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8226;詹姆逊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理论
［摘 要］ 追溯了“文化批评家”、“后现代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文学思想发展，从他的系列文化研究经典论述中挖掘其卓具特色的文学观点和文学批评理论，指出他的文学观是建立在马克思的辩证法基础上的开放、多元、具有包容性的阐释体系，他的文学批评理论辟出了一条文学与社会,尤其是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新途径，对当前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都有很大的启示。
［关键词］ 詹姆逊;文学观; 文学批评理论；马克思主义阐释体系。
［中图分类号］I3/07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8—1763(2011)01—0097—04。
Fredric•Jameson"s Literary Views and Literary Critical Theories。
ZHANGXian1,2。
(1.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China;。
2.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
Abstract:The paper traces Fredric•Jameson"s development ofliterature ideas, gives ananalysis on his literary views and literary critical theories , reveals that his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is based on Marxism dialectics and paves a new way by which associates literature with society , especially with the methods of production, aiming at bringing inspiration to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ulture study.
Key words: F•R•Jameson； literary views； literary critical theories; Marxism interpretation system。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Jameson）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文化批评家，后现代理论家。他致力于研究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问题，被誉为“引导了美国人文学科的方向”。本文认为詹姆逊的研究虽然跨越诸多方面，但是文学研究一直是他批评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基础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本文重点探讨詹姆逊在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中的独特见解，及其将文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阐释模式。
詹姆逊的文学思想始终贯穿于他的社会和文化研究过程之中。他的系列经典论述从上世纪60年代初的《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元评论》和《语言的牢笼》，到80年代《政治无意识》，甚至后期的后现代文化研究中，都表现出对文学批评不离不弃的风格。
他的第一部作品《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1961）是他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该文反映了他早期在文学批评领域的主要思想和立场。萨特的文学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一种体现形式，其核心是真实感，并努力表现出辩证理性批判，是一种具有政治倾向的文学理论，具有激进、乌托邦的性质。
詹姆逊在文中重点分析了萨特的文学风格、叙事结构、价值和世界观，“文中复杂难懂的文学理论和写作风格显示出他反对当时的守旧思潮，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批判型的知识分子”［1］（P553），表明了他当时开始思索打破文学常规，开始探索居主导地位之外的文学批评模式。他的另一部杰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以“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为副标题，着重探讨了马克思文学理论的辩证方面。他在序言中提到卢卡契、布洛赫、本雅明、阿尔多诺、萨特等德、法语系带有思辩哲学意味的理论家和他们的重要论著，但他更关注他们由哲学思想引发的辩证文学观。他明确指出：“本书并非哲学，而是文学批评，或者起码是对文学批评的一种准备。”［2］（P3）在书中他首次摆脱了传统的纯文本解读方法，指出文学在辩证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詹姆逊在《元批评》（1971）中倡导文学阐释的评论之评论，强调阐释必须包括对自身的阐释，除了对内容分析之外，也应包括分析方法本身。因此，他主张“真正的解释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是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也是回到批评家的历史环境。”［3］（P4）他认为形式主义是那些拒绝解释的人的基本解释办法，而任何不需要解释的情况本身就是亟待解释的事实。“评论之评论的目的在于找出潜意识压抑力本身的逻辑，…… 一种通过回避过程本身而显出被阻碍的客体的闪光。”［3］（P17）。
