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装帧艺术漫谈（三）]书籍装帧艺术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 叶灵凤这位装帧美术工作者在一九三○年左右为光华书局和现代书局的出版物画了不少封面，如期刊：《幻洲》、《现代》，单行本：《灵凤小品集》、《兰生弟的日记》、《天竹》、《哈尔次山旅行记》和《恋爱病患者》等等。
他也设计绘制了一些扉页图案，如：《野际》和《女陪审员》等书。
叶灵凤设计的封面参考过日本图案，也参考英国十九世纪装饰画家比亚兹莱。
美术界有同志批评叶灵凤学比亚兹莱的装饰画学得并不好，这是很贴切的评语。
鲁迅评论说：“叶先生的画是从英国比亚兹莱剥来的”。
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书籍装帧的专业工作者，著名的只有这样十数人，因为装帧美术工作者在当年还没有形成队伍。
其实还有一些精于此道的出版家和著作家，他们实际上装帧过重要的出版物，不过读者不知道而已。
例如：出版界的老前辈胡愈之，是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副主编(一九三二年起是该杂志的主编)，就是一位对现代印刷知识丰富、对出版编排有特殊才干、关心书刊装帧的老编辑。
他主编的《东方杂志》(“一・二八”抗日沪战之后)封面和内容版式，都是他亲自规划、指导青年设计的。
斯诺的《西行漫记》，采用红布精装，“西行漫记”四个字用隶书烫金，内容版面编排，全出于胡愈老之手。
还有一位老《东方杂志》(一九二七年之前)副主编，《妇女杂志》、《新女性》主编章锡琛，也是对出版物装帧颇为关心，善于规划出主意的人。
开明书店出过一本《血痕》，封面是章设计的：他把一滩浓墨汁叙在纸上，用嘴向四面吹气，吹成一滩鲜血似的，写上“血痕”书名，按三十二开本大小划一线框于周围，制成阴文版，用黑墨印在红色书面纸上，血痕便显现出来了。
还有倍倍尔的《妇人与社会》、《十日谈》等大部头著作的装帧设计，都有章锡琛的心血在内。
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一九三八年初版)，红布面，书脊上烫银粉字，封面压硬框印，庄严大方。
是全集编委会编辑们的集体设计。
记得一九三一年，商务印书馆为纪念它创业三十五周年而编辑的一部叫：《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装潢特别精致：十六开本，皮脊漆布精装，金碧辉煌。
内容有许多用铜锌版、凹凸版、珂罗版、胶皮版印刷的插图，使用了各种先进的(在当时而论)印刷技术。
正文纸用米色道林。
这是当年商务主持者张菊生、高梦旦和一些美术工作者的集体创作。
是三十年代初中国出版界一本装帧特殊考究的书。
读书出版社的《资本论》全译本(郭大力、王亚南合译。
一九三八年初版，三卷本)，装帧用米色布面，中印红色腰带，书名是阴文，非常大方，是当年理论译著装帧艺术上另具一格的杰作。
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是鲁迅、沈雁冰、郑振铎等编选的，拟订编辑规划的是赵家璧。
这种大部头书籍，装帧设计多是集体的，构思拟稿时既有出版者的意见，也有编选人的意见，还有装帧美术家的意见，三方面的要求综合而成。
良友出版了一本鲁迅编选的《苏联版画选集》，有平装本，也有精装本，精装本是双面铜版纸印的，装帧用漆布面全金脊，有点珠光宝气。
我推想：用这种方式装帧早期苏联各版画家的作品集子，不是编选者鲁迅的设想。
麦绥莱勒的四本小连环版画集，就显得大方了。
当时上海还有一家水沫书店，专出版辩证唯物论的文艺理论翻译丛书，装帧用类似方头的美术字，再用细线双钩写书名，书名地位要占封面的三分之一，用红黑色套印在布纹书面纸上。
原著者为蒲力汗诺夫、卢那卡尔斯基等，译者为鲁迅、冯雪峰等。
用毛边装订，是一套别出心裁的丛书。
还有一家南强书局，出了一些社会科学理论书，有一册《论劳动教育》(或《劳动教育概论》)，著作者是谁已记不起来，这本书的封面只用几条粗线条，宋体字书名，有色书面纸棕色印。
在理论书装帧上也是颇为大方朴实的一种方式。
