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视野下的性别理论及其言说主线
摘要：性别理论作为一个前沿的理论命题，也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从人类学、辞源学、历史学、美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对其考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性别理论与文学创作、文学研究的关系以及性别与人的其他“类属性”的关系。以此为线索，对“性别理论”及其当代的文学言说背景和书写主线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不同性别都是有局限的单性言说，并在此基础上向着“人之为人”的“个人性”的方向超：社会性别的限定。这一发现可为性别视野中的文学研究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中图分类号：1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2—0100—05。
一、“性别”是什么？
性别理论是围绕“性别是什么”展开的。那么，“性别”是什么呢？“性别”又是如何被表达的？“性别”与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关系又是怎样的？由于性别理论近年才进入学界的视野，作为一个前沿的理论命题，对它的研究也是刚刚开始。在此，我们只有借助现有的成果做出初步的回答：
（一）从人的分类学意义上来看。性别是人的基本属性之一，是人类的基本类特征以及由这种基本类特征标志出来的人类的类身份。和“性别”一样属于人的基本类属性和类身份的还有“种族”和阶级（阶层）。人类的这些基本类属性和类身份在特定的时空交叉点上，又衍生出一些其他的类属性和类身份，如家族、国籍、社团、党派、文化、宗教等。和“性别”一样，这些类属性和类身份是在人类历史演历过程中，综合了时间、空间、政治、文化、思想等方方面面的复杂因素而形成的关于人的类的标志物和精神的归属地。就人类中的每一个个体而言，都逃脱不了多种类属性的控制与统摄，都不可能单一地只归属于一种类属性和类身份，而是多种类属性的集合。其中，“性别”显得尤为复杂。但谈论“性别”不能就“性别”论“性别”，而应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把其放在“人”的大范畴中来看。可惜的是，长期以来，这个至关重要的、关涉每个人的根本问题成为人类难以破解的秘思。
（二）从辞源学上看。“性别”的涵义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生理上的两性差别，即“自然性别”；二是因为社会原因造成的两性差异和等级区分，即“社会性别”。关于“社会性别”，朱迪丝·巴特勒在其《性别麻烦》一书中写道：“社会性别不应当建构为一个固定身份，或各种行为所遵循的媒介位置，毋宁说，社会性别是一种在时间中不断建构的身份，通过风格化的重复行为在一个外部空间中得以构成。”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自然性别是与生俱来、很难更改的生理性别，除非后天强制性的“手术变性”，自然性别是不可塑造的。而社会性别完全取决于后天塑造，是自然性别前提下的父权制社会意识形态对人的一系列强制性的文化设定，“是由社会文化形成的有关男/女角色分工、社会期望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对“性别”作如此分解，使性别具备了生理学和社会文化学意义上的双重内涵。它强调决定两性性别特征的主要原因在社会方面而非生理方面，反对把某些气质特征或行为方式看成是某种性别的人所天生具有的，而是强调性别特征的非自然化和非稳定化，并着重考察男女性别认同的观念是在社会与文本中的形成机制。这可以说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最有价值、最有灵感的理论建构。
（三）从历史的、美学的、文化的方面看。男女两性的生物区别虽然是由自然法则决定的，但在现实社会中，男女两性对“性别”、各自性别以及对方性别的理解和表达事实上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文化上的差异。父权制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设定对人进行他塑与自塑、他律与自律，“构成了一整套等级制的性别关系模式，如主体/客体、独立/依附、阳刚/阴柔、主动/被动、主外/主内、尊/卑、强/弱、大/小、理性/感性、坚强/温柔等。在这里‘等级制’这三个字非常重要，它的意思是将本来是自然的男女两性关系及性角色性行为以及性格、气质、心理等进行制度化的刻板定位，形成了一种尊卑高低有序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性别关系模式，从而成为社会权力关系的一部分。”这构成了“社会性别”的核心内容，但同时也表明“社会性别”并非是固定的范畴，它的可塑性证明其可能随着社会文化的改变而改变。这体现了“社会性别”在认知行为方式上与“自然性别”的本质不同。长期以来，对性别认知的“同一性”混淆了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分野，传统“男性”与“女性”的含义在文化活动中只作为分析性术语出现，而不是被分析的对象。