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将开通人才就医绿色通道【为艺术人才打造“绿色通道”的探索之路】

在全国的文联系统内,各个艺术家协会都是上下整齐配套的――上有“国字号”的剧协影协音协美协舞协曲协摄协书协视协杂协译协民协,下有“地字号”的各个协会。

如此上下一致,便于领导和协调。

可是五年前,却在上海发生了一件奇事――在上海文联的母体下,诞生了一个新生婴儿,这个孩子的名字叫做“上海演艺工作者联合会”。

于是有人惊诧:在现有体制下,“组织名称”都是上下统一的,为何唯独上海可以诞下这个“独子王孙”?这个简称为“艺联”的团体,上面没有“国字号”爹妈,边上没有“地字号”兄弟,他是不是具有研究价值的“试管婴儿”?   这个富有想象力的问号还真问对了。

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民生、文化人才文化结构、文化环境、文化未来……关于文化的很多命题,都逼使我们出新意、走新路、换新招。

于是乎,一副重担历史性地落在了上海文联的肩上:为文化人才,特别是文艺人才,打造一条行之有效的“绿色通道”,从体制和机制上,从理论和实践上,形成一套具有创新价值和操作规范的体系,推进上海文化发展,同时拓开一条可供参照和复制的实验之路。

“试管婴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降生了。

由是不难理解,为何这个嗷嗷待哺的新生儿,从一开始就受到如此多的关注:高规格的成立大会;市委领导、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政部课题调研组和全国人大代表专程前来调研;中央政治局常委视察上海工作时专门提他并予以肯定……   让我们走近他,看看这个五岁的孩子。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以来,国有一元体制被渐渐打破,各类民营的演艺单位和自由职业演艺人员逐渐增多,演艺人员的从业形态出现了多样化。

正所谓“船小好调头”,脱离了体制这艘大船的把控,演艺“自由人”们驾着小舟,自己掌舵,意欲畅快地在艺海里遨游。

然而自由也是把“双刃剑”:在市场化的大风大浪中,独驾小船往往会遭遇很多困难,承担很大风险。

他们的演艺生存状态是:几乎没有一个社会团体从行业的角度去关心扶持提携他们,或为他们提供各类社会化管理、服务和保障。

他们的合法权益一旦受到侵犯,也没有哪个“娘家”从行业的角度理直气壮地为他们说话,替他们撑腰,他们找不到可以哭诉的“爹娘怀抱”。

于是出现了悖论:在传统的“家长制”体制下,文化产业前进的步履显得蹒跚;而一旦完全“没了爹妈”,生存发展的空间又受到限制。

怎么办?对此,作为文艺工作者的“保姆兼家长”的上海文联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急”的是什么呢?急的是――在现有体制和结构下,文联的职能主要是为体制内的各个门类的艺术家提供联络、协调、服务、维权等,而这些“文艺家协会”的入会门槛比较高,一般的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青年文艺工作者很难迈进。

进不了门,就揽不进怀,没法提供遮风挡雨或阳光雨露。

面对现实限制,文联心有余而力不足。

不过,随着情势的普遍化发展,这个难题无论如何要得到解答。

对此,上海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领导一直在思考:如何拓展文联新的服务空间、服务对象和服务手段,为各色优秀文艺人才打造一条“绿色通道”,使他们身心轻松地大展才华;同时,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联的社会地位、竞争力和影响力,以此为配合深化上海文化体制改革、推进上海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彰显独特作用。

2002年7月,上海文联组成代表团,访问考察了美国的“影视演员同业公会”,希望通过了解他们的基本运行情况,对新形势下文联系统功能的拓展有所启迪。

美国“影视演员同业公会”(Screen Actors Guild)简称“SAG”,是美国影视业和劳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协会。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美国电影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影视演员,特别是一些非明星配角演员的权益时常受到制片商的侵害。

1933年,好莱坞部分影视演员团结起来,组织了“影视演员同业公会”,即SAG。

1937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公司“华纳兄弟影片公司”承认了SAG的权力,双方签订了确保演员权益的一揽子合约,SAG的地位在美国影视行业开始确立。

