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与丝绸之路
摘 要：丝绸之路开通后，河洛地区不仅成为华夏文化传播中心，而且成为中外文化交汇中心，先进的河洛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不仅传到了西域影响了世界，而且河洛文化在传播的同时也不断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河洛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经久不衰，正是因为它以自己博大的胸怀，在创造自己先进文化的同时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使河洛文化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
中图分类号：K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1—0186—03。
丝绸之路开通后，河洛地区不仅成为华夏文化传播中心，而且成为中外文化交汇中心，河洛文化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并推动了河洛文化发展。
丝绸之路分狭义广义两种。狭义的丝绸之路是指西汉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广义的丝绸之路，不但包括张骞开辟的经过甘肃、新疆，通往欧、亚大陆以及非洲的陆上丝绸之路，同时包括中国与日本、朝鲜以及印度、非洲联系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亚洲、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丝绸之路开通后，先进的河洛文化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西域以及世界各国不断派出使者，经过丝绸之路到洛阳朝贡，学习先进的中国文化。西域各国与洛阳虽然早有往来，而但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东汉、曹魏、北魏、隋唐时期。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45），“鄯善王、车师王等十六国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和帝永元二年（90），车师“前后王各遣子入侍”；顺帝永建二年（127），“（疏勒国王）臣磐谴使奉献”；阳嘉二年（134），“臣磐复献狮子、封牛”；章和元年（87），安息国（今伊朗）“谴使献狮子、符拔”；延熹九年（166），“大秦（罗马帝国）王安敦谴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①。
曹魏建立后，洛阳与西域的关系继续发展，《三国志·东夷传》载：“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据《三国志·明帝纪》载：太和元年（227），“焉耆王谴使入侍”；太和三年“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黄初元年（220），司马炎在洛阳即皇帝位，“设坛于南郊，四夷会者数万人”；泰始六年（270），“大宛献血汗马，焉耆来贡方物”；太康三年（282），“鄯善王遣子入侍，假其王归义侯”；太康五年，“林邑，大秦国各遣使来献”；太康六年，“焉耆遣子入侍”；太康八年，“南夷、扶南、西域康居国各遣子来献”。②咸宁四年（278）“朝廷百辟同升辟雍之际，这里已有相当数量的四夷学子就学于其间”③。随着魏晋政府“与西域地区社会往来的加深，西域诸多民族，已将学习中原文化视为各民族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④。1909年在新疆发现的李柏文书残卷说明，当时西域诸国“必然通晓汉族的语言与文字”⑤。这是河洛文化在西域传播的有力证据。
439年，北魏统一北方，西域的龟兹、疏勒、乌孙、鄯善、焉耆、车师等国谴使朝贡。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西域诸国不仅岁岁朝贡，甚至月月朝献。正光年间，高昌国王“谴使奉表，自以边疆，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⑥。孝明帝批准了高昌国请求。从此以后，高昌“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文字亦华夏”，不仅“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而且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⑦由于河洛文化的吸引，“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服，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付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阖闾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为了安置西域及其他来洛阳的外国使者和商人，北魏政府专门设置四夷馆供他们居住。
隋唐时期，洛阳既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又是文化传播中心，其文明程度远远超出当时世界各国。因此世界各地的人们，有的是政府官员，有的是文人学者，有的是能工巧匠，纷纷来到洛阳，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仰慕中华文明，就乐不思蜀的长期定居下来。
从东汉到隋唐，西域各国与洛阳这种几乎是单向的“奉献”“朝贡”，除了商业贸易之外，更多的是他们向往先进的河洛文化，否则不会千里迢迢，年年朝贡，甚至是一年数次朝贡。先进的河洛文化的确也对西域各国以及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人类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东汉时期蔡伦在洛阳改进造纸术，造纸术曾为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纸制品开始在西域以及更远的地方出现。中国古代印刷术是沿着丝绸之路西传的技术之一，唐朝时期印刷术已经传到西域。