有一家大江书铺，出版过一部波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记得封面和书脊用的是隶书字，铜版纸，红黑两色套印，大方庄重。
天马书店印过《鲁迅自选集》，鲁迅自己提的书名，单色印，很朴素。
此外，有不少画家，有时也设计过少数书籍的封面画，这儿就不一一列论了。
问：听了上面你所介绍的，我们已经知道了二十、三十年代书籍装帧艺术的概况，得到启发教育不少。
但其中没有说到你自己。
希望你再说说你的装帧工作情况。
答：我搞书籍装帧工作，共约二十五年，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五五年。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设计的比较多(今天不谈四十年代的)。
优劣如何，应该请朋友们来评论。
但我自己有自己的看法：1.绘画基础技术差；2.装帧了数百种书籍，还形成不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出来；3.虽有相当数量，而质量不高。
三十年代我在三个出版单位从事装帧美术工作：开明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前身之一)，生活书店和商务印书馆。
那时丰子恺老师身体弱，多病痛。
在浙江石门(崇德)家中休养，钱君氏已离职。
开明的出版部主任章锡琛叫我练习练习装帧工作，于是我就画起封面来了。
那时是二十多岁的青年，根本不理解装赖工作包括多少方面，只知道画封面，书脊、排版格式和底封上的商标、定价文字地位，都是由出版部的同事规划的。
开明除出版妇女读物、文学、美术和音乐理论书籍外，同时编印青年进修读物，并请人翻译安徒生等世界儿童文学作家的童话，也出版叶圣陶等作家创作的童话。
最初，我就画了一些童话书籍的封面。
如：《汤姆莎耶》(胡伯恳译)、《先生的坟》(孙伯刚译)、《狗的自述》(曹文楠、于在春译)、《隐身帽》(许天虹译)、《雪婆婆》(张昌祈译)、《美人和野兽》、《青色鸟》(均戴望舒译)等等。
过了快五十年，现在拿来看看，实在稚嫩得很。
但是，这样稚嫩的设计稿，就有出版界的前辈(如：夏丐尊、叶圣陶、胡愈之、章锡琛、丰子恺和顾均正等)，敢于用，愿意提拔你、指导你，教你在实践中锻炼、提高、前进。
我努力摸索，奋力向前。
在开明书店里，经我装帧的书籍，比较满意的(就记忆所及)有这么几种：《烙印》、《家》、《无线电话收音术》、《英文名歌一百曲》、《现代绘画概论》、《伊索寓言》和《开明青年丛书》(数十册)等。
《烙印》是诗人臧克家第一本诗集，小方开本。
封面构图是：稿纸格子的一角，印红色，一只右手握钢笔，笔尖锋锐，接触稿纸，“烙印”二字写汉隶书印黑色，用淡灰布纹封面纸。
含意是青年诗人有宏伟的气魄，以笔尖为武器，鸣胸中之不平。
巴金的《家》(再版本)，据作者说，是“激流”三部曲之一，所以我把“激流”二字放大占封面四分之三面积，以细点空心字印桔红色，上面套印一个“家”字、“巴金著”，都写美术体，黑墨印，封面纸用白色。
《无线电话收音术》是黄幼雄著的科技读物。
封面画了一个周波分度半圆圈，有拉小提琴、钢琴伴奏的人物图案组织在内，在铬黄布纹纸上印棕色，书名写宋体字，印红色。
《英文名歌一百曲》，丰子恺编选，十六开本。
封面构图以直式三分之一地位，花叶组成图案，印淡蓝色，书名用宋体美术字，印桔红色，以鹅黄色书面纸为底色。
《开明青年丛书》内容包括各科，有国际、历史、地理、游记、数理等方面。
封面用粗细直线组成，嵌入多颗五角明星，印淡色为底纹，上印深色书名，每册颜色变换。
《现代绘画概论》(外山卯三郎著，倪贻德译)封面，以淡蓝图案为底，套以阴文褐色书名。
《欧洲文学发达史》，是弗里契著，沈起予译，书名用宋体直式写，字的中心划一细线，嘱制版社一半摄制阳文，一半为阴文，淡灰纸上印深赭石色。
还有两部工具书：《辞通》、《十三经索引》的装帧，是由章锡琛设计，我执笔绘图案。
《十三经索引》书名的字，请叶圣陶氏题篆书。
都用黑色漆布精装，烫金字。
在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九三六年，徐伯昕同志叫我为生活书店画些封面，不久，我就参加到 这个邹韬奋创办的革命的出版单位去工作。
