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的广州【广州旧时的畸形行当】
广州曾经有几种被人们排除在七十二行之外的畸形行当，主要盛行于清末民初，有的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此馆有点像现在时兴的婚姻介绍所。
不同的是，媒家馆除了替因种种原因找不到对象的妇女介绍对象外，还负责收容这些妇女。
如被富家遗弃的姨太太，流落街头的“外江妹”，未婚先失身的姑娘，上了年纪嫁不出去的“老姑婆”，好吃懒做的“晏婆娘”，欲求再婚的寡妇，逃出家门的侍妾、婢女，还俗的尼姑，从良的妓女等等。
这些人多数无家可归，有的虽有家，但旧习俗不允许她们在家待嫁，如寡妇。
到媒家馆找对象者，多为娶不起“新抱”的单身汉、老汉或身体有缺陷之人。
当然，媒家馆的女人中亦有一些幸运者能嫁到有钱人家做偏房或继室的。
旧时，媒家馆虽然是一种半公开的职业，但牵线搭桥比较讲信誉，据实介绍，不作隐瞒，成功与否一切随缘，由双方自定。
收容者由馆内供饭，介绍对象成功后，媒家馆从男方所付的“身价银”中扣除食宿费用和介绍费。
时人有《竹枝词》专吟媒家馆：“蝶媒蜂使日交加，莫论阿娇‘打泻茶’（广州人称未过门而死夫者为‘打泻茶’）。
纵有大红花轿坐，春归燕子又成家。
” 捻妹花 “捻”为广州方言，意为培育、培养，养鸟称为捻雀，种花谓之捻花。
“妹”是当地人对未成年女子的通称，如“妹仔”、“乡下妹”。
“花”作幼苗解，广州人称鱼苗为鱼花，叫雏鸡为鸡花。
捻妹花，即指买来或收养长相娇好的少女精心培养，然后以高价出售牟利。
清末民初，广州豪商巨贾、达官显贵、军阀买办非常集中，他们无不妻妾满堂，纸醉金迷。
即便如此，他们还嫌不够，到处寻花问柳，广觅女色，以供玩乐。
捻妹花行业，正是投其所好的产物。
操业者以女性为主。
她们多是弃妾、寡妇，有的是从顺德一带流入广州的“自梳女”（编者注――指未婚女性把头发像已婚妇女一样盘起，以示终身不嫁、独身终老），还有的是媒婆、老妓、鸨母。
这些人在广州西关富户集中的横街小巷内租赁或自置房子，以收养女为名，从城市和郊区贫苦人家挑选一些长相漂亮、身材姣好、动作灵巧的少女捻教。
从饮食起居到言行举止，都进行严格训练。
有的捻花婆子还专门雇请“粗妹”负责家中粗活，“妹花”由粗妹服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有的还要聘请教师，或送“妹花”进私塾读书识字，带妹花到富庶人家串门，学习礼仪。
总之，她们要千方百计把“妹花”捻成素质一流、知书达理、会琴棋书画的淑女，使之能售出好价钱。
经过数年的精心培养，“妹花”便可待价而沽。
现今有名的西关第十甫陶陶居，便是当年“娣妾侍”（相当于现在流行的“二奶”）们的传统处所。
买得起“妹花”之人，均为富户阔佬。
为此，羊城《竹枝词》云：“妹子妆成小姐娇，名花捻就画难描。
陶陶居上论身价，范蠡千金未枉丢。
这个集团有严密的组织及大小头目，帮规严格，势力非凡，始自何时，已很难考证。
最初，他们集中在西关一带，各级头目分别歇脚在文昌宫、洪圣庙、孔子庙、莲花庵等寺庙。
总头目则寄足于西来初地华林寺内。
