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匈奴的最后线索_血案之地寻找线索
曾经影响中华农耕文明上千年的第一个草原游牧帝国――匈奴，在公元1世纪留下最后一笔辉煌之后，土崩瓦解，销匿于历史的尘埃。
直到300年后，一支自称“匈人”的草原劲旅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欧洲东部，并在今天匈牙利境内建立了不可一世的帝国，西方文明惶惶间称呼其为“上帝之鞭”。
那么“匈人”究竟是否为匈奴后裔?如今的匈牙利人究竟与中国历史上的匈奴有何渊源?成为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就在这个时候，体质人类学和新兴的考古DNA技术运用基因密码试图解决诸多悬而未决的历史疑案。
他们能成功吗? 若要讲清楚这个问题，需要一个时空倒换――来到距今约2000年的蒙古高原 公元48年，在欧亚广袤草原的东端。
自公元前3世纪即活跃于此的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居东汉缘边八郡，助汉戍边，受到东汉的保护。
东汉既已接纳南匈奴投诚，则对北匈奴欲与东汉建交的努力持谨慎态度。
1世纪后叶，北匈奴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并受到南匈奴不断攻击，不断有部落首领率众南下投附东汉，加入南匈奴。
就在北匈奴分崩离析之际，东汉采纳南单于建议，于公元89—91年三次出军攻伐北匈奴，摧毁了北匈奴在漠北的统治。
公元91年后，西退的北匈奴残部少数人随北单于“逃亡不知所在”，其余多数停留于西域北部。
2世纪中叶以后，史籍中再未出现有关这一支匈奴活动的任何记载，后人亦无从考知他们此后的下落，也就是说，北匈奴从汉文史籍和当今中国版图范围内彻底消失 历史的尘烟飘荡约200年之后，公元374年左右，当中国北方正逢第一次“五胡乱华”时代，一支在西方史籍中被称作“匈人”(Huns)的东方民族，渡过伏尔加河和顿河，首先征服了阿兰人，又在第聂伯河以西降服了日耳曼族的东哥特人，随后毫不费力地逐走了西哥特人，进而捶击西方文明的大门， 公元376年，大量的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给沿岸的东罗马边防军带来了关于匈人最令人战栗的消息：“从来未曾见过的人种，不知从哪个角落冒出来……一路扫荡破坏所遇到的一切。
” 由此，“匈人”在其领袖“阿提拉”的率领之下横扫欧洲，并在今天匈牙利境内建立显赫一时的“匈人帝国”。
那么，这支自称“匈人”的马背民族，会不会就是当年被东汉远征军打败的北匈奴呢? “匈人就是匈奴”这一假设基本建立在语音的近似上，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匈牙利“Hungary”一名与匈人“Hun”有关，始作俑者是18世纪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法兰西学院教授德经(J.Deguignes)。
他在其所撰《匈人、突厥、蒙古人及其它西方鞑靼的通史》五卷巨著中，首次推断欧洲中世纪匈人即汉文史籍所载的匈奴，并描述了匈奴不断西迁入侵多瑙河流域的历程。
真实情况是，当自称马扎尔人的匈牙利人9世纪下半叶出现于欧洲时，真正可考的匈人已经在历史上消失了400年之久。
根据著名匈牙利裔历史学家丹尼斯山毛(Denis simor)教授的名作《匈牙利史》，把“匈牙利人”称为“匈人”是典型的时序倒错，因为没有任何历史资料表明两者有直接关系。
遥想当年，西逃的北单于连老弱都无暇顾及，最终迁至康居的人数应该极其有限。
或者他们经过200年生息又恢复了声势，从而向西侵入了欧洲，或者他们被历史同化在中亚的游牧民族中，只留下个曾经响亮的名号――匈奴，而被后世游牧民族所敬仰并用以自称。
总之无论怎样，在汉历史的所有典籍中，进八康居的北匈奴从此消失了。
除了西迁康居的残部，北匈奴西遁后，鲜卑拓跋部以胜利者姿态人主匈奴故地。
没有随北单于西迁的10万余众“自号鲜卑”，加入拓跋部的部落联盟，从此极少在史籍中单独出现。
那么，这支北匈奴的下落又如何查起呢? 尽管文献中拓跋鲜卑为“鲜卑父胡(匈奴)母”的观点，不无史学家的贬损成分，但也说明拓跋鲜卑与匈奴的关系十分密切马长寿先生指出，只有入主匈奴故地与匈奴融合后，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拓跋鲜卑但即使在这一阶段，仍难于在拓跋鲜卑的遗存中找到更多的匈奴文化因素。
就在文献和考古等常规方法束手无策时，两个相互关联的新手段应运而生，它们一个是体质人类学， 个就是古代DNA技术体质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群体体质特征及其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简单说就是根据出土的骨骼，尤其是颅骨物理特征，辨别人种分类及亲缘关系等而古代DNA技术，是从出土骨骸中提取有效的DNA信息并加以识别，重建古代人群及古代与现代人群之间的遗传关系。
中国考古界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考古DNA实验室诞生在吉林大学生命科学院，于长春、朱泓等多位专家经过多年的采集样本和分析比对，结合已发表的匈奴和其他有关当代人群的线粒体数据，探讨了拓跋鲜卑和匈奴两个古代民族之间的遗传关系。
这里首先必须说明一点，关于匈奴人种是突厥种还是蒙古利亚种的争论由来已久，但是随着考古研究和匈奴族骨骼的不断出土。
