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文化身份的杂糅性探微】泰戈尔是什么身份
摘要：泰戈尔生活于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语境中，西方外来文化渗透着他的思想与创作，印度民族传统文化又深深根植心中。
身处西方与本土、上层与下层的十字路口，他对每一方都有所感应，从而使他的文化身份呈现出杂糅性的态势。
本文试图借鉴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来审视泰戈尔文化身份的杂糅特质，探讨泰戈尔的长篇小说创作对后殖民主义做出一些反思。
关键词：泰戈尔；文化身份；杂糅性 引 言 泰戈尔作为一个跨越时空的文化载体，在印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具有跨越时空的意义。
至今，世界范围内泰戈尔研究取得的显著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随着进入全球化时代，文化身份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更是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从后现代与后殖民时代来审视泰戈尔文化身份的杂糅性显得尤为重要。
泰戈尔既认同西方文化，又赞成东方文化，其文化上的异化常常表现为双重意识的力量，文化身份处于不断的分裂且永远无法聚合、定型的状态――由于无法克服的地理、种族和文化差异，东西方相互联结沟通的努力成为徒劳，殖民统治者英国人与殖民地人民印度人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一、文化身份杂糅性的理论概述 西方学术界对文化身份兴起的时间和研究探讨目前尚无定论。
一般认为文化身份是与生俱来的，并受到个体所属以及周边文化群体普遍价值观念的影响得以发展。
在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时代，理论批评家霍米•巴巴提出文化身份具有杂糅性。
他利用解构分析来消解殖民者与帝国主义者之间的二元对立，认为文化理论与政治实践在交流与融合过程中出现了缝隙、重叠和交叉，且相互间发生着作用，因而产生了跨越不同民族、阶级和文化传统的融合与杂交的复杂身份，“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也不是相互分离且一成不变的两种存在。
因此巴巴主张通过被殖民者模仿帝国主义者即东方不断学习西方，使殖民反抗含混化；同时他又隐射东西方文化之间“杂交”，可消解不同民族文化上的对立和矛盾。
受征服和支配欲望的刺激，帝国主义者以“自我”为中心，试图在世界上建立政治、经济、文化和精神领域的绝对统治，而视被殖民者为野蛮、无知、低下的“他者”，以白人/黑人、善/恶、文明/野蛮、理性/情感等二元对立的方式来看待“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
由于殖民话语中文化、历史、种族差异表征的一种矛盾形态，异质的两种文化就会发生交流、碰撞，导致对他者化意识建构中既存在混乱无序、堕落和恶性循环，又存在不变的秩序，其文化认同方式变成了刻板模式……在这种话语中，亚洲的表里不一和非洲的淫荡好像从来都不需要证明。
如果殖民者把被殖民他者想象成与自我根本不同的他者，他就会转向自己的文化并很难接受他者文化的观点；只有以某种方式对自我进行否定或至少是对他者文化价值观念和形态进行真正肯定的前提下，才能对他者有真正而全面的了解。
可见，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既吸引又排斥的关系是自然矛盾的，但被殖民主体从来就不是简单地、完全地与殖民者对立的。
巴巴不去依据静态的、僵化的、二元对立的两分法，而是关注“文化接触、侵略、融合和断裂的复杂过程的机制”，发现“界限”并不是不可跨越的鸿沟，恰恰是多元化交融和发展的起点，“第三空间”的想象性建构正是帝国主义殖民扩张和全球化的产物。
实质上它既非东方文化的空间，也非西方文化的空间，而要在对两种文化的超越中实现新的文化空间，使不同的文化之间发生杂交，进而来构筑自己的“想象的家园”，或者更确切些它是“处于被征服和边缘地带的人们是如何从殖民文化中进行文化选择和文化创造的”。
世界文化异质性的延伸由近及远，由单一层次到多层次，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可能性、困难性和含混性所导致的文化身份上的杂糅性。
帝国主义者实行一种殖民控制形式，要求被殖民者采纳并逐渐接受殖民文化；然而，令殖民者困惑的问题是，被同化后的被殖民者仍然是劣等的、低下的，模拟后的他者只是“几乎相同但又不完全是”。
因此，无论是边缘还是中心都无法建造世界。
二、泰戈尔文化身份的杂糅性 当处于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时，人的文化属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交流与碰撞很可能发生。
泰戈尔生活在大英帝国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的现实之中，对东方和西方也就是帝国主义与被殖民地之间的文化关系有着切身的感受和深刻的思考。
泰戈尔能够在以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之间不停地游移，在接触与碰撞中寻求文化共存的空间。