生活书店在一九三三年以后，编了好几辑《生活》周刊主编韬奋答读者问的书信集子和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
之后，新订了编辑计划，发行了十多种定期刊物外，单行本的重点是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
又出版国际问题的译著，如：《世界知识丛书》。
时事性的，如：《黑白丛书》(取黑山白水，抗日救亡之意)和各种文学名著。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封面，多数是以宋体美术字题书名，有的用阳文，有的用一块长方的阴文版，黑墨印，著者及译者名字则用铅字排版，红墨印，求红黑分明，对比强烈。
《世界知识丛书》各册，不用统一的丛书封面，而是每出一册，即设计一幅不同的图案，如：《世界政治》、《现代十国论》、《国际问题讲话》等，都以世界地图为素材再设计图案为底色，上面套印书名，印深棕或黑色。
《黑白丛书》各册是用统一的丛书封面的：书名用宋体字制阴文版，黑底白字，下面约四分之三地位绘了一个火炬，桔黄色印刷。
文学书籍由我装帧的有：《中国的一日》(茅盾主编，一九三六年版)，这是一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报告文学、散文集，意在表现一天之内的中国的全般面目，由全国各地的一切作家非作家，用轻松而隽永的笔调写下他的印象。
书脊用双线连环组成了图案，表示团结，书名写美术字，布面的烫金，纸面的印黑色字；封面图案都轧硬印。
《夏伯阳》(即《却派耶夫》)(富曼诺夫著，郭定一译)，此书也有精装、平装两种，封面构图采用一幅夏伯阳跨骏马冲锋的雄姿，给以浮雕图案化，轧硬印于棕色漆布面上，书脊烫金字。
《高尔基创作选集》，在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下，发行有困难，由编辑部决定取其中的一篇“坟场”为书名，我画的封面也特地用了一些花草组成图案，形式上表现轻松一点，为的是便于发售出去。
我为生活书店装帧的文学书籍中比较满意的一种是思慕译的《歌德自传》：构图是用粗细线条组成，天头和靠书脊附近用一阔边和数条细线，九十度直角相交，印绿色，书名及著译者名字写美术体字，制阴文版，印棕色，采用淡灰书面纸为底色，看去还比较庄重大方。
一九三三年，张梓生为申报馆编《一九三三年申报年鉴》，他叫我为之设计样本及年鉴的装帧工作。
我给他设计了一幅满版大红白字，上右角又加一个木铎，书脊上也加一个木铎，红、黑、绿三色套印。
此外，还为光明书局、黎明书局等出版单位装帧了一些书籍，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郭沫若等译)，冯和法编的《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等等。
我为期刊设计的封面有：郑振铎、王统照等编的《文学》月刊(一九三六年秋到一九三七年)第七卷、第八卷共十期左右，封面图案构图，每期各异，费了不少精力。
“一・二八”后一个时期，商务印书馆复业，请胡愈之继续主编《东方杂志》，我为该刊美术设计。
我为该杂志绘制封面、各专栏刊头、题饰之外，经常工作是与黄幼雄(后为冯宾符，即仲足接编)合编《东方杂志》的插页：《东方画报》(每期十六面，印写版印刷)，从一九三二年秋至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为止。
之后，我跟随生活书店总店迁到武汉、广州、重庆。
由于制版、印刷和纸张等技术和供应关系，生活出版的有些书籍仍在上海英法租界地区秘密生产，所需封面，由我在重庆设计成色稿和黑稿，辗转寄去制版印刷。
记得一九三九年，重庆生活书店总店请沈志远主编《理论与现实》月刊，装帧也是我设计的，封面构图是用四方连续图案为底纹，上面套印刊名的文字而成。
那时重庆虽然还可以摄制锌版，但是纸张已只能用两层或三层裱褙成的竹制纸了。
今天就谈到三十年代为止。
以后的情况，以后再找机会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