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梅娘] 梅娘作品
2005年盛夏，由于偶然的机缘，我与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活跃于东北、华北沦陷区文坛的著名女作家梅娘两次谋面。
一次是在梅娘的“窝居”，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反法西斯文学艺术研讨会”上。
8月2日下午，我和同伴如约来到梅娘家中。
八十五岁的梅娘除右腿稍有不便外，耳不聋眼不花背不驼，还时常像年轻人一样玩玩电脑打打游戏，谈起话来思维敏捷思想锐利，性子仗义而倔强，全无老态龙钟之感。
我不失时机地恭维她的好身板儿，想不到梅娘随口而出的竟是“小时候底子打得好”。
短短一句话，却是耐人寻味。
出身于东北富有之家的梅娘不是那种简朴或简单之辈。
几十年的风雨坎坷使她的内心压抑了太多沉重的东西，有时难免“欲言又止”。
不同人眼里反射出不同的梅娘。
有人说她孤傲、倔强、不随和、不迁就人，用北京话说，是个很“吝”、很“个”的老人。
也有人认为她是个了不起的老人，压不垮、吓不倒，才华横溢，性格坚强，眼光犀利。
有人觉得她用钱吝啬，精于算计，一分一厘都不随便花出。
也有人反说她大气、仗义，有着东北人的豪爽，为了朋友，从不计较得失。
我想这些都说中了梅娘性格的某些侧面，老年梅娘因经历的太多，性格难免有几分复杂。
与梅娘接触前后，尤其是与之接触后，融合他人回忆文章中提及的事情与一些表面现象，将自己看到的梅娘与字里行间的梅娘合二而一，我心中豁然有了一个与众不同、散发着浓郁的人间气息的可感可触可与之交往的梅娘。
这是一个充满爱心、注重生活情趣、追求生命的饱满与升华，身居陋室心系家国、任侠向善又不耻于言利、思想深邃而直言健谈的老人。
梅娘是父亲的庶出女，但母亲并不是“过媒”的妾，而是父亲在外地的情人。
不幸的是，趁父亲因公外出的机会，正房夫人――国民政府驻长春最高长官镇守使的女儿秘密赶走了梅娘的生母，又以亲生母亲的名义收留了她。
幼小的梅娘感受不到慈母之爱，也从没看见过娘的笑脸。
开朗、乐观、思想开放、心胸豁达的父亲，出于对海参崴姑娘的怀念、对妻子的不放心和对小梅娘的爱怜，在梅娘生母被赶走后，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小梅娘带在身边，父亲是连母爱一并给予了梅娘。
1936年，十六岁的梅娘从吉林女子高中毕业时，父亲又病逝了。
但那些使梅娘受挫的心灵得到安慰的父爱，让梅娘体验了爱的温馨与宽广，激发了梅娘心底无尽的女性之爱。
其后，在漫长的艰难岁月中，梅娘又多次遭到家庭瓦解的打击，丈夫柳龙光遇难身亡，二女儿和儿子相继夭亡，但痛失亲人的悲伤、岁月的黯淡艰辛都没能摧毁梅娘的爱心，梅娘母兼父职，她像父亲一样把无法找回的父爱融进母爱一并给了长女柳青。
从谈话中，从梅娘写给亲友的书信中，我们看到无论与家人（包括女儿柳青、外孙女蓉蓉和雁子、洋女婿卢堡、义子李宗凌及侯健飞等）相处，还是朋友交往，梅娘总能让人感受到她那热情友善的心。
女儿柳青事业有成，在大洋彼岸寻到了最后的归宿，过着富足优裕的生活，她总想接母亲到加拿大养老。
而北美的海滩、骄阳、纯净的空气、便利的现代化生活设施确实是老年人的天堂，梅娘自己也说“空气中没有污染源，哮喘也就停了”，“我是海的女儿，在涛声中我便心情愉快，似乎生活的节奏都变得欢快起来”。
可是，她不愿增加女儿的负担，每次都是去去就回。
当然，这一则是故国情深故土难离，一则是语言关难过生活不便，但梅娘处处为女儿着想的心思更是昭然可见。
梅娘时常叮嘱柳青“遇事细心些”，“不要跟卢堡发脾气”，好好照顾陪伴他，“珍惜这段情谊”。
为了让远在他乡的亲人放心，梅娘每次写信总要附带说说自己的身体情况。
两个外孙女蓉蓉和雁子也先后定居北美，在给她们的信中，除了生活与心情的沟通外，梅娘时常跟她们畅谈人生和爱情，既欣赏年轻一代的处事观念，也不忘告诉她们如何处理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引导、鼓励两个可爱的外孙女走向更健康多彩的人生之路。
梅娘处处以她阔达善感的心融化着一般家庭都可能会出现的代沟。
梅娘很关心义子李宗凌，在李宗凌流落他乡情绪低沉之际，梅娘以自身的经历疏导他的苦怀，鼓励他要“有直面过去的勇气”，“明白自己到底要的是哪种生活”，并祝愿他“心想事成”。