泰戈尔成了两种文化的中介者，同时也是两种文化的边缘人，不仅在英国人中间和英国文学史上成了一个边缘人和边缘作家，而且在印度人和印度作家眼中同样也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命运，导致泰戈尔既不能成为一个西方人又不能成为一个印度人，或者说，他既可以成为一个西方人又可以成为一个印度人，处于对话与协商地带的某种交合状态之中。
（一）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民族传统文化积淀 印度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宗教精神氛围的民族，泰戈尔的宗教思想的来源也是多方面的。
既有源于《奥义书》思想和吠檀多哲学作为印度本土第一大宗教的印度教哲学，也有佛教、耆那教等其他教派的思想，还有外来宗教如伊斯兰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主张等。
而泛神论思想和“爱”的教义是泰戈尔宗教思想的最大特色，他所倡导的“人的宗教”和“梵我一如”其实是一种注重精神修炼的人生理想，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特色，还带有神秘主义色彩。
同时泰戈尔并不固步自封，强烈谴责印度社会某些丑陋落后的教规习俗的现象，坚决批判那些假借宗教信仰的名义而煽动种族仇恨和教派冲突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主张打破印度教种姓制度人为设置的森严壁垒，并提出众生平等来反对等级差异对印度女性尤其是寡妇造成的地位低下和命运悲惨的结局。
（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外来文化思想借鉴 泰戈尔自幼浸润在英国文学和欧洲文学文化氛围中，广泛涉猎丁、歌德、雪莱、济慈等西方名家经典作品。
西方的教育和游历背景又使他不像同时代大部分偏狭的人那样一味地反对和排斥西方文化，而是能挖掘出可供汲取的西方文化精髓从而滋养和丰富母国文化。
泰戈尔认为印度社会缺乏英国等西方国家所具有的民主平等政治体制，且他们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的惊人成就，也使泰戈尔由衷赞叹是人类历史上永久的财富。
但是泰戈尔也犀利的指出西方文明以战胜和征服大自然，甚至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的观点是错误的，最终只会导致人性的扭曲。
因而泰戈尔呼吁各国人民团结互助，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平等交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主张全世界人民和谐共处，使得所谓的东方和西方、高贵与低下、古典与现代、“自我”与“他者”统摄于“物质的西方”和“精神的东方”构建的国际主义式的乌托邦理想。
（三）两栖式文化观导致泰戈尔文化身份“在”而“不属于” 东方或西方 印度当代剧作家厄本•比亚斯指出，加尔各答是一座建立在英国教育体制之上的外国文化之城，它扭曲了印度的文化；从一开始，加尔各答便是一座基于外国殖民者的利益而建造的城市，随后，它一直吮吸着印度广大乡村的血液而不断地扩张。
并不是殖民主义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可以解释的简单问题，而更多地产生于不同文化在差异之间如何共生、如何融合的问题。
作为印度社会传统与现代转型时期的世界级文学大师的泰戈尔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座混杂的城市中，其文化观同时受到东、西方世界两大迥然不同的文化体系的滋养和影响，使得他能够站在比一般人更高的层次来观察和思考各种文化现象和社会问题，能够以更加宽容的态度去审视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并据以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和主张，扭转近代意义上的东方与西方由于社会发展失衡而导致的话语失衡现象。
甘地曾说，任何一个印度人在任何领域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是西方教育直接或间接的成果。
印度，并不真的就是一个可以确认文化身份的地方，因为它总是一个虚拟的建构，是可以随意想象的”。
在殖民与被殖民的二元对立之中，泰戈尔寻求的恰恰是不同文化在差异之间共生杂交，在东、西方文化“缝隙”中交互发生着作用。
泰戈尔倡导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有机结合，共促人类文明的进步。
他的东方情结使他关注东方世界发展滞后的生存危机，从而倡导东方学习西方和东方民族大联合。
两栖式文化观导致泰戈尔文化身份“在”而“不属于” 东方或西方，是他独特而融贯东、西的文化身份的杂糅性的根本。
三、泰戈尔文化身份的杂糅性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体现 巴巴主张被压迫的“少数者话语”与西方主流文化进行对话，但是，在殖民侵略与掠夺、文化霸权主义的阴影下，泰戈尔能够进行东西方文化上的平等商讨吗？被殖民主体的欧洲化使泰戈尔拥有了双重意识:欧洲现代意识和印度传统意识，双重意识产生的文化差异感使泰戈尔无法完全融入现实中任何一种文化而处于错位状态。
不同的文化多声混奏被象征性地再现到泰戈尔的文化身份上，发展出“存在于语言认同和心理机制之间、既矛盾又模糊的新的过渡空间”。