父权制以来，人们就是在这样一种认定的“性别”概念或观念下进行认知活动的。显然，这对“女性”构成了巨大的认知上的压力和认同上的伤害：一个属于生理的性的类别，本来是和“男性”一样与生俱来，两性平等，却在人类历史的时间性演历中，出于人对人的统治、占有的需要而被强制性地异化为等级制的尊卑优劣两个类别，并以这种性别的等级制作为封建宗法统治的基础，从而剥夺了女性的社会身份。对此，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性别理论特别是社会性别理论的提出对女性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是找到了“女性问题”的历史根源，为批判父权制意识形态和男权中心文化提供了依据，也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撑。二是为超越针对女性生物性定义的“性别决定论”提供了可能。人们认识到后天的社会文化设定是可以而且肯定要改变的，鼓励女性以独立的个人身份创造自己的本质，决定自己的命运。三是包括了男女两性在内的“性别”理论，扩展了女性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深化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使女性文学研究以女性文学为研究对象却又不局限于女性文学，而是把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与性别有关的问题与现象纳入“性别”的研究视野，把男性文本作为女性文本的“互文性”参照进行社会、历史、心理、审美的重读。
（四）从性别与人的其他“类属性”的关系来看。性别与阶级、种族、地域等一样，人类“类属性”具备一定的可塑性。如阶级是一个动荡不定的范畴，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变更。又如迁徙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之一，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地球已经被形容为一个“村庄”了，人的地域属性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至于性别，其中一部分是天生的，这是生理现象，但后天形成的社会性别的变化和差异要比自然的生理性别的差异大得多。不仅两性之间的社会性别有很大差别，从“个人性”的立场看，就是同性之间也是千差万别，甚至有人说“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差别比女人与男人的差别更大”（林白）。同时，既然人的活动构成了历史与现实，那么历史就必不可免地会打上人的“类属性”的痕迹，各种各样的性别、种族、阶级等问题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有时候，性别问题是单独存在的，但更多时候是和人的其他“类属性”交织在一起的。在不同的时期，各种“类属性”引发的问题和冲突错综复杂，紧密缠绕。从目前的研究看，西方女性主义在建构自己的性别理论时，有时还表现出片面的唯性别论，对性别与人的其他“类属性”之间的复杂关系缺乏必要的理论辨析。
相对于女性主义，性别理论的浮出水面标志着女性主义正在走向理论的自觉和成熟。在这里，性别不是世界观，男女两性不是对抗的两极；性别不是历史观，历史不是男性压迫女性，也不是女性压迫男性；性别不是价值尺度，不是用来衡量“男尊女卑”或是“女尊男卑”。对文学研究来说，性别是一种有效而合理的分析范畴和阅读阐释的视角，它主要检验包括“男性”与“女性”在内的两性如何在具体的时空中拥有了某种具体的含义，并且强调这些含义的相互关联以及由此生成的意义。可以说，性别理论扩大了女性主义的研究范围，有意识地缓解了女性主义的问题。有论者认为，可以用社会性别理论把女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政治化与情绪化的，后一阶段是学术化和温和的。以社会性别理论为标志，美国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妇女学”、“女性学”等研究中心纷纷更名为“社会性别学研究中心”或“妇女学/社会性别学研究中心”。可见，性别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特别是女性主义研究者的注意，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中，性别理论与文学的复杂关联尤其引人注目。
首先，就性别理论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来看。出于父权制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设定对人进行的他塑与自塑、他律与自律，在当代众多文学文本和影视文本中，两性身上都被附着一些认为是固有的特性，如女性的情感脆弱、强烈冲动或温柔细，男性的暴力、进攻性倾向以及心胸狭窄等。这些实际上都不是性别本身，而是社会文化所形成的性别观念在文本中的具体表现。比如，一般情况下，如果文学以“女性”加以命名，作者的自然性别应为女性。这样对“女性文学”的定义潜意识中仍然是“男性为大、女性为小”、“男性刚强、女性柔弱”等父权制观念和文化心理作祟。这种以固定的、先验的题材风格的性别定位来创作所谓的“男性化”、“女性化”文学作品，实质上仍是对男女社会性别“二元对立”模式的文学改写。