成立之初,SAG只有23人,今天美国所有涉及影视行业的演员都自愿地参加了这个组织,注册会员已达10万以上。

其中既有国际上著名的大牌明星,也有默默无闻的群众演员

正是这次考察,促成了文联在现有各专家协会的基础上,专门成立“上海演艺工作者联合会”进行探索实践的大胆想法。

有人戏称这是一次“增量”改革。

于是,2005年8月,“上海演艺工作者联合会”成立了,它是一个由表演艺术从业人员自愿组成的联合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艺联”的成立,就是想在新形势下对文联职能的拓展作一些尝试,配合政府职能转变,培育社会化服务管理体系,有效承接政府分离出来的有关职能,对那些未“成名成家”的、不同体制内的演艺工作者提供相应服务,为演艺工作者的创业发展提供帮助。

截至2010年5月底,会员总数已达1621人。

其中非国有专业艺术院团会员438人,占会员总数27%,当中不乏关栋天、孔祥东、金星、周立波、杨昆等一批在演艺市场上较为活跃的名家,更有一大批默默无闻、对演艺市场起拾遗补缺作用的中青年演艺人员

艺联会员结构的逐年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由职业演艺人员在当今演艺市场的重要程度。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艺联这个新生婴儿刚诞生时,即便是作为受益者的体制演艺工作者们也抱着种种顾虑。

“当我参加艺联的时候以为这是一个徒有虚名的组织,也没考虑过它能够为我们办成什么事情。

这几年艺联为大家做的事情我都看在眼里,它让我们这些‘漂’在外面的人有了温暖的感觉,我觉得艺联是我的家,现在我很自豪我是艺联会员,很高兴和大家在一起。

我想,很多会员也和我一样,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工作来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为艺联做点事。

”著名影视话剧演员杨昆坦言。

不少会员谈起当初加入艺联的心境时也都笑着说,“自己不是什么名家,居然也能入会,挺高兴的。

但是这个联合会到底能起什么作用,当初也没抱很大的希望。

五年过去了,现在看来,加入这个大家庭还真是对了。

”短短五年时间,艺联从不为人知到引起众多关注,从可有可无到让人倍感亲切,是什么让人们对艺联的认识有了如此大的转变呢?      上海等你来   “玉兰花呀尽情开,请你来上海;老外滩,新浦东,为你敞开怀;大上海等你来,有你更精彩……”艺联会员上海武警文工团优秀军旅歌手敖长生创作的歌曲《上海等你来》不仅是为了迎接2010上海世博会的召开,更抒发了他的心声:“上海是海纳百川的地方,我很幸运能够在这里发展我的事业。