《语言的牢笼》（1972）是詹姆逊以一定的意识形态为框架在思辩的层次上对法国结构主义和俄罗斯形式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的阐述和批判。他剖析了索绪尔的语言学，认为索绪尔强调相互关系而非实体的思想是辩证的，但把共时、历时概念看成双向对立与辩证对立是割裂二者的态度，而结构主义要强调整体性，要求形成系统，建立模式。此时，他提出通过建立将形式与内容、符号和指意结合起来的阐释学和语符学，来解决共时分析和历史意识，结构和自我意识，语言和历史这些对立的无法比较的问题。然后，他对俄罗斯形式主义的具体表现和无法摆脱的困境进行评述。他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语言文学的诸多领域，涉及到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托多洛夫的叙事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等。最后，他又从认识论的角度谈到语言模式这个问题，表明元语言是一个在结构上无法产生自我意识的理论体系的一种自我意识。
沿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道路，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进一步丰富了他的文学思想，也标志着他从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型。书中他对文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的阐述，对文学形式有历史的系统创见，对主体性的形式进行历史描述。他的文学批评已经涉及到了文化领域和社会经验。在对巴尔扎克、吉辛、康拉德等人的文学文本进行阐释时，他的文本分析方法和范围开始从文学文本扩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大文本。他强调文本形式的研究，创造性地认为通过从文本内容入手来关注文本内在的寓言结构，展示其间被遮蔽的乌托邦欲望。詹姆逊大胆地建构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观，把各种不同的方法融入到他自己的阐释方法之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体系。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詹姆逊进入了更大的社会文本来全方位地揭示社会本质。他在进行后现代主义研究时虽然着重对电影、广告、建筑、绘画等非文化文本的解读，但文学文本在他的研究中并未缺失。一是他在分析文化时仍大量使用文学术语和概念，如：“拼凑”、“元叙事”、“连接”、“协力关系网 ”等。再者，文学文本的解读和分析仍被他借用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如在《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他引用了Ｅ•Ｌ•道克托罗的《拉格泰姆》、《潜鸟湖》等来解释“实际历史”的命运和激进过去的丧失；在《布莱希特与方法》中对作家布莱希特及其作品也进行了精彩解读等。在90年代的文化研究中，他还坚持任何时候都要从文本的句法分析开始评论，这些都表明他始终坚持对文学的关注。
近年来，詹姆逊从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出发，倡导任何世界的文学概念都必须特别注意第三世界文学，把第三世界的文本看作是寓言。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1991）中, 他借用黑格尔的“主奴关系”的理论来解释第一世界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的关系,促使人们去思索改变这个现状的策略与途径, 这也正是其“民族寓言”理论在第三世界中的价值。他的第三世界文学观实质表明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全球范围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
詹姆逊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标准，试图将阐释学、文论、精神分析及政治意识等各种思想和观点融合起来。他认为对文本的阐释是一种寓言式重写，文学是社会的象征行为，文学具有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功能，强调历史时代条件、文学与社会、文学和现实生活的联系，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体系。每一层的展开视角虽然相异但都彼此内在联系并相互补充，逐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阐释学思想体系。
寓言是一种文学形态。黑格尔认为寓言“是一件极平常的自然事件的经过，从这中间可以个别地用易为人所理解的方式抽绎出一种道德的格言、告诫，教训和箴规”［4］P105 。本雅明曾断言:“寓言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意义的思想形式。”［5］（P292）。
詹姆逊认为寓言是一种再现模式，历史的文体化必然走向寓言化。他指出：“对文本的每一次阐述都是一个原型寓言，总是意味着文本是一种寓言，全部的意义设定总是以下列为前提的，即文本总是关于别的什么。”［6］（P134）所以，在叙事作品中要用寓言的方式通过对叙述方式、结构和人物进行研究来发掘文本中所隐藏的意识形态的踪迹。他解析了《伽利略传》中的两种不同信息来说明对文本的每一次阐述都是一个寓言原型的再现，是为意识寻找一个模型。 一是文中神秘解释层面的政治革命信息表明新事物和革命整个观念是相符的。二是道德层面的美学革命信息，即对新事物的背叛而发生的内际化，如斯大林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滥用及其受到的嘲弄。詹姆逊认为这种寓言特性的文学“就是一道逆反的伤口，文本中的伤口，他可以被密封或控制，但做为一种可能性它永远不会完全消失”［6］（P2）。