对义子侯健飞，梅娘亦是满怀慈母之爱，从生活到事业及家庭中的琐琐碎碎无不萦怀，记挂着给他们的儿子买旱冰鞋，关心着他们的房子，等等。
对朋友，她也是尽力相助。
提到同为北平沦陷区的女作家雷妍（1910～1952）时，梅娘说：“我现在正想方设法寻找她的两个女儿，想为她们做点什么。
”梅娘虽然愿意助人，却也能体谅别人，她的一些善意的表示常常是不留痕迹的。
比如对张泉，1998年正是张泉夫人病重之际，梅娘就将《梅娘小说散文集》（张泉编选）海外版权费的百分之六十给了张泉；日本作家、学者渡边澄子来北京看望梅娘时，带了点小礼物，梅娘也把其中的一盒羊羹转给了张泉的儿子张熹；1999年张熹妈妈去世后，在北美海边的梅娘就惦记着捡些贝壳带给他，让他感受到人世间的爱心。
难友惠沛林是梅娘比较要好的朋友。
在国外，梅娘一样关心着好友的生活和身体状况，跟她交流对付失眠的经验；难友佟颐贞病了，梅娘两次寄钱给她，以解燃眉之急。
对全国各地的研究者和来访的记者，梅娘也都是热情招待、有求必应。
对过去的历史，虽然梅娘很不愿意再掀旧痛，但她还是细致耐心地回复了上海女作家丁言昭许多关于柳龙光及三四十年代沦陷区历史的有关问题。
生活中的梅娘就是这样播撒着她的爱心，有一种“不图回报”的“观世音”情怀，这是一种真正博大的女性情怀。
因了这份爱心和细心，梅娘一生结交了众多身份、年龄、国籍各不相同的朋友，友谊的星光为梅娘原本摇曳传奇的人生更添璀璨。
十年后，相对张爱玲而言，她预言中的“更大的破坏”来了。
作为最后的贵族张爱玲对左派的力量一直感到不安和恐怖。
虽然她也曾做出适应新政权及读者口味的努力，但《十八春》的成功与《小艾》发表后读者反应的冷淡使张爱玲觉得读者口味和要求在变，她那套老故事加光明尾巴的写法越来越难适应时代的要求，能走的路更窄了。
这种感觉使她最终下决心离开大陆，由香港而美国，一去不回，清冷而坚毅。
与之相反，曾经身在台湾的梅娘却谢绝去日本执教的邀请，毅然回到了共产党执政的大陆。
然而，和大部分曾经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一样，梅娘被定为“汉奸文人”。
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整肃”：1952年在忠诚老实运动中梅娘被认定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遭批判，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又因历史复杂被打成“日本特务嫌疑”，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文革”中再度遭受摧残。
从1958年5月30日被开除公职，到1978年错案改正，二十年间，梅娘进过教养所，做过清洁工，当过保姆，做过绣活，甚至出过壮工。
惠沛林对此感慨万端，她说：“在我们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中，作家梅娘深深地隐在历史的底片中，而农影厂的编辑孙嘉瑞，则在坎坷中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
”[1]谈到几十年的风雨得失，梅娘那句“向善途中没有悔字”令我钦敬不已，她说：“我丢弃的只是比较富余的物质，不是善。
很可能这种物欲很难抑止。
我以为：只要你感觉到物质给予你的并不完全是快乐的时候，你就会脱开它的羁绊。
这个从孩提时代就不断形成的我的价值观，是我一生的基调。
”“一颗永不休止的求善之心”正是梅娘能阅尽沧桑活到耄耋之年的秘密。
在起伏跌宕的生命历程中，梅娘庆幸她“良知未泯，没有做过一件损人利己之事”，“活得很坦荡”[2]。
正如张泉所言，“作为东北富商的庶出女，梅娘还在幼年就体验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目睹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相”，“过早地感受到民族灾难带来的屈辱和痛苦”[3]，因此，自青少年时代起，梅娘就有了一种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女儿和外孙女相继定居北美，梅娘有了更多机会进出国境。
