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公司猎“人”计
元旦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北京。
猎头南哥开车穿过拥挤的后厂村路，绕过繁华的正街，才找到此前预约的星巴克咖啡上地店。
中午12点，一位BAT公司中刚刚升起的面部识别领域“新星”到此一叙，南哥和他聊起了杭州西湖美妙的风光；到下午4点，某创业公司高管如约到来，南哥又向他承诺了一家北京独角兽公司稳定的薪酬待遇。
毕业论文网 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南哥和团队安排了6 000多场互联网公司人才“会面”，促成了超过300宗“跳槽”。
在年中，南哥的公司还获得了某BAT公司颁发的“2017年招聘合作伙伴大奖”。
此时此刻，在遥远的重庆市市区上清寺，软件外包公司合伙人杨林坐在茶楼里，连续会面了4位软件工程师。
这些候选人，都是杨林从代码托管网站github的源代码作品里挖掘出来的，“代码能力都不错，但是……对客户的开发需求都显经验不足”。
在杨林的公司里，负责“搬砖”的程序员每月收入有8 000多元，而“建楼”的项目负责人拿30万元年薪，还有项目提成。
可是，“搬砖”的很好找，“建楼”的半年遇不到一位合适的。
在技术人才紧俏的互联网行业，一条隐秘在业务战线后方的“挖人大战”，始终贯穿于年关岁末，暗自激起行业格局的阵阵涟漪。
有一位互联网公司领袖曾说：敌后也是前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敌人的人。
正在发生的战斗 2016年，随着阿法狗在围棋界的横空出世，人工智能彻底火了。
但是，人工智能领域目前最赚钱的是“人工”，而不是“智能”――人太贵了。
以在线教育App的一个“拍照搜题、匹配讲师”的功能需求为例，中间涉及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以及推荐算法。
每一个环节需要的不是所谓的IT工程师，而是人工智能“科学家”，起薪50万元/年，而且不止一位。
对人才的极度饥渴，源于人工智能本身处于技术金字塔塔尖的地位，以及人才产出量的严重稀缺性。
在AI领域，名校硕士及以上学历才具备真正的实操能力，而中国仅有不到4万名相关人才，对应的总需求量却高达100万人；同时，全球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顶级人才只有300多人，华人更稀少至30多人。
因此，在中国开展AI业务的互联网公司，实际上是在4万人和30人里面“抢人”。
这里隐现两条主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对AI专业应届毕业生及有工作经验的人才进行“无差别全覆盖扫荡”。
阿里巴巴人工智能科学家闵万里曾做过一个调查：他手下的全部员工，包括新来的毕业生，全部都被投送了邀请函，甚至有一个春节收到上百封的例子，他本人则收到700多封。
其实，阿里云HR部门早在AI相关专业学生毕业一年前就做了跟踪调查，并在重点院校采取先高薪“包圆”全部毕业生再逐渐淘汰不合格者的战术。
2017年，创新工场为“突破”阿里的“包圆”战术，李开复不惜亲自为每位候选人发送微信语音，以此增加“光环”，年薪还开出了25万～35万元的诱人价码。
第二条战线，对极度稀缺的顶级人才开展“裙带式围剿”。
事实上，AI领域顶级人才一般都具有“师承关系”或“同司关系”。
因此，猎头、HR、商业间谍，集中蹲守于斯坦福、麻省理工、北大、清华等一流高校AI实验室，以及微软亚洲研究所、百度等以技术见长的公司，以便第一时间知晓顶级人才变动的情况――每名潜在候选人，连同他们的导师、朋友的背后，都有几十家公司进行隐蔽观察。
一旦勾兑成功，候选人可以获得1 000～1 300万元的年薪，中间人也能获得相当于候选人年薪20%的高额提成。
