由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美国社会突现两个对立的阶层——生产商、银行资本家阶层与劳工阶层。极度贫困的生存状态与无处申诉的劳工阶层只能诉诸于工会，随之而来的大罢工使得社会的知识精英们开始反思：自由主义是不是能够塑造一个民主的美国？埃利奥特是质疑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之一，他认为美国民主面临如此大的危机，美国的公共教育应当改变以培养精英为己任的组织原则，在课程组织等方面应考虑为社会各个阶层输送人才。而且，他尤其关注劳工阶层的独特的行会教育制度，斥责这种教育制度无疑加固了劳工阶层的界限，认为这种教育制度使得劳工永远难以脱离这个阶层，阻碍了民主社会的流动本质。
从1969年至1909年，埃利奥特长期致力于对美国社会秩序的思考，对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关系的思考。他理想中的美国社会就是民族精神、爱国热情与民主法则三者相结合。埃利奥特对理想的美国社会秩序的构想，经历了一些变化。最初，他所崇尚的民主有贵族议政共和制的倾向，虽然他相信公众明智的存在，但更加倚重议政精英。因此，他认为学院教育应为美国国家共同体提供维系民主秩序的议政精英。随后，他对美国社会矛盾的认识与对民族—国家的热情促发了他的民主构想的演变。埃利奥特校长的民主开始倚重民众根基的稳固与否，包括民众的归属感，民族的认同感，美国公立教育系统进入了他的教化理想之中。
在20世纪初，埃利奥特卷入美国当时知识界的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研究浪潮，开始质疑美国宪法中的自由主义精神，认为这种自由主义所支持的资本主义经济加固了阶层之间的界限，纵容了人种、家族、声誉、遗产等因素带来的社会分化，与真正的民主本质相背离，甚至导致了种种颠覆民主的社会行动（包括工会与资本家之间的暴力争斗，工会与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垄断）。至此，埃利奥特开始反思，民主不仅仅意味着以往所谓的“公共事务”的决定方式，它超出了政治的范围，它还意味着国家应该基于民主原则处理任何危及民主的事务，包括由美国宪法所保障的个人权利、自由主义带来的自由主义经济。
总的来说，埃利奥特教育思想转变的动力来自于他对美国民主的不断反思以及他对自身角色的体验与认同，还来自于他与美国知识界的交流之中。
（一）反对宗派斗争，重塑美国民族共同体（1869—19世纪末）。
这一时期的埃利奥特并行发展了两条思想脉络。一方面，他反对学术圈中的宗派斗争，渴望用民主与科学的原则带来学术自由。另一方面，他反对美国社会生活中与宗派斗争紧密联系的种族矛盾，希望重塑美国民族共同体。
埃利奥特于1869年就任哈佛校长，此时，经历了南北战争的人们热情高呼重塑美国社会秩序。美国的大城市已逐步兴起，参政的高门槛正在遭受城市民众的挑战，有色人种与白人之间的隔阂并未随着南北战争烟消云散，各个教派与党派纷纷通过开设学校、增设教堂，争夺教区来争取各自的信徒，笼络势力。就连哈佛学院也不是知识的净土，校内充斥了教派斗争。哈佛校内的斗争主要表现为以正统一位论者自居的人与自然科学信奉者相互诋毁与倾轧。上至校长，下至学生，都难以逃离这个斗争的漩涡。在1860年代，哈佛校内的一位论派信徒极力防止本科生接触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一名大三的学生因在基督教堂做礼拜的时候阅读孔德．奥古斯都（Comte Auguste）论著被公开训诫。费尔顿校长（President Felton）等人要求严惩这个学生，达尔文主义者则极力为这位学生做辩护。还有一位校长，在涉及类似教派冲突的问题之时，并没有明哲保身，以致遭人质疑与唾骂 [1]。
在埃利奥特上任之前，哈佛的校长是托马斯．希尔（Thomas Hill），他是1862年被董事会选举出来的，但是后来，监事会的一个委员在报告中说，“一些反对希尔的人质疑希尔的神学带有愚蠢的理性主义和自由的标签，在他们看来，希尔的神学中的这种理性和自由是丢掉一切信仰的标志”[2](p185—187)。
这些典型的事件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哈佛学院距离学术自由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在托马斯．希尔于1868年辞职之后，埃利奥特经历了曲折的历程终于继任为哈佛校长[3](p185—187)。在曲折的继任过程中，埃利奥特深深感受到，监事会并不是唯才是举，而是依凭他们的宗教信仰来支持符合他们期望的校长人选。
监事会处于领导地位的学者们对自然科学持有怀疑或反对的态度，他们倾向于选择曾担任过牧师的人来担任哈佛校长，他们觉得牧师的经历似乎可以说明一个人信仰的纯洁度。在之前的15年中，哈佛有过7个校长，其中5个都担任过牧师。这使得埃利奥特有所反思，他在《大西洋月刊》上公开地对此表示了不满：“美国学院几乎一直只从牧师中选择他们的校长，这逐渐地越来越明显。他们正在忍受着这种太过专门的牧师式的管理”[3](p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