刘思谦先生在对“性别经验”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性别与文学关系的大致结论：“性别对文学并不构成直接的和必然的关系，它是文学作品的一种非结构因素，并不直接构成文学的结构要素如人物情节、环境、语言等。性别与文学的关系通过有性别的（主要是社会性别）作者功能这个媒介来实现。性别不同的男作家或女作家基于不同的性别经验和心理功能，一般来说会将他（她）的性别观念或性别无意识自觉不自觉地投射到文学文本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文本的结构因素和人物塑造、情节设计、人物关系、话语方式等，构成文学文本中不同的性别内涵。”。
其次，就性别理论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来看。对性别概念的这种社会性界定在提倡一种看待性别问题的历史和发展眼光的同时，也促使文学批评者对批评传统做出反思。主要是反思其中是否含有某些基于对性别问题作“等级制性别关系模式”理解的性别成见甚至性别歧视。
这种建立在性别立场上的反思，在20世纪60年代集中体现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在为女性争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益、寻求自身彻底解放的思想背景下，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试图通过对父权制文化传统的重新审视，完成一种破旧立新的性别话语变革。它以社会性别为基本出发点，致力于揭示妇女在历史、文化、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探讨性别与文本间的相互关系，从文学、语言和心理的角度对性别歧视进行批判，向传统的男性中心的文学史和美学观念提出挑战，以达到发掘女性语言、寻找女性文学史、重建文学研究新理论的目标。应该说，西方女性主义特别是“社会性别”理论促进了人类对性别的认识，取得了引人关注的成就。但其在理论上也并非没有局限，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具体的理论阐释中，更多地强调了对“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分，而忽略了它们割裂不断的亲缘关系。无论社会性别被后天的、社会的文化观念塑造成什么模样，女性都不可能逸出先天“生而为女”的自然性别的生理前提。这个性别构成的理论难题在女性主义那里显得较为薄弱。更有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甚至否认自然性别的基础性存在，认为社会性别与自然性别无关。性别和人如影随形，离开了人，性别也就毫无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还可以再引申一步，人是生物性的人同时也是社会性的人，性别同样也既是生物性的性别同时也是社会性的性别，二者有区别但绝不可分割，是一个完整、多面、有机的整体。
二是一些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在忽视自然性别的前提下单方面强调社会性别，以至于女性主义在解构父权制文化过程中显现出激进的对抗色彩。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致力于对文学中的男性主义惯例和价值的重新审视，通过认真研究文学和批评的社会文化语境，向传统的男性中心文化以及建基于此的文学史观念和美学概念发起颠覆性的挑战，由此显示出了鲜明的政治性和对抗性。但它的过度倾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并一度使女性主义与男性似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境地。
之所以如此，客观地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性主义对父权制文化仅仅以生物学的“性别”对女人进行定义而产生的逆反心理所致，这种出于女性经验的反叛策略在实施时的矫枉过正，最终走向了她们初衷的反面。正如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沃尔特所言：“迄至最近，女权主义批评始终没有理论根基，在理论的风雨中它一向是一个经验主义的孤儿。”女性主义对理性批评标准的抵制，表明了它从心理上还在依赖于某种性别上的成见，这种性别的对抗并不足以成为理论研究的根据，只能将批评引入一个更加感性化和个人化的境地。对自然性别的认同与回避，对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分裂与偏执，反映了西方女性主义并不全面。
从总体上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视野内，“性别”的文学言说和“性别理论”对文学观念的悄然渗透，“人的发现”和“女人的发现”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女性文学和中国新文学可谓是同呼吸、共命运，走过了一条极其相似的发展脉络和心路历程。在这个意义上，抓住“人的发现”和“女人的发现”就抓住了“性别理论”的文学实践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