洛阳不仅是中华文化向外传播的中心，也是吸收外来文化的中心。外来文化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佛教。东汉初年，佛教正式传入洛阳，永平七年（64），汉明帝派遣中郎将蔡喑、秦景、博士王尊等18人去西域访求佛法。蔡喑等于大月氏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与之东归。永平十年回到洛阳，并将所得佛教经卷，用白马驮回，汉明帝建精舍供他们居住，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寺院洛阳白马寺。迦叶摩腾、竺法兰在白马寺翻译的《四十二章经》，是中国最早的佛教经典。
魏晋时期，佛教传播进一步发展，不断有西域僧人来洛阳翻译佛经，宣传佛法。嘉平二年（250）天竺僧人昙摩迦罗来洛阳翻译《僧祗戒心经》，并创建受戒度僧制度。嘉平四年，康居僧人僧铠来洛阳翻译佛经。正光元年（254），安西僧人昙无棣来洛阳白马寺翻译佛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曹魏时期中国汉人开始出家，颖川人朱士行于嘉平二年在洛阳受戒出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家的和尚。朱士行在洛阳讲《小品般若》，由于感到经文艰涩，决定西行寻求正本，他西渡流沙，到于阗（今新疆和田）求得梵本《大品般若》九十章，60余万言。
北魏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达到全盛，仅洛阳就有佛教寺庙1367所。在这众多的佛寺中，有些则是西域人所建，还有大批西域高僧来洛阳传经讲学。洛阳不仅聚集了大批沿丝绸之路来中国讲经解法的西域高僧，北魏政府也派出大量僧人由洛阳去西域取经。其中，最著名的是居住在洛阳的宋云和惠生，他们奉孝明帝之命，于神龟元年（518）从洛阳出发，沿丝绸之路经于阗、波斯等20余国（城），到正光三年回到洛阳。据《洛阳伽蓝记》载：宋云、惠生西行“凡得（佛经）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奠”。
隋唐时期，在佛教传播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是洛阳人玄奘。他通过丝绸之路到印度取经，进一步沟通了中国与中亚、印度的联系。他于唐朝初年到印度取经，贞观十九年(645)回国后，在洛阳仪鸾殿受到唐太宗接见。唐太宗“因广问彼事，自雪岭以西，印度之境，并博望之所不传，班、马无得而载”⑧。玄奘对答如流，太宗高兴地说：“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⑨玄奘最终撰成《大唐西域记》一书。《大唐西域记》的问世，不但使中国人了解了印度，而且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与印度及西域各国的联系。除了佛教在洛阳广泛传播外，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也通过丝绸之路在洛阳得到传播。
随着国外文化在洛阳传播，许多外国商人学者也沿着丝绸之路到洛阳定居，他们把异域的风俗习惯和服饰器物带到了洛阳，对洛阳人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汉灵帝时，洛阳出现了“胡化”热潮，《续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曹魏时期，西域的雕塑、绘画、建筑、音乐、文学、医学、气功、武术等也传到了洛阳。隋唐时期，西域文化给洛阳人的社会生活注入了异族情调，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洛阳的胡族乐舞影响更大，王建《凉州行》诗云：“洛阳家家学胡乐。”⑩元稹《法曲》诗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11)。
先进的河洛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不仅传到了西域影响了世界，而且河洛文化在传播的同时也不断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河洛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经久不衰，正是因为它以自己博大的胸怀，在创造自己先进文化的同时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使河洛文化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根据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发展规律，在经济文化交流中，贯穿着一条由高势位向低势位交流的原则，即水平较高的经济文化总是更多地影响水平较低的经济文化，而任何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经济文化，终将会趋于学习和接纳先进的经济文化。河洛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影响着周围地区的文化，同时也选择并吸纳其他地区文化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部分，而成为文化交流中心。自以为是，固步自封，拒绝接受先进文化，即使当时再先进的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走向衰落。
注释。
①《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晋书》卷三，《武帝纪》，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③④⑤洛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72页。
⑥《魏书》卷一〇一，《高昌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⑧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中华书局，2000年。
⑩(11)《全唐诗》卷二九八、四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886年。
责任编辑：何 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