我十分感谢艺联为我们年轻演员提供的绿色通道和演出平台,我会推荐更多的优秀演员加入艺联

”   而外表瘦弱、说起话来有些腼腆的青年魔术师刘明亚则是从陕北横山县党岔镇李家村来沪创业发展的,他在沪的“10年奋斗路”一路洒满汗水。

虽然他曾在国际国内多项杂技魔术大赛中摘金夺银,但要在上海立足却遇到诸多不便。

说起自己在艺联的帮助下成为“新上海人”的经历,这个好强的大男孩眼中噙着泪水:“我来自贫困的陕北山村,初中毕业后就到各处去打工,打扫卫生、饭店服务员,什么都干。

后来在陕西看到了魔术表演,非常有兴趣,就开始了拜师学艺生涯。

2000年作为‘扶贫对象’被招进了上海杂技团跟着周良铁老师学习魔术,当时心里挺高兴的;但是因为没有正式编制,即便团里提供了各种演出机会,生活还是挺不容易的。

周良铁老师常常从工资中挤出一部分来接济我。

而且我当时低学历无职称,想进上海非常困难。

”   按上海市现有规定,非本市户籍人员在沪工作需申办上海市户籍的,须具备本科以上学历、业绩须达到相当水准等条件。

这对于有些演艺人员而言,几乎是无法逾越的屏障。

由于演艺行业的特殊性,从事芭蕾、戏曲、杂技表演等专业的不少人员从小习艺,无暇兼顾学业,不要说本科以上,甚至连高中学历都没有。

比如在芭蕾舞领域,优秀的人才十七八岁就可以跳主角,可是学历只有中专。

这些人才若按照规定要入户上海难如登天。

另一方面,由于人员管理分散,评价体系不一,人事部门也难以对演艺人员的业务水准作出客观评判。

由是,艺联意识到,必须直面这些“引进”和“留住”演艺人才的现实障碍,为此,他们主动出击,针对不同艺术门类的演员,采取鉴定会现场展示和专家进剧场观摩相结合等方式,为争取留沪发展的演员和用人单位搭建服务平台。

“幸好有了艺联绿色通道,我入户上海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我感到运气太好了,成为新上海人就像做梦一样。

”刘亚明兴奋地说。

“刘明亚22岁的时候在上海国际魔术比赛中,凭借《京韵手彩》一举夺冠,第二年获得全国杂技金狮奖。

来自安徽体工队的刘平,现在是上海马戏城《时空之旅》中主要节目《浪桥跳板》和《蹦床抖杠》的主演。

来自江西艺校的罗逾在法国国际马戏节的单手顶表演中荣获比赛最高奖――‘共和国总统奖’。

他们都是年仅20岁左右的青年演员,都是通过艺联的‘绿色通道’ 解决了上海户口,使他们能够安心在上海创业发展,对我们杂技事业的兴旺发展是一个切实的支持和保障。

这种做法不仅让年轻人愿意积极为上海文艺争得荣誉,也为他们个人打开了事业和人生的新空间。

”提起自己弟子入户难题的解决,著名魔术师周良铁感到非常欣慰。

对于优秀演艺人才申请入户上海需经过专家严格鉴定专业这种做法,上海歌舞团、上海东方青春舞蹈团团长陈飞华十分看好。

笔者见到他的那天,他正赶去参加艺联举行的一个舞蹈类专业鉴定会。

当天虽然只有一个应届毕业生需要鉴定,但专家来了好几个,看材料、现场观摩、提问、打分,一个个环节一丝不苟,气氛严肃而紧张。

“近来在实习吗?感觉到学校和演出团的差距了吗?”“必须保证练习,保持灵活度很重要。

这个动作还做得不够到位,你是怎么理解的?”随着一个鞠躬,接受鉴定的学生走下舞台,未及更换便装,专家们既严肃又和蔼地和她聊了起来。

这位学生说:“老师们的要求很高,让我感到一定的压力。

但同时我也感到很幸运,因为有那么多的老师对我的专业进行鉴定,还给了我很多指点。

”陈飞华告诉笔者,他们团对这个学生颇为看好,很可能会吸收入团,“艺联给我们双方的选择搭建了一个很好的服务平台”。

上海昆剧团党支部书记史建对此也深有感触:“这种形式非常好!艺联以创新的理念和实践,打破和改变了原有的人才管理模式与观念,不仅维护和保障了从业者的合法权益,也为院团的可持续发展和文艺人才获得更多创作机遇提供了保证。

”   自2006年下半年至2009年底,已有104位优秀演艺人员成功申办了上海市户籍。

其中非应届演艺人员68人,应届演艺类毕业生36人,涉及上海19家演艺单位,包括1家民营单位。

金星现代舞蹈团的艺术总监金星、首席舞蹈演员汪涛等优秀人才均通过艺联绿色通道顺利入户上海,成为新上海人。

除了为优秀演艺人才申请入户上海提供服务,艺联还为优秀演艺人才申领人才类《上海市居住证》提供种种服务,而且往往是雪中送炭。

从新疆哈密市来沪创业发展多年的优秀青年民歌手邓勇对此深有感触:“是艺联帮我成功申办了作为人才引进的上海市居住证,使我孩子的入托难问题迎刃而解,自己也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安心于自己演艺业的发展了。