具体到泰戈尔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文化身份的嬗变动态地描摹了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的文化冲突，更与现代性产生的文化差异和文化混合现象联系在一起。
“世界上有英国、法国、德国、俄国这样一些文明国家，它们的历史不都是为了本国利益而进行盗窃和掠夺的历史吗？”泰戈尔指出西方喊着崇高的口号，实质上却干着龌龊的勾当，利用霸权强取豪夺东方的财富来获取利益，给东方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他们的所谓文明只涉及他们外表的白色皮肤，并没有涉及人体内那种殷红的血液”。
泰戈尔并不否认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但反对西方侮辱和欺凌东方，渴望东西方之间能够进行真正的沟通和交流，因而在《家庭与世界》中赞美将公平与正义作为最高道德理想的尼基莱什。
“我愿意为祖国服务，但是我所要崇拜的对象应当比祖国高大得多。
” 要取得反殖民主义的胜利，印度人必须首先在内部消弭宗教与种姓对抗，《四个人》中泰戈尔畅想了抛弃民族主义之后的和谐印度：“我是印度人，在我的心目中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徒没有什么可敌对的。
”[10]在以世界主义的姿态消解了自己的印度民族传统性之后，泰戈尔在扮演着西方文化与第三世界本土文化的商讨者。
“要记住，人类历史应该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创造的。
”尽管泰戈尔对英国的殖民掠夺深恶痛绝，但他依然认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客观上也促进了印度社会的进步，应使东方和西方、精神与物质、高贵与低下、古典与现代杂交和融合。
殖民者要处于支配地位势必要接触被殖民地的文化、政治等，两种异质文化接触和交流过程中话语本身的意义遭受流失和变革，产生了既不同于殖民话语也不属于被殖民话语的含糊不清的过渡地带，因而耻笑和蔑视印度文明也是西方人的偏见。
“当那些大国为自己的强盗文明承担责任的时候，从外部是不容易看到的。
但是总有一点儿迹象会显露出来。
他们全部政治的虚伪性、欺骗性、背叛性，他们的间谍行径以及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声誉而践踏真理和正义的行为等等――所有这些压在他们肩上的罪恶负担难道还轻吗？而且，这一切罪行不是每天都在吮吸着他们那文明躯体内的鲜血吗？”。
从泰戈尔作品中我们读到的不是主流历史中民族运动领导人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而是主流民族历史叙事所刻意忘记的。
综上所述，在多元文化交织发展的全球化语境下，泰戈尔文化身份的杂糅性是碰撞交融的必然结果，重构了新旧交替时代文化主体思想意识的分裂性危机。
后殖民主义无法完全摆脱欧洲主流话语，便以怀疑或质询的方式对殖民主义进行反抗，通过揭露其中存在的偏差，消解二元对立，从而使主流话语臻于完善。
泰戈尔处于弱势的东方落后国家在西方压力之下进行现代化变革的急流旋涡之中，对东西方文化思考的深刻和独到之处，不可避免地被推到了交流对话的前沿地带。
注释： ① 杂糅性：亦称杂合性、杂交性或混杂性。
最初产生于生物学，后被运用到其它学科领域。
文化杂糅性是巴巴在萨义德后殖民文化批判理论的基础上，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分析“自我”与“他者”间关系时，提出将文化主体置于充满差异文化政治的宗主国与民族国家之间，对充满焦虑意识的被殖民主体摆在与殖民主义共存的现代性面前进行批判审视，体现了现代、后现代时期异质文化间的张力。
在当代文化身份研究中，文化身份中异质成分的交织现象被称为混合文化身份，既具有了交流主体双方的特点，又不同于二者的混合体，具备了双方不可比拟的优点。
见王波.《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述评》[J].文教资料，2007，(31):54. 参考文献： [1] Homy K.Bha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66. [2] Marry Louise Pratt．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M]．London：Routledge，1992:6. [3] 石海军．后殖民:印英文学之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17. [4]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The Post—Colonial Criti: Interview，Strategies，Dialogu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 [5] 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D]．优秀硕博论文.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2004. [6][7][8][9][10][11][12]泰戈尔．泰戈尔全集（第14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0；104；30～31；84；182；80；30～31. 作者简介：王菲菲，女，1987年1月，安徽人， 学校：西北民族大学,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