市区和近邻破祠烂庙中的乞丐统归其管辖。
后来，北方有个名叫陈起风的花子头，曾在少林寺内当过几年头陀，有一身武功。
此人逃难到广州后，势力日强，打垮了从前的头目，废除世袭制，自己取而代之。
旧时，广州人家操办红白喜事，必先送一笔钱至关帝厅，换回一木板刻印的“附城花子陈起风”符篆式条子，贴于门口。
这样一来，别的乞丐便不敢前来寻事生非。
事前，还要备一桌盛宴，款待陈起风。
陈只带一二亲信赴宴，入席后只饮一杯酒，每盘菜只尝一口，便吩咐随从将全席酒菜打包带回寓所，以飨其亲信众徒。
即便大户人家也不敢怠慢这些乞丐。
否则，陈会调集群丐大闹一场，直至主家满足其要求才肯罢休。
大本营就设在南华寺。
他在西关拥有豪华的住宅，并有几房妻妾和一群奴婢，还豢养了一批打手。
据说，陈起风一亲信的姐夫做了南路知府，派人找他去做钱粮师爷，他不愿赴任，回信说：“宁与五百罗汉做伴，不为五斗米折腰。
”这便是广州流行的俚语“做惯乞儿懒做官”的由来。
关帝厅人马的头目，负责对乞丐进行训练，然后派他们沿街行乞，或去仪仗铺里打点零活，还有的卖唱或耍猴。
乞丐们乞得的酬赏，须供奉三成给“大骨”（乞丐头目），然后再上缴一部分给关帝厅头目，由他们与所辖警署分享。
因此，在乞丐中流行有“脱鞋�来穿屐食，穿屐�来穿鞋食，穿鞋�来穿靴食”之说。
意思是说，赤足裸腿的乞丐得来的布施，要孝敬穿屐的“大骨”，而大骨又要上缴穿鞋套袜的关帝厅人马，关帝厅人马还得供奉穿皮靴的警署官员。
光雅里仪仗铺 广州西关，有一条石板小街，名叫光雅里，以开设仪仗铺而闻名。
旧时，有名气的仪仗铺有多多福、万福、丁财贵、永全福、广福、联福、有丁财等10多家。
仪仗铺里的管理人员一般有店东、伙计三四人。
仪仗铺的劳动力来源，主要靠临时雇用乞丐及老人院的老人、孤儿院的小孩，但以乞丐为主。
为主家体面计，雇佣人员统称为“亲家郎”，乞丐头目则称“大骨”。
仪仗铺接受红白二事后，按事主所讲的规模，计算好招雇劳力的数额，提前一两天在铺门口挂水牌公布，由大骨负责召集。
喜事，一律穿红色镶黄边的衫裤，戴黄色镶红边的草帽；丧事，则穿白色镶蓝边的衫裤，戴黄色蓝边的草帽。
这些服饰，用完后须交还。
主家对劳力的使用要求极严，还有诸多禁忌。
如喜事、丧事所用的“亲家郎”要严格区分，如果杂用，则对主家不吉。
但是，仪仗铺老板只图赚钱，不管禁忌，多瞒着主家，将刚刚抬过灵柩的劳力夹杂在婚庆的“亲家郎”中。
在仪仗铺，常用黑话“红豆沙与白果粥捞埋一堆”来称这种喜、丧仪仗劳力杂用的做法。
仪仗铺除在广州办理红白二事外，还承领近郊及南海、番禺、顺德、中山各地的迎神打醮等会景仪仗。
自“五四”运动之后，在破除封建迷信、提倡文明礼俗浪潮中，仪仗业逐渐走下坡路，仪仗铺顾客日稀，业务一落千丈。
新中国成立时，广州的此业已经销声匿迹了。
有人办红白喜丧，需要临时雇一些人做杂务，这些临时受雇供人差遣之人，就是堂倌。
愿做堂倌的，只要在自家门口挂上写有“某记承接堂使、茶担、礼生”之类字样的招牌，雇主或仪仗铺老板便会登门接洽。
堂倌人数不多，主要聚居在西关的光雅里、牛角巷、文昌街一带。
堂倌分男、女二堂，实际上均由男子担任，年龄一般在30岁左右。
男堂、女堂均着男子服装，只是女堂倌衣服的衣料比男堂倌的要好些。