”迄今,艺联已为19家演艺单位的273位艺联会员成功申办了该类《居住证》。

上海人民滑稽剧团副团长张定国谈到艺联为他们院团所提供的社会化服务时说:“这么多年来艺联上海文化发展做了很多工作,特别在人才引进方面,给院团帮助很大。

许多手续和程序都由艺联这样的社会组织来提供相关的服务,相信上海人才引进工作会更加公开、公平、公正。

”      戴上“职称”助跑器   形象端庄、嗓音浑厚的歌手纪晓兰曾以《远山的夕阳》等原创流行曲闻名于上世纪90年代沪上歌坛。

近年来,她在东方艺术中心和上海左邻右舍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联手推出的《经典爵士:周末爵士沙龙》系列演出中以主打爵士歌手形象亮相。

她向笔者谈起了一次经历,事后说来是笑谈,可是当时却让她很为难:前不久,她与上海海邻爵士乐团将《情迷夜上海》音乐会演到了香港荃湾大会堂演奏厅,魅力无限的上海风情迷醉了香港听众。

可是这次演出差点不能成行,问题就出在一纸职称证书上。

当她去办理入港演出许可时,却被要求出示职称证明文本,这令她哭笑不得;幸亏她是上海一流歌手,证明她演唱实力的各种奖状使她侥幸“化险为夷”,不然已经安排好了的香港演出恐怕就得泡汤了。

这次经历让纪晓兰深刻意识到职称证书的作用。

事实上,艺联会员中类似纪晓兰的情况很多。

不少体制演艺人员的水平过硬,但就是拿不出一个专业技术水平证明来印证。

究其原因,其一,有的人不了解职称为何物,或者以为并不需要,认为现有的职称体系仅仅与单位内职称获得者的收益分配有所挂钩。

但是实际上,拥有相应的职称,也是社会上对该职称拥有者专业价值的一种认同,并非仅限于收益分配上的一种联结。

事实证明,在从事演艺业的过程中,自由从事演艺业者更需要在专业上得到相应的价值认同,为他们的创业发展提供便利。

其二,体制演艺人员即便想评职称,却找不到相应途径。

有些演员已经具备一级的水平,却仍捧着个当初在单位时拿到的初级证明,想往上申报中级,但因离开了单位成了“社会人”而申报无门。

“这不仅仅是一个评定职称的问题,反映的是需填补为广大社会文艺工作者建立起一个客观、公正评价体系空白的问题。

艺联副会长殷华立如是说。

艺联而言,这又是一个探索实践的新课题。

2009年,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文广局的关心下,艺联启动了社会文艺工作者艺术专业中级专业技术水平认定工作。

申报者可按要求自行向艺联提出书面申请,艺联根据不同专业类别组成专家组对申报者技术水平严格认定。

此举一出,立即引起业界关注,有62人正式递交了申报材料,其中46人初审合格进入专家组现场认定。

2010年5月13日,首批艺术专业中级专业技术水平认定工作顺利结束并举行了颁证仪式。

30名社会文艺工作者获得通过,通过比例占参加现场认定总人数的65.2%,其中非上海户籍为9人。

影视话剧演员杨昆拿到了首批认定中的第1号证书,她感言道:“我1985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一直单干,可以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个体户,我和纪晓兰是一对单干姐妹花。

真的非常高兴能够通过艺联的努力帮我解决了中级专业技术水平的认定问题,专业价值真正得到了社会和业内的认可,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有了通道。

”纪晓兰兴奋地说:“现在通过艺联解决了这一难题,等于给了我们一个过硬的水平认可。

有了这个推动事业发展的助跑器,自己可以更好地在市场的大潮里打拼了,也可以赢得更多的机会。

”      “艺联就是我们的靠背”   2007年7月,艺联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联手推出的“会员就业权益保护机制”正式亮相沪上。

艺联副会长、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绍林说:在演艺市场上,大牌明星利益获得保障的几率远远胜过二三线演员