某家近年来崛起的内容平台独角兽，聘请猎头公司蹲守，铁了心地要挖角微软亚洲研究所和百度，开出了300万美元的天价年薪。
而且，其创始人还总结了一套“挖角四部曲”：建立与其导师、同学的联系，间接把自己的信息透露给候选人――加上候选人的社交名片，加微博加微信，浏览一遍朋友圈，掌握其兴趣爱好――开始侃大山，邀请其参观公司，逐渐成为朋友――在第一次接触的两个月后，向对方发送加盟邀请。
据说一试一个准，目前该公司主要AI负责人全部来自微软亚研和百度。
就连专注投资AI领域的风投、基金，从2016年起也开始要求基金经理至少具备计算机相关专业背景。
因为，只有“专家”才看得懂AI项目，只有“专家”的导师、同学、同事才能搞AI创业。
2017年，真格基金与汤臣倍健、格灵深瞳、奇点汽车等公司合作开办万象人工智能研究院，广纳相关学术人员。
有了“眼力”与“人脉”后，真格基金在很短时间里就投资了30多个AI项目，反超创新工场、IDG。
显然，在AI盈利条件尚不成熟的当下，AI顶级人才加入投资领域是一种较保险的做法。
目前，至少有9名AI领域顶级华人专家分布在风投基金，差不多占了市面上的30%。
而最新加入这个阵营的则是前百度人工智能科学家吴恩达，他刚注册成立了一只AI风投基金。
有一种说法认为，AI专业投资人为同门师兄弟巨额的薪酬提供了真金白银的源头，同时也成为领域内找钱最快的那拨人。
互联网世界跳槽鄙视链 AI，只是互联网世界挖人大战的一个缩影。
2015年3月，雅虎北京全球研发中心宣布关闭，“雅虎通”的作者张晨及手下60多位研?l人员瞬间变成无主之人。
几乎在第一时间，刘强东紧急密会张晨，表示愿意由对方全权负责京东的大数据分析、云计算服务与移动端技术。
但是，真正让张晨接受邀请的原因，是刘强东做出的一个决定：技术团队不随总部迁往亦庄，而是留在中关村，方便程序员住家、通勤。
众所周知，京东作为后方的电商平台，在IT世界里处于技术的末流地位。
但是，随着张晨团队的加入，京东迅速填补了与竞争对手阿里的技术差距，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凸起，构筑了2016年以来市值攀升的主要动力。
通过“人才并购”实现等同于“资本并购”的案例，在互联网世界里比比皆是。
最简单的互联网市场战略，就是挖人――复制，即便失败也是成本最小的。
李彦宏曾感慨，每天都有各式各样心怀不轨的人蹲守在百度附近的咖啡馆里，忽悠我们的人，就是希望组成一个“黄金组合”：百度的技术经理、阿里的运营经理、腾讯的产品经理。
某家出行独角兽企业，在自家App中设了一个挖人小游戏。
如果某位候选人恰好安装了这家公司的出行软件，或者是任一用户出行在程序员经常出没的地区，那么请留意手机屏幕下方，可能会出现一个只有程序员才能注意的命令窗口。
点击进入后，将弹出一个“二分法找 bug”的游戏，难度非常高，只要通关该公司立即发送加盟邀请。
在程序员的“荒漠”西部地区，IT公司也喜欢利用技术手段，在公共网站上寻找大牛。
比如在GitHub网站上挑选优秀代码背后的作者，在CSDN等程序员论坛上寻觅被埋没的IT工程师。
有一家全球性质的SaaS巨头落户成都，当即开发了一款“专攻”豆瓣后台数据的程序，可以抓取读过指定书籍的用户，形成一个包括几万人的数据库；再通过Hadoop 分析，可以精准地找到几十位技术大牛，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男程序员。
最后，这些豆瓣用户都被甩给了公司漂亮可人、口音甜美的女公关，从而进行一对一贴身追踪公关。
有趣的是，在程序员的世界里，挖人事件即便侵犯隐私，也很少出现对象反感的情况；涉事公司也通常表现出“服输”的态度，进而采取类似的反击手段寻求“复仇”。
因此，与传统行业里“董明珠大骂挖人公司无耻”不同，互联网巨头之间的挖人大战颇有黑客风范、江湖义气，属于武侠式的对决，一句口号是“我凭本事挖的人”。
