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并不遥远 并不遥远的回忆
自制麻将牌 1975年春天的一个周末,我父母的好友李叔和夏姨夫妇来到了我家。
大家喝茶闲谈,当话题聊到了休闲娱乐时,李叔煞有介事地说:“有一样东西特别好耍,可惜买不到!” “啥子东西?”大家问。
“麻将!”李叔神秘地一眨眼,继续讲道:“麻将是个好耍的东西,四家人打,有‘筒、条、万’各36张,东南西北各4张,还有中、发、白、听用、春夏秋冬梅兰菊竹等。
打法简单,一学就会,而且花样多,不单调。
我小时候看我奶奶打过,真的很好耍。
打的时候也可以摆龙门阵,只要一打起来,时间过得飞快!” 大家听了一开始都十分高兴,但随即又有些沮丧,因为这东西没地方买得到。
父亲想了一会儿说:“有办法了,我小时候也看过麻将,还记得到。
厂里下料车间的外面丢了好多边角余料,还有半寸厚的塑胶板――我自己做一副麻将!”于是大人们详细讨论起制作麻将的要领,并约定下个周末来我家打麻将。
父亲捡了些塑胶板回来,划上线后,用小锯弓把它们锯成了一块块的坯料,又用铁砂纸把这些坯料的边角打磨圆滑,还到东大街文具店买了一瓶白乳胶漆,把需要的数字、图案和文字画在了经过打磨呈深灰色的坯料上。
忙碌了几天后,一副“麻将”做好了,大功告成! 又一个周末,李叔夫妇晚饭后来到我家。
父亲拿出自己的“作品”摆在铺上了旧阴丹蓝布的小饭桌上。
“做得好,做得好!大小均匀边角圆滑,简直像买的一样。
”李叔高兴地赞叹着说。
“就是‘幺鸡’画得有点笑人,硬像一只鸡!”夏姨也欢欣地开起玩笑。
我母亲完全不会,但坐上桌学了几把以后,也就可以对付了;我们几个小孩则站在边上看,什么定庄、起风、平、缺、无字、断幺、吊将,什么碰、摸、和、海底捞,什么清牌、带幺、三元会,清对、将对、暗七对等等术语让我们也大为兴奋。
看了一晚上,我也基本上学会了。
后来当大人们再打麻将时,我甚至可以充当“听用”了――在他们上厕所时上阵补缺。
自从有了这副麻将牌,李叔夫妇俩几乎每个周末都来我家玩,即便没有一分钱的输赢,但大家还是兴高采烈。
因为父亲自制麻将时把“幺鸡”画得真有点像鸡,所以他们每次打出它时就说:“来,鸡咯咯!”而每当周末李叔和父亲在车间里遇见时,大家都笑道:“今天晚上‘咯咯叫’哈!”他们打麻将时不计输赢,每次来了也先讲好打几圈,决不超时。
他们一边出牌一边还摆龙门阵,什么双桥子自由市场可以粗粮换细粮哪,省粮票可以换生猪返还票哪,等等。
那家长里短、油盐酱醋的话题和出牌声、笑语声充满了整个周末的晚上。
但那个时候,虽然打麻将不是犯法的事,大家还是非常谨慎地悄悄进行,不敢让外人知道。
1975年还是“文革”后期,城里各辖区都还有民兵联防指挥部,这些指挥部就有可能不定期地上门查户口。
由于天气比较冷,我就在桌子边的小床上盖着被子看书。
大人们的麻将打得正酣,突然响起了“咚咚咚”的敲门声,大家一惊,门外随即传来粗犷的男高音:“开门!联防的,查户口!”还是夏姨反应快,两手把麻将连桌布一同包起,火速塞进我的被子,母亲上前去开门。
三个联防队员进门后东瞅瞅,西看看,他们并没有真的查户口,只是问了问两位来客。
当得知李叔也是住在这个宿舍后,就没有再说什么。
看着他们打算走人,大家正要舒一口气,忽然那走在最后的联防队员俯下身子看那张小方桌,大家又紧张起来。
谁知那人看了看,说:“嗯,这张桌子的图案好看!”这张桌子也是父亲自己做的,桌面用的是厂里废弃了的有细纹的胶合板,父亲将两种颜色的胶合板拼成几个对称的菱形图案,看上去很是漂亮――原来这人看的是桌子,并不是怀疑这桌上刚才有什么名堂――赞叹完了桌子,他们真的走了。
夏姨从我的被子里取出麻将,大家这才真正松了一口气,但接下来,大人们的麻将打得不开心了――出牌时都小心翼翼的,生害怕发出的声音大了。
这天晚上,李叔他们走时叹道:“下个星期不来了,又没有赌钱,还担惊受怕的。
后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打麻将的风气如潮水般地淹没了蓉城的大街小巷。
我甚至还亲自教会了几个朋友打麻将,但越到后来,我越对麻将不感兴趣,因为当年打麻将的那种乐趣没有了,赌博的风气却愈来愈浓。