詹姆逊关注寓言在当代社会的重要作用， 当代理论中的一个趋势，就是放弃关于传统的象征的概念，而认为寓言是文学的特征。认为第三世界文学是“民族寓言”的说法显示了詹姆逊优异的综合和演绎才能。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寓言”并不完全是对第三世界文学的如实描述，它不能概括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部文学内容，只有把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当今全球文学语境联系起来才能准确理解民族寓言的真正含义。詹姆逊的寓言理论构成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框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政治无意识》中，詹姆逊结合文学文本的形式和结构表明：“文学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的象征性行为。”［3］（P19）这一对文本所反映的内部意识形态的独特见解，进一步发展了其马克思主义阐释方法。
他认为具体的文学文本就是对于社会中象征性行为的一种叙事。一种确定的文学形式的存在， 总是反映该社会发展阶段的某种可能的经验，因此对情节完整性的满足，也是对社会的满足。文学研究的根本不应只局限于文学文本内部结构和形式，而是应该通过对文学文本的阐释去揭示其中所隐藏的社会本质。为了论证这点，詹姆逊引用了弗莱的“层面的阐释”观来进行说明。
“在狭隘的第一层面中，个别作品基本上被作为象征行为。”“当进入第二层面语义学视界，就必须抓住一个扩展到包括社会秩序的文化对象，研究对象将被证明是‘意识形态元’，一个本质上相互对抗的社会各阶级集体话语之最小明晰的单位。到最后，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和价值甚至发现本身似乎处在一个以新的作为整体人类历史的最终视界。”［3］（P68）他引用了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的结构研究》中对原始社会的审美行为的观察，在对卡达维奥人独特的面饰进行阐释时，他认为卡达维奥女人的奇幻神秘的图像化艺术是文中所表现的神秘的迷信现象，是一个社会为其制度寻求象征的表现。由此，詹姆逊得出结论：文本的功能就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把文学或文化文本读为象征行为，必然理解它为决定性矛盾的解决；很显然，矛盾的概念对任何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都是中心。”［3］（P72），在詹姆逊看来，各种文学作品都可被视为不同社会象征性的行为，其背后都隐藏着某种作为现实社会矛盾的政治无意识寓意，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因此，一部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往往是对那个时代的某种集体愿望的象征性表现。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是社会思想体系中与现实社会基础相联系的两个重要概念。詹姆逊意识形态理论在强调文学文本实质是一种社会象征信息的基础上，逐步升华和完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阐释思想。他肯定了文学艺术要受到意识形态尤其是政治的影响，是潜在存在着的乌托邦欲望，是艺术文本内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功能的统一，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善。而阐释就是要分析作品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批判和乌托邦幻想，用寓言的方式在文本中寻找意识形态踪迹，从而得出社会和历史的解释。
他认为每一种意识形态在性质上又都是乌托邦的，所以他注重从文本的内容入手来透视其中被遮蔽的乌托邦的欲望。为了论证这一点，他以勒奎•恩小说《被剥夺的人》为例来进行分析。它提供了一个行星（阿纳里斯）上的景象，在那个星球上，人类生活中没有任何生物学意义上的伴侣：人类已经超越历史决定论，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这种情境变成了一种有意识地阐述乌托邦的工具，是对基本原则的回归，而不是对现实的粉饰。
詹姆逊在进行文学理论阐释的基础上进行了文学批评实践。 他在建立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时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批评观，历史的和政治的批评观。
詹姆逊对20世纪文学批评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他提出的“元批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批评。他坚持的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并以此来指导文学研究。詹姆逊认为，辩证的批评包含很多的内容：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具体和抽象的对立，表面与本质的关系，主、客体间的相互作用。在进行具体分析的同时，他坚持宏观视野和微观审视相结合，考虑相关的历史关照，考虑乌托邦的想像，考虑总体化的综合……所有这些文学批评层面都贯通于他的作品之中。
辩证分析不是孤立地分析文学作品，而是将它置于更大的结构中去。他指出韦恩•布思的《小说的修辞》（1961）就“缺少适当的辩证的自我意识，反映出一种怀旧的中产阶级的稳定性”。［1］（P2） 他认为辩证的目的是揭示作品的文学形式和具体内容的相关性。他认为海明威作品中语句的简洁风格是为了揭示美国当时的现实，辩证地把文学具体的表达形式与具体的社会现实本质深刻地联系起来。
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已不是一种专门化的知识或思想领域，而是一种方法论，可以渗透到各个学科的内部，在各个领域发挥着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文学批评具有广泛的意义。
(二)三个同心圆的分析模式。
詹姆逊认为各种批评都可以被纳入马克思主义批评这个有机体系中加以研究。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洞见作为理解文学和文化文本终极语义的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提出并采用历史、社会和生产方式“三个同心圆”的分析模式来建构自己独特的阐释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