在与美国、加拿大、日本的对比中，梅娘时时关注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别，留意并分析着自己祖国的差距。
在梅娘致丁景唐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说忠诚老实运动、肃反运动还是一种感情上拷问的话，“反右”则是思维与心灵的磨难了。
”[4]确实如此，经过了“反右”至“文革”二十年磨难的国人，真的很难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即便是在思想解放的今天。
对此，梅娘曾经身受其害，而今更是忧心忡忡。
她忧心于青年“受‘不是白就是黑’这种教育比较深”[5]，更惊愕于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非黑即白的两极论”仍“阴魂不散”。
这是一种深刻的沾满血泪与痛苦的批评。
在体验过中美两国知识阶层不同的收入与消费状况后，她深有感慨地说：“知识与所得不等价，如何前进！‘特色’不能用滞后来诠释。
”[6]八十五岁的梅娘耳聪目明，每天坚持读书看报看电视，她的散文和书信有时就是本大事记，从美国导弹击中中国驻南使馆事件、9・11事件给美国带来的影响到2003年春季的“非典”、加拿大的税收制度、不收个人所得税的巴哈马国情、美国的硅谷和赌城、西方圣诞节的习俗等等，涉猎广泛，有意思的是读着梅娘的文字，我甚至会不自觉地从中寻找有关北京天气情况的言说。
如同当初的选择大陆，半个世纪后，梅娘对这片曾带给她羞辱与磨难的土地仍是痴心不改。
她关注的焦点及那些振聋发聩的卓识无不出自梅娘对祖国的一片拳拳爱心和深入骨髓的民族之情。
梅娘跟义子侯健飞很谈得来，他们时常讨论人格修养问题。
梅娘觉得自己精神气质中有很多“侠”的素质，她说：“任何社会都没有绝对的公平，‘侠’就来调剂这种反差，行侠仗义，是弱势草民的盼望所在。
”在可以讲话的年代，梅娘有一种“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侠士风范。
她就像一块熔岩，什么不平都会使她燃烧，就是这个动力，驱使她笔耕不辍。
至今梅娘仍难以控制自己对丑恶的厌恶与憎恨，说起来这不大像老年人的心态，但她以此自豪，甚至庆幸七灾八难之后，自己还能愤世嫉俗，没有半点媚骨。
任侠向善的梅娘是高傲的，但同时也是求实的、具有现代观念的。
出身于富商之家的梅娘，耳濡目染，一笔经济账该算则算。
面对市场和市场性格，她从不自命清高、忸怩羞涩。
她说：“与人合作时，先把所得讲明，绝不扭扭捏捏。
这是市场性格，我不但认同而且赞赏。
” 由于父亲的言传身教及个人的品德与学识修养，梅娘在言利时同样强调道德取向：“生财无可厚非，但要取之有道，绝不坑蒙拐骗。
”正是那句老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7]。
她憎恶那些将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带到国外去的人，提倡“以道计利”。
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出现了既有人觉得梅娘吝啬、精于算计，也有人认为梅娘大气仗义的“矛盾”现象。
事实上，行善而不耻于言利的梅娘才是生活于现实中的梅娘，才有了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人间气。
见梅娘前，我就听丁言昭说梅娘的信写得很青春、充满活力，她还告诉我“梅娘电话里的声音就像年轻人一样”。
八十多岁的老人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在我是一种意外。
梅娘非常欣赏苏东坡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并将其诠释为“诗人的少年狂，是种青春的心态，是多种年龄段的重叠。
任何一个具有情感的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过着多种年龄段相重叠的生活，这是生命的旋律，是生命的弹性”[8]。
