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消费行为及其制度规范研究
摘要：公务消费的合理存在有助于公务活动开展和促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但过度的使用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
公务消费包含了公款接待、公车使用、职务消费等系列财政资金的使用行为。
基于复杂的原因，每种消费模式都有其面临的执行困难。
为此，从制度本身以及围绕该行为周边的制度设计的完善成为了规范公务消费行为对策的有效路径。
下载论文网 关键词：公务消费；公务接待；公车使用；职务消费 一、公务消费的内涵解读 （一）公务消费的概念 公务消费是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开展工作，履行职务，保证工作任务顺利完成而由国家承担的相应支出费用而产生行政成本的消费行为的总和。
具体形式主要包括：机关组织公款接待、领导干部公务用车、工作人员职务消费等行为①。
公务消费本质是职务消费，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开展工作、履行公共职务过程中产生的。
公务消费来源于国家预算资金，作为国家有权力监督公共资金的使用，使其依法按照预算执行。
另外一方面、财政资金根本来源是纳税人的税款，公民作为公务消费资金的提供者和服务的对象，对于公务消费有当然的监督权和知情权。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同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公务消费的水平、类型、范围。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化程度越高，公职机关的消费不断由自发提供向市场和社会组织提供转变，更多的公务消费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来实现。
公权力有天然的扩张的本能，在我国当前还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尤其处于转型时期。
失去监督制约的权力，在私欲的支配下，必然会产生过度公务消费，使得公务消费成为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
关于公务接待的定义在我国并没有统一的认识，通常认为公务接待是指履行公职的行政机关及习惯从事公共行政的单位使用公共财政资金，与其他履行公职来访的单位或公务人员于工作需要产生的接待。
2013年我国公务用车消费高达43.99亿元，要规范公务用车消费必须首先对公务用车概念作出明确界定。
公务用车，通常是指从事公共行政的单位因公务活动需要使用财政资金购置、使用、运行的车辆。
《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管理细则》第二条规定，“本细则所称公务用车，是指党政机关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分为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
一般公务用车是指用于办理公务、机要通信、处置突发事件等公务活动的机动车辆。
执法执勤用车是指用于办案、监察、稽查、税务征管等执法执勤公务的专用机动车辆。
党政机关用车中的“领导干部用车”、“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和“其它用车”并不包含其中。
3.因公出国（境）费。
因公出国出境，是指受公务单位派遣，以执行公务为目的，出访时间、出访国家（地区）、出访路线等均有严格规定的非个人支出费用的出国（境）活动。
2013年我国因公出国出境费用为21.36亿元。
（三）过度公务消费的危害 首先，过度的公务消费影响了我党长期以来树立的政治权威。
公众对于国家公职人员因公务消费获利的不满，是一些地方干群关系、官民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现代民主政治产生于公民的信任和委托，国家与公民是委托代理的关系，过度职务消费作为非正常的公务行为，其泛滥和流行必将侵蚀我们党的肌体，削弱党的领导能力，动摇党的执政地位。
职务消费是政府必要的成本，但是过度消费作为政府成本是不合理的。
三公消费的急剧增加，直接导致了我国的行政管理经费畸形膨胀，造成了极大的财政资金浪费。
我国处于行政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转轨过程之中，部门垄断利益大量存在，各个地区部门权力和待遇差别较大。
作为掌握公共权力的公职部门，在职务消费中由于监督的缺乏，利用执行公务之便行个人消费之门大量存在，并以公务消费为手段，谋取个人私利。
二、公务消费的现状与成因 （一）公务消费的现状 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新闻1+1》节目中透露：我国三公经费开支一年高达9000亿，虽然数字不什么准确，但是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公务消费数额惊人，急需规范。
国家行政机关公务接待费只能占当年公用经费预算的2%，从1986年到2005年，我国人均负担的公务管理费用增加了23倍，同期GDP增加了16倍，每年的公款吃喝高达上千亿元。
2.公车使用的现状总体归纳起来，我国现行公车使用存在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财政负担沉重。
每辆公车从司机、维修保养到过路过桥费用都远超社会服务车辆费用，而且很多单位还通过假维修的方式为个人或者部门谋取私利，大大增加了财政负担。
二是超标准配车。
的规定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发动机排气量不超过1.8升，价格不超过18万元，但实际是公务用车上双超标现象非常普遍。
三是公车私用现象普遍。
公车私用，实际是一种腐败行为，一方面为公权力使用者滋生了腐败的条件，另外一方面严重破坏了公务机构的廉洁公正。
而且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和意外，极容易引起社会公共事件，从法律责任上有时候也难以区分责任，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公车私用更是如此。
职务消费存在本身有合理性，随着公务范围的扩大，对外交往的增加，在制度缺失的背景下，职务消费会因为界定的模糊而导致和私人消费的混合，使得过度消费有时候披上合法化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