这一机制的启动,将从三方面来保护二三线、甚至是未成名的专业演员

第一,话剧中心的演员都将加入艺联,成为会员

第二,话剧中心制作演出项目时,保证优先使用艺联会员

第三,非艺联会员参加演出,将收取一定的补偿金。

补偿金将作为艺联会员维权专用金。

作为当时赴美国访问考察“影视演员同业公会”代表团主要成员的杨绍林认为,艺联的成立是一个探索,“传统的体制之下,单位人无法实现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的目标,一定意义上制约了文化的发展。

我们国家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演艺事业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个社会中介的平台承载这样的资源交换。

国有院团的演员、民营或自由职业演员,在整合社会和市场经济领域内地位是平等的。

艺联把个体、民营和国有放在一个平台上提供服务,是推动了利益的均等和行业的公平。

基于自己现在的特殊身份,我愿意把艺联的有些探索和话剧艺术中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有机融合。

”“会员就业权益保护机制”推出后,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独立制作的反映洋山深水港工程的主旋律题材话剧《激情东海》和与捕鼠器工作室共同投资的根据阿加沙作品改编的舞台剧《无人生还》、以及《捕鼠记》、《金大班》等20余个剧目在该机制框架内进行了运行,收到项目制作人使用非艺联会员补偿金额共计人民币20余万元。

“不用会员,我甘当受罚”,杨绍林笑道。

这是艺联在保护会员劳动权益上的一次机制性探索。

艺联还主动与上海文广集团建立了“艺联会员权益争议协调处理机制”,旨在围绕演艺事业的发展要求,积极发挥艺联和文广集团双方的作用,通过平等协商和友好合作,把艺联会员和所在从业单位之间发生的权益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从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共同构建和谐、规范、有序的演艺市场。

说起艺联的维权服务,上影集团著名演员陈鸿梅非常感慨:“艺联就是我们的依托,就是我们的靠背。

有了艺联,我们演员不管走到哪里,都感觉腰杆直了。

体制演艺工作者作为“自由人”在享受较多自主空间的同时,也会遇到很多体制人员所难以想象的困难,甚至一些基本权益也无法得到保障。

势单力薄的他们往往投诉无门,常常面临不得不放弃权利的境遇,所谓“打落牙齿和血吞”。

这个时候他们尤其需要有组织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2006年5月,7名青年演员和2名编剧看到报上刊载着艺联成立的消息,心怀希望前去求助――原来,他们都是从艺术院校毕业不久的年轻人,2005年12月,他们参加拍摄一部法制电视连续剧,结果因为剧组没有合理安排拍摄时间且未支付演职员酬劳,导致其中一位青年演员与制作方司机发生口角,后来该演员被制作方所雇人员殴打。

之后,制作方一直没有给这7个年轻人发放约定的酬金。

在赔偿受害者医药费和支付酬金问题上,制片方始终与这些年轻人“打太极拳”。

他们虽多次向制片方催讨,却迟迟得不到解决。

由于他们以演戏为职业,靠酬金生存,制片方拖欠报酬的行为已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因此他们希望艺联为他们主持公道,讨回应得的报酬,维护演艺人员的合法权益。

艺联在了解情况后,感到维护演艺人员的合法权益义不容辞,正式接受了委托。

然而在沟通协调中,制片方上级部门却对艺联振振有辞:“你们应该理解制片方的难处”、“不应站在国有单位的对立面”云云,甚至怀疑艺联是“有意将事态扩大”。

艺联发现事情一波三折,究其原因:无论是演员还是编剧,都只与剧组制片人达成口头协议,而没有任何书面合同,无法明确“被告”主体。

没有合同,就不受法律保护。

最终,在艺联的艰难努力下,制片方支付了近20万元薪酬,并对被殴演员作了赔偿。

当看到这7个演员送来的写有“维权后盾”的锦旗时,艺联认识到,维权不仅要靠热心,更要拿起法律的武器,使得公司和演艺双方“店大不欺客”、“客大不欺店”。

在探索中,艺联制定了《演艺合同书》,这是一份为推荐自由职业演艺人员参与演艺项目创作演出而制定的合同,主要内容是自由职业演艺人员(艺联会员)受艺联推荐参与某演艺项目的创作演出,从项目制作方领取相关的酬金,并委托艺联代为办理缴纳社会保障金事宜等手续。