男人装扮的女堂倌，主要侍候女眷，因此要薄施脂粉，油头粉面，泽亮的头发上钳个大发夹，脑后插一把骨质的发梳。
女堂倌出手兰花指，开言假嗓音，奶声奶气，扭捏做作。
由于长期从事这一职业，日久积习难改，在日常家居生活中也摆不脱女堂倌的娇态，常令亲友反感。
女堂倌收入低微，加之阴阳怪气，动作怪异，因此难觅配偶。
堂倌在喜丧主家，主要是写礼帖，排座位，点礼品，挂喜幛（或孝帷），做礼生，侍候客人。
宴席中，堂倌穿梭于宾客之间，上菜、斟酒、敬茶、递巾、打扇、递烟、引带上厕所等，无所不干。
还要追随主家前后，拉长尾音，高唱“老爷（新郎）亲自上菜，请各位多饮几杯”之类的话，逐席献菜敬酒。
席将散时，还要陪同新郎、新娘叩头作揖，逐一谢席。
席终人散，男女堂倌一起动手，收拾残汤剩羹，擦抹桌椅板凳，清洗杯盘碗碟，忙到深夜才轮流分食客人吃剩的饭菜。
堂倌受雇于婚庆主家，除上述事务外，还需陪新娘、新郎拜天地、拜祖宗、拜父母、拜尊长，并侍候新人吃暖房饭，点龙凤烛，捧大吉盒。
三朝回门时，要跟在新女婿的轿尾，前往女家拜丈人、岳母。
堂倌因要执掌礼生、写帖、定称谓、排辈分等，所以必须懂得礼法。
他们多粗通文墨，熟悉尊卑界限，从事此类业务者大多为祖辈相传。
梳头婆 梳头婆又称“大妗姐”，系旧时依附于仪仗行业的又一帮口。
她们是婚庆场合女家用于跟随新娘的临时使妈。
有的由仪仗铺包办，有的则由主家直接雇请。
大妗姐一般都是30岁上下的妇女，无人雇请时她们常到街头巷尾摆摊梳头，因而有“梳头婆”之称。
梳头婆多属失业的佣人，也有的是遗孀弃妇，还有的是从顺德一带流入广州的“自梳女”。
梳头婆在婚庆场合的着装比较讲究。
一般上穿白色镶黑边的府绸大襟衫，下穿黑色文华绢长裤，脚穿黑鞋黑袜，襟前洒些香水并别一条绣花手绢。
夏天，也有穿点梅纱黑胶绸衫裤，脚蹬珠花响底拖鞋者。
通常梳着元宝髻或S形髻，也有的梳一条油光大辫子，拖在脑后，发髻上要缀朵白玉兰或茉莉花。
手腕上多绾玉镯，指间套有戒指。
这些行头，受雇时必须穿戴齐全。
梳妆打扮，会念时文，精通婚庆礼节，是梳头婆的基本功。
仅梳头一项，就须掌握各种新潮发型，会梳各式辫子，要会用绸布在辫尾打各种结式。
念时文是考验梳头婆是否合格的重要一环，要求梳头婆反应快、思维敏捷，还要有丰富的经验。
时文的内容很多，要按不同的时间、地点、对象念不同的时文。
如入门时念：“恭喜道贺新安人，开枝发叶此良辰。
入门旺相，夫妻长寿，白发齐眉。
”在洞房铺床时要念：“铺床铺席先，五男欢跃在床边；四边珠帘�高低，三年抱俩苏虾仔。
这时，大妗姐要对答如流，务求不卑不亢，神态自若。
在闹新房时，新娘往往遭到妯娌翁姑戏弄，每逢此时，大妗姐都要出面护卫新娘，要么念求恕时文，要么替新娘遮护，总之，要想方设法保护新娘。
梳头婆还要精通礼仪，因为新娘上轿、下轿均由她们背送，进入男家后，许多繁文缛节，均需梳头婆指点新娘。
梳头婆又分贴身与打杂两类。
一般来说，紧随新娘亦步亦趋者为贴身大妗姐；从事扫地、装香，收拾台椅桌凳、打点杯盘碗碟者，为打杂大妗姐。
梳头婆的生活通常比较贫困，有时也上街摆档，替人梳头，换取微薄收入补贴家用。
（压题图：《三百六十行大观》贺友直图）（责编：王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