而成都人在打麻将的过程中“创造”出的所谓“成都麻将”,摒弃了传统麻将中许多有趣的花样和规定,已变成单纯的赌钱工具了。
李叔和我父母还一直用当初那副自制的“咯咯叫”,退休后仍在打他们不计输赢的老麻将。
也许,这是成都市唯一的一副自制麻将,也是唯一一桌不“打”钱的麻将吧?前年父亲去世,这副自制麻将就再也没人摸过了。
一次李叔到我家探望,当看到这副麻将,他叹息道:“三缺一,打不成了!” 当年渴望的收音机 我刚上初中的时候特别想有一部收音机,虽然明知家里经济拮据,但那份向往却像火焰般在心中燃烧,尤其是邻居家先我们一步把收音机买回家之后,更激起了我对它的渴望。
那是已经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初,邻居的两个小朋友每天中午吃饭时都把小饭桌放在我家的窗户下,一边吃饭一边收听广播。
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在中午都有长篇小说连播,如魏巍的《东方》、姚雪垠的《李自成》等。
于是,邻居家那小饭桌上的半导体收音机就成了一个蕴藏巨大魔力的宝盒。
播音员那极富磁性、抑扬顿挫的声音出神入化地把小说的内容渲染得淋漓尽致――唉!我简直着了迷。
这样的向往折磨了我足有半年时间,终于有一天,我和姐姐给父母提出了请求:“给我们买个收音机嘛!” 父母回答得干脆:“可以!”这出乎意料的回答,让我们姐妹俩欣喜若狂。
“但是,”父母交换着喜悦的眼神说道:“等到过年吧,听厂领导说,现在粉碎‘四人帮’了,不怕有人说发奖金是搞物质刺激。
今年过年前要给每个工人发年终奖,可能每个人有20块钱呢!”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20块钱!父母加起来就是40块钱,这么大的一笔财富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于是我们等啊等,好不容易盼到了放寒假――我们俩姐妹这时更是每天数着指头盼望收音机进家门的日子。
终于,在过年的前两天,这笔奖金发到了每个工人手中。
在春熙路那家最大的电器商店里,我们兴致勃勃地挑选着。
最初,售货员给我们推荐的是“红灯牌”,说这是收音机中最正宗质量最好的。
可它的价钱太贵,我们只有40块钱啊!挑来挑去,我们最后选了个能装三节电池的“春雷”牌半导体收音机,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花了36元8角钱。
售货员说,这种牌子的收音机质量也不错,本来也是卖40多块钱,前两天才接到降价通知,就是为了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让更多的人过好春节。
我们终于拿到了渴望多时的收音机,欢天喜地地抱着这宝贝回家了。
那一年的春节在记忆中特别丰富而温馨,全家人除了新年的物质喜庆外,还饱尝了一顿精神大餐。
中午的小说连播就不用说了,还听了《二泉映月》、《紫竹调》、《马兰花开》、《喜洋洋》等许多解禁的音乐以及那些形式新颖的广播剧。
特别是少年的我第一次听到《画梅花》、《柜中缘》、《秋江》、《情探》、《作文章》等妙趣横生、帮腔独特的川剧之后,就深深被其艺术魅力所感染,直到今天,我对川剧的热爱还一如从前。
后来,我们从收音机里听了新时期的电影歌曲,再后来,我们又听了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杨家将》,再再后来就是“岷江之声”……直到前几年,这部为我们家服务了20多年的收音机才“光荣”退休了。
我想,也许当年对收音机的渴望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内心世界对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追求才是实质吧?不管经济怎么贫困,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对文化的眷恋。
(责编 江 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