2010—2011年的团购公司、2012—2013年的电商网站、2013—2014年的内容平台、2014—2015年的出行公司、2016—2017年的VR与AI公司，都对百度人才库进行了一番打劫。
显然，从百度人才库“光顾者”的出现顺序，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一条曲折之路：百度在外卖、电商、内容、出行等各方面遭遇不顺，如今在AI领域也被阿里赶上。
“百度的人一挖就走”，主要是因为百度崇拜“狼性”，对激进的新人比较友好，对老员工而言则业绩压力较大，且授权有限。
因此，人才的流动方向，一般就是百度从中小互联网公司、创业公司挖人，人员再流失到腾讯、阿里以及其他独角兽企业。
有趣的是，由于加班文化盛行，阿里的人才近年来大量流失于以“尊重人”著称的腾讯。
从阿里到腾讯，竟被调侃为“高升”，如果是从“狼厂”百度跳到“鹅厂”腾讯，更为视为“升天”。
然而。
由于腾讯的平台实力过强，又造成大量难以施展个性才华的人员，这些人又转身投入到创业大潮之中，制造了数不胜数的以产品思维著称的“腾讯系”企业。
中小公司→百度→阿里→腾讯→万众创业，再回流中小公司人才的收割者百度，这或许才是中国互联网世界真实的格局。
“集邮者”本身是技术能力高超的IT工程师，同时在业内具有一定的名气，有不错的号召力。
由于高端技术人才市场属于卖方市场，技术人员的每一次跳槽都能获得显著的加薪回报，行情基本上是1～3倍并有期权，因此“集邮者”热衷不断跳槽、不断加价。
集邮者与连续创业者一样，都圈了股东的钱，难言带来对应其薪酬的回报，但是对当事人而言却更加“安全稳妥”。
2018年，AI投资热、跳槽热逐渐趋冷，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各大公司对人才泡沫存在性的忧虑。
事实上，大家现在也学“精”了。
“集邮者”要保持名气，热衷“走穴”，参加各种公众活动，接受各种采访，反而没有心思钻研产品了。
因此，现在互联网公司更倾向于挑“有学术能力或优秀作品但没有公众知名度”的人才，然后再搭配一位产品经理，从而即规避了“走穴者”又保证了产品的“地气”。
“技术宅男+产品经理”的组合，历史上最成功的案例就是“张小龙+腾讯”。
腾讯当年收购博大，最大的收获就是张小龙，这是一笔标的为人才、回报上万倍的风险投资。
如今，挖人存在的另一大风险正在凸显：专利风险。
互联网产品与传统产品不同，互联网产品几乎是可以100%跟人“走”的。
“挖人”表面上看是“人才流动”，实质上是“工作成果、技能”的非正常转移。
因此，现在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公司与员工签署竞业协议，建立专利保护墙。
从百度跳到美团、从阿里跳到腾讯，如无特指业务方向一般不会触及专利风险。
但是，如果是从优步跳到滴滴、从美团跳到饿了么，由于业务的高度重叠，相关风险将成倍增加。
比如在2017年1月，华为对6名前员工涉嫌侵犯一项儿童智能手表天线专利发起诉讼，一举“端”了一家创业公司。
高德也曾在2017年对滴滴发起多起诉讼，居于核心的正是离职员工竞业禁止规避和商业秘密被侵犯的案件。
据悉，滴滴不但得到高德负责路线信息产品方面的高管，连其团队也收入囊中。
不过，被告滴滴显得底气十足，竟又反诉高德。
滴滴的底气，可能源于一句话：木已成舟，已成定局。
除了可以跟人“走”，互联网产品还有一项特质：竞争优势较为领先的公司距离第二名只有一代产品的差距，约3～6个月的研发时间。
滴滴得到高德的?F队，客观上已经弥补了代差，还有可能提前获悉高德的研发方向，从而尽早布局，出成果甚至不一定比高德晚。
因此，“专利风险”在这笔“风险投资”带来的收益面前根本不足一提。
互联网世界的竞争永不休。
可以预见的是，这场以人才为争夺对象的“权力的游戏”还将继续，身处其中的人既有可能封为诸侯，也随时有可能会被砍下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