她常说“生活就是要流光溢彩”，她渴望在和谐的社会里拥有饱满绽放的生命。
我敬重梅娘，不仅因为她是作家，是个“历史人物”，更在于她真正懂得生命的意义。
她说：“那种大红的特别照眼，我总联想起朝鲜姑娘咏唱的金达莱，那寄托思念之情的娓娓音韵，以火红为底色，直扣心扉，开得那么恣肆，昭示你，生命就该这么度过。
”[9]2001年春季，身在加拿大的梅娘特地去美国西雅图见《逆风飞扬》的策划兼责任编辑甘琦。
在写给张泉的信中，她坦陈自己的想法：“要是二十年前结识她，生命该是另一番景象吧！”甘琦是北京出版界赫赫有名的大腕，梅娘的潜台词是不言而喻的。
同一封信中，梅娘继续写道：“亲爱的朋友，是你的研究，驱走了我心中的卑微，我证实了我无悔的青春……你助我完成了一次我生命的升华。
”[10]上世纪四十年代，梅娘的小说是畅销书，仅小说集《鱼》半年时间就印行过八版，与上海沦陷区的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沦陷区三剑客”。
我想岁月的尘埃永远无法掩埋那曾经恣意怒放的生命留在梅娘心底的印痕，她渴盼生命再次的绽放与升华。
1997年9月，张泉选编的《梅娘小说散文集》的出版，意味着梅娘的文学生涯半个世纪后终于又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她热情的天性与饱满的生命随着研究的开展真的再次恣意绽放起来。
梅娘以小说知名，但她内心却是充溢着流泻不尽的诗情画意。
女性的浪漫与纤细给她晚年的独居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无论国内国外，也无论环境优劣，她不仅擅长从平淡无奇的事物中寻到生活的情趣、触发细腻的生命感悟、享受生命的馈赠，更善于从容地将这些令人欣喜的美妙发现以轻灵活泼的语言诉诸文字，传达着细微而博大的宇宙情怀。
梅娘非常爱花，那天去看望梅娘的时候，我们特地带了一大束鲜花。
见到鲜花的一刹那，梅娘像孩子一样高兴，她连连说“这么多花啊”，“真好！”“真美！”她的爱花与别人不同，那里有更多的灵气与人生感悟。
一次，刘索拉送梅娘三只天堂鸟花的剪枝，梅娘说：“那个匍匐在杏黄色花瓣上的暗紫色花蕊，真像两只晨醒的小鸟，用尖细的淡黄的小嘴互相酬答啁啾，杏黄、暗紫、苍绿，颜色的组合大胆而神奇，正像生活中不意出现的喜事一样，带来了一串隽永。
”还有一次，别人送来了几棵罂粟，已经开花了，眼望那婷婷中的艳丽，梅娘心里想的却是“它是在制造毒品”，生活也一样，如果你被表面迷惑，你就上当了。
与爱花的情趣相比，梅娘更爱大海，海的无垠与变化、海的温柔与壮观最贴近梅娘的天性。
到海上看日出，对她来说更是热烈与沉潜的交融，一种无形的心灵陶冶。
日出之际，凝视那轮金球，缓缓升起，霞蔚云涌，梅娘真的感到心情怡然，宛如佛境。
就是北京的风沙、严寒与酷暑，甚至“非典”时期各单位大院的“封锁”，梅娘一样能从中幻化出人生的哲理。
她说：“假期中，风来了，沙也来了。
从窗纱渗进来的细沙，擦去一层，又覆上了一层。
正像生活中的琐细一样，擦也不尽……风扬着沙、沙随着风，完全是种躲不开的困扰，使你无可奈何。
”[11]“北京天又转暖，而暖气就变得烫手了，中午需要开窗，让凌厉的冬之风吹进来。
这就是生活的五味瓶。
”“躲在空调之下，背离了自然，也隔离了社会。
事情就是这么尴尬。
”[12]2003年春季“非典”时期，可以说是人心惶惶，经历无数风雨的梅娘却是心平气和，怡然自得，她只是觉得“一切交往都停止了，个人过个人的日子，晨对骄阳，晚送落霞”，她一个人津津有味地看着民间说部《三侠五义》，感受着深厚的民族情绪的滋养。
梅娘，这个充满诗意与浪漫气息的笔名，纵然再多几次看到申明是“没娘”谐音的说法，我亦无法抹掉它内含的清坚。
这样的梅娘永远是年轻的，她有一颗赤子之心。
在温哥华，她特地跑到郁金香的花圃，傍着黑色郁金香，照了一张相，为的只是向张泉证明郁金香真有黑的。
看到漂亮的结有果实的海草也想着给朋友家的鱼缸带回去一棵。
这些想法和做法是那样天真稚气，让你丝毫嗅不出岁月和身世的凄迷惨淡。
梅娘一生关注人的生存品质和命运，她认为“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她能坦然接受历史给予个人的磨难。
她对柳青说：“怨天尤人是侏儒的思维，我自豪能清醒地对待历史”，又说“历史使我成了符号之一，我只盼望读者能认同我，我就很知足了”。