“《演艺合同书》是民事雇佣合同,与劳动合同有区别,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实际运作中也遇到过困惑,甚至出现过风险,需要通过实践不断加以完善,但也恰恰证明了艺联这一社会组织的探索价值所在。

艺联副会长、秘书长沈伟民如是说。

笔者再一次感受到了这一探索团队务实且锲而不舍的精神。

演艺工作者的“演”提供机会   “将优秀演艺人才引进到上海,帮助他们申领户口、申办居住证,为他们维护合法权益,一切的一切是为着他们的创业就业。

演艺工作者的本质是‘演’字,要让他们的创作才能、艺术才华得到充分展示,要为演艺工作者的‘演’提供机会。

上海文联党组副书记、艺联会长何麟说。

近几年来,在演艺人员创业就业服务机制建设方面,艺联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如:以“和谐心声”――上海演艺工作者社区巡演活动为载体,积极推荐组织艺联会员在参与上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内容建设过程中展示艺术才华。

“和谐心声”――上海演艺工作者下社区巡演活动,在服务社会、服务社区的同时,更主要的是为广大演艺工作者展示艺术才华搭建了平台,提供了服务

对青年演艺工作者而言,更是一个向演艺名家零距离学习、切磋技艺、锤炼提高演艺经验的难得机会。

该项活动从2006年底启动以来,围绕建党、建军、十七大、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春节,以及“迎世博”等重大节庆和主题活动,将高质量的演艺资源送到街道、乡村、军营,迄今已在上海19个区县的80多个社区成功演出了近300场,观众逾18万。

有7000余人次的艺联会员被推荐参加,其中体制会员占50%以上,中青年会员占95%以上,成了艺联联络会员服务会员的重要载体。

艺联也因此获上海市文明委授予的“迎世博贡献奖――宣传教育贡献奖”等众多荣誉称号。

“社区的舞台是最宽容的,也是积累舞台经验的好地方,在我逐步成长的演艺生涯中,我不会忘记是艺联给我们青年演艺人员提供了这样一个得到锻炼和提高的平台。

”曾有幸担任2008年北京奥运礼仪小姐、今年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毕业的沈嘉琚这样说。

“和专业艺术院团的老师们同台演出,作为自由从事演艺业的我一方面觉得很荣幸,一方面从老师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对自己的专业是一个很大的鞭策和帮助。

”来自沈阳的优秀青年歌手姜楠高兴地说。

确实,通过这一平台,体制内和体制外有了更多的沟通途径,大家不分彼此,相互提携,共同联络,提供了不少展示才艺的信息和机会。

何麟说:“艺联的大部分会员在艺术上尚没有成名成家,我们的主要职责就是为那些在上海创业就业的年轻艺术人才演艺工作者服务,为‘沪漂’族服务

”为了发现人才,帮助优秀青年演员成名成家,2007年,艺联上海市委宣传部人才办、青工委等单位一起,策划启动了“粉墨佳年华――上海优秀青年演员汇演”项目,首批推出的16位“粉墨群星”均系艺联会员,都是上海各个剧种和艺术门类的佼佼者,如京剧院的赵群、傅希如,昆剧团的沈�丽、袁国良,越剧院的王清,沪剧院的朱俭、程臻,淮剧团的邢娜,评弹团的高博文,人民滑稽剧团的陈靓,芭蕾舞团的范晓枫、孙慎逸,歌剧院的熊郁菲,民乐团的罗小慈、钱军,交响乐团的黄北星等。

在2009年的汇演活动中,京剧演员王佩瑜,昆剧演员余彬,越剧演员徐标新、陈�,芭蕾演员季萍萍、吴虎生,民舞演员朱洁静,滑稽演员舒悦、钱懿等先后亮相于这一展示平台。