结论已经相当明显，即匈奴人属于蒙古利亚种、但作为世界四大人种之首的“蒙古利亚人”仍有多个亚种，与匈奴等北方民族有关的亚种就包括北亚亚种、东亚亚种及东北亚亚种，并各有不同。
研究发现，匈奴族的人种构成呈多元状态：活动于今蒙古国境内和西伯利亚的匈奴族主要为古北亚型蒙古人种，低颅、阔面；而中国境内的匈奴族则主要包括北亚和东亚蒙古人种，高颅、窄面。
将匈奴人颅骨与拓跋鲜卑人颅骨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以低颅和阔面相结合为主要特色的北亚蒙古人种因素，在匈奴和拓跋鲜卑两个古代游牧民族的种族成分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但是，不同的民族中该体质因素出现的时间、地域以及具体表现方式，又有所不同：时间越晚、出土位置越靠近北匈奴故地的拓跋鲜卑人，其“低颅”现象越明显。
拓跋鲜卑的祖先具有较高而偏长的颅型以及高而阔的面形，出土墓葬年代较早，低颅现象只是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和赤峰市境内出土的东汉墓葬中才明显出现，而这个时期正是拓跋鲜卑入主匈奴故地的时间，地理空间也能对上号。
对于拓跋鲜卑而言，体质上从祖先的“高颅”发展到“低颅”，不能不使人考虑到来自北匈奴(低颅、阔面)的因素。
而呼伦贝尔出土的拓跋鲜卑颅骨的复杂性，表明了他们作为鲜卑、匈奴混血产物的可能性，抑或他们中的某些人本身就可能是那些“自号鲜卑”的北匈奴余众，， 在考查拓跋鲜卑和匈奴在体质人类学上的近似性之后，朱泓等专家继而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强悍的马背民族――契丹。
根据现有的人种学资料考查，辽代契丹人中的低颅性质与呼伦贝尔市和赤峰市出土的拓跋鲜卑人相比有所减弱。
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辽代契丹人与其他高颅类型的东亚或者东北亚蒙古人种居民发生了更多的血缘融合所致，另一方面，辽代契丹人低颅性质较弱的原因，也不能完全排除由于他们在种系渊源上与拓跋鲜卑有别所导致的可能性。
目前，在有关契丹族源问题上，学术界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意见是认为：契丹为鲜卑宇文部的一支，而宇文鲜卑的主体部分却来自匈奴。
《北史匈奴宇文莫槐传》记载，“匈奴宇文莫槐，出辽东塞外，其先南单干之远属，世为东部大人，其语言与鲜卑颇异”。
如上述记载可信，则源自宇文鲜卑的契丹人与匈奴族，尤其是南匈奴，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种族遗传学联系，而南匈奴人及其祖先恰如本文前面所叙述的那样，是一个颅型偏高的人群。
专家的研究走到这里，单纯依靠体质人类学似乎已经穷途末路，这个时候。
该DNA闪亮登场了! 朱泓等人计算了拓跋鲜卑、匈奴和已发表的若干个相关人群(达斡尔人、鄂伦春人、鄂温克人、布里亚特人、埃文基人、朝鲜人、北方汉族、南方汉族、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土耳其人等)间的遗传距离矩阵，发现拓跋鲜卑与鄂伦春之间在遗传关系上表现出最近的距离，与匈奴之间的距离次之。
如果联系上文从体质人类学角度考查北匈奴与拓跋鲜卑接近的事实，我们有理由相信，鄂伦春人身上更多保留了北匈奴一系的遗传。
那么，南匈奴及更多保留南匈奴遗传的契丹有无直系后裔传世呢’ 1995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国家科委联合申报了“分子考古学”的课题并被批准。
研究小组从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墓葬出土的契丹人头骨、牙齿和女尸的腕骨中提取DNA。
再从内蒙古地区的达斡尔、鄂温克、蒙古和汉族等人群血样中提取DNA。
经过DNA测序等系列研究程序，终于得出结论：契丹与达斡尔族有最近的遗传关系，即达斡尔族为契丹人后裔。
我们寻找匈奴后裔的历程，似乎就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境内的鄂伦春、达斡尔人身上获得了“最后线索”。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体质人类学还是DNA技术，得到的答案只能承认当今某个族群身上保留了更多匈奴的遗传基因。
无论如何，匈奴作为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消失了1000多年，我们找到的匈奴后裔，充其量或者准确地讲，是分子意义上的后裔，不存在也绝无可能，在某个偏僻深山还生活着一群原汁原味的匈奴人。
当年，无论是留在故地“自号鲜卑”的北匈奴还是进入长城的南匈奴，都已逐渐失去独立的民族整体特征，被更强大或处于文明更高阶段的其他民族所融合，这种由甲变乙，另立新国家，形成新部落，在游牧民族永无休止的战争中数见不鲜；从现象看，种群销匿了，历史业绩似乎也泯灭无存。
实际不然，民族的血脉从不曾完全消失，他们创造的一切一切，将以“隐蔽形式”，似明似暗、无声无息地永远传承。
匈奴南北朝后逐渐淡出历史，但影响仍在继续。
甚至直至今天。
在欧亚草原东端的蒙古部落中，无论是著名的千户制度还是轻骑兵迂回包抄战术，以及萨满信仰，统统来自匈奴时代。
即便今天每个人身下这条裤子，也是当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引进汉地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