如果说晚年梅娘还有什么奢望，我想“向社会索求理解”、“为世态的改善添砖加瓦”该是她最大的心愿。
为此，她甚至对年轻时发表的几部作品如《蟹》、《侨民》、《傍晚的喜剧》、《小妇人》等作了修改，其中明显渗透着一种为获得今日读者的理解而付出的“去殖民化”的努力。
当有学者直率地提出应尊重历史原生形态、保留时代痕迹，给后人留下了解沦陷区人民复杂精神历程的作品，“梅娘不必隐藏、否定自己”的意见时[13]，梅娘以她的谦逊与包容坦率地说：“《侨民》的修改，反映了我的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我在极力洗刷我的汉奸文人，其实这没必要，很愚蠢。
”[14]记者尚晓岚在她的访谈中写道：“我告诉梅娘，我们大学时学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有一段文字评述了她的创作。
老人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她竟激动得仰面向天，喃喃自语。
”我理解梅娘这种激动难抑的反应，因为重新获得社会的认可是忍辱负重的梅娘深埋心底几十年的期望。
这篇访谈还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收束：“她心里压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已经不愿再说。
”[15]是的，几十年风雨坎坷苦多乐少的日子怎能没有伤逝的情怀呢？ 一旦有了真正的理解和温暖时，梅娘也会倾吐她郁积多年的心迹：“不幸的是：时代没有这样的雅量，领导从属着潮流，想当然地断定我们这些富贵中人士不可能真心闹革命，这个判定对我的伤害之深，常常是我噩梦的主旋律，想抹也抹不掉。
”“我不讳言，这一系列的整肃，给我一心报国的初志带来了多么大的侮辱与伤害。
我惧怕一个又一个的书记，他们不单是在执行政策，而是在推波助澜，使得政策的理念变得愈加荒唐。
”[16]她甚至向未曾谋面的“景唐乡兄”述说：“老男人可以找年轻的女人做朋友，作陪伴，世俗允许这个。
老女人要找年轻的男人作陪伴，那是准天方夜谭。
独身的这半个世纪，尝尽孤独，充分领略了这个民俗的况味，我是女人，而且是老女人。
”一股不平之气于此尽皆宣泄，还是当年的梅娘，有着明确女权意识的梅娘。
对照《一封未寄出的信》，我们或可对梅娘的心境有所了悟。
梅娘，这个曾为解除妇女困境而呐喊的女人，对妇女那积累至今的苦境深有体会，她希望在平等的基石上男女并进。
晚年梅娘，一如她的早期作品，席卷着生活的热气贴近你，让你更能理解这个有着真情与凡人血肉、历尽沧桑仍是书生本色的女性。
“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
”这是梅娘喜欢的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一句诗，那种洒脱浪漫的青春气质仍不时闪现在梅娘的眼中。
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寒霜，梅娘仍在以她那支温婉清丽、青春蓬勃的妙笔描述着生活，回味着友情。
注释： 〔1〕惠沛林：《朋友》，陈晓凡编选《又见梅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2〕〔4〕〔6〕〔7〕〔8〕〔9〕〔10〕〔11〕〔12〕〔14〕〔16〕《梅娘近作及书简》，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181、218、274、294、237、260～261、182、191、201、183页。
〔3〕张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0页。
〔5〕邢小群：《人间事哪有这么简单》，原载《书屋》1998年第6期，收入《又见梅娘》第112页。
〔13〕朱月华：《历史重建中的迷失――梅娘作品修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1期，第116～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