艺联还在影视推介、“毕业生推介沙龙”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

目前,正根据演艺行业推介的特点,抓紧推进“艺联会员推介服务平台”的建设工作。

除了对体制演艺工作者个体的众多照顾,对于民营的演艺单位,艺联也是大力支持。

前文提到的纪晓兰作为左邻右舍文化传播公司的经理,多年摸索市场一路打拼下来也是感触良多:“艺联总是给我们体制演员、给我们民营演艺公司提供种种服务和帮助,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经典夜上海――周末爵士沙龙》演出,艺联是这一项目的指导支持单位,其中的歌手就是由艺联推荐的。

这一项目已成功运行三年多,目前正在往特色品牌方向打造。

”   上海滑稽剧团一级演员徐世利在呼吁大家共同支持上海本土文化的同时,也感谢艺联多年来对他的“上海徐世利戏剧工作室”所提供的服务

他由衷地说:“艺联在配合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帮助我们民营剧团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已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一点。

”   五年时间,说长也很长,说短也很短。

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在社会上很多见,轰轰烈烈地展开某某项目,或者没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或者虎头蛇尾的情况也屡有耳闻。

艺联则不然,他们每开设一个项目都经过认真调研和论证,开出的项目就坚持、完善、提升,同时还不断积极探索拓展新的服务内容。

也正是这么一桩桩一件件实实在在的服务项目,艺联树立了自己的形象,证明自己并不是徒有虚名,它温暖并凝聚着会员们的心,让他们真正地团结在一起。

艺联成为了演艺“自由人”们的“家”,有什么创业上的艰难可以在这里诉说,有什么权益纷争可以到这里寻求帮助,有什么技艺上的心得可以在这里交流……   “我们这些艺联的‘老人’都曾经是演艺工作者,非常了解会员们的心情,而且我们也有一定的社团工作经验,无论从责任、使命还是情感的驱动上说,我们都爱着我们的会员,愿意为他们做好服务

服务是我们的宗旨和手段,通过做好服务来凝聚会员、发展艺联

这五年的工作我们是充满情感在做的,如果大家说我们做的事情还算‘贴心’,我们感到很欣慰。

我们更要感谢各级领导的呵护和帮助。

”何麟动情地说。

文化体制改革重要的内容就是使得各市场主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文化主管部门”应发挥其管理整个领域的职能,从过多且不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管理功能中脱离出来;而“文艺表演院团”则应转换其过于行政化的角色定位,回归艺术生产主体和文化市场主体地位。

作为社会组织的“艺联”,则应当承担起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市场规范形成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职能。

这样三者互相协作,相互影响,可以形成积极、有效、和谐的文化环境。

这样的三方格局或许符合社会内在发展规律。

2010年,是上海世博会召开之年,是上海文联成立60周年,也是艺联成立5周年。

五年的时间,“艺联”这个上无“国字号”爹妈,旁无“地字号”兄弟的“试管婴儿”,通过各项个性化、人性化、社会化服务,受到了广大演艺工作者的欢迎和肯定,在集聚优秀演艺人才上海创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行业组织优势,逐步彰显了艺联演艺人员社会化服务的功能和独特作用。

然而,艺联的价值不仅仅体现于此,正如时任宣传部长的王仲伟所言:“成立艺联是加强上海文化人才高地建设的重要举措,就是要冲破原来的单位所有制,冲破原来的身份资格的界线,催生人才要素,培育这样一个全新格局。

这对上海整个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文化体制的改革,都是一件大事。

”   诚哉斯言!艺联做的这件事――“为艺术人才打造绿色通道”,确实“是一件大事”。

这件“大事”的价值和意义,将逐步呈现。

杨昆      艺联为大家做的事我都看在眼里,她让我们这些“漂”在外面的人有了温暖的感觉。

纪晓兰      艺联总是给我们体制演员、给我们民营演艺公司提供种种服务和帮助,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刘明亚      按照我当时低学历无职称的状况,如果不是艺联的“绿色通道”予以突破,我的入户上海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杨绍林      艺联把个体、民营和国有放在一个平台上提供服务,推动了利益的均等和行业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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