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统治者奢侈生活述论】阿房宫附中写秦统治者生活奢侈
他们热衷于营建豪华的殿堂居室，装饰令人眩目的生活环境，追求别致的服饰、饮食，沉迷于靡丽的声色娱乐，此外还有多方面的奢侈挥霍。
对封建帝王奢侈生活方式的向往与效仿、南方相对安定的局势及富裕的经济、统治者生长于富贵环境、不知稼穑之艰难及最高统治者的“示范”及怂恿，是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奢侈之风炽盛的主要原因。
这种奢侈生活造成了多方面的恶劣影响，不仅是政治腐败的根源，也是一些政权或民族衰亡的诱因。
[关键词]五代 统治者 奢侈 影响 [中图分类号]K2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4—0115—05 五代是一个社会动荡、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时期，亦是统治者在激烈争夺、残酷杀戮的同时过着极端奢侈生活的时期。
对未为学者关注的五代时期统治者的奢侈生活略作考察，探寻其奢侈生活的成因及其影响，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五代时期的历史，弥补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都是有意义的。
一、五代时期统治者奢侈生活的表现 (一)营造豪华的殿堂居室。
大兴土木，广建离宫别馆，是五代时期统治者，尤其是周边割据政权统治者常见的奢侈行为，多见于各政权的“守成者”。
据《十国春秋》载：闽国第一代君主王审知在位时，还是“府舍皆庳陋”；然而，自第二代君主嗣王王延翰始，“众建离宫别馆”，“跨城西西湖筑室十余里，号曰水晶宫”。
闽惠宗在位十年，“大作宫殿，所费不赀”。
闽康宗王继鹏在位，“作紫微宫，饰以水晶，土木之盛倍于宝皇宫”。
闽国最后一位统治者天德帝王延政虽在位时间不过3年，也是“宫室台榭，崇饰无度”。
楚国文昭王马希范在位，“大兴土木，建天策府于长沙城西北，作天策、光政等一十六楼，天策、勤政等五堂，极栋宇之盛，栏槛皆饰以金玉，涂壁率用丹砂，凡数十万斤；地衣，春夏以角簟，秋冬以木棉为之”；又“作九龙殿，刻沉香为人龙，饰以金宝；各长百尺，抱柱相向，作趋捧之势”；“又建会春园嘉宴堂、金华殿，其费钜万”。
在割据政权中，宫殿建筑之奢华程度最令人咋舌的，当数割据于岭南的南汉国。
南汉国几位君主都致力于土木工程，所建宫殿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力求华美。
南汉高祖刘龚“暴政之外，惟以治宫殿为务。
故作昭阳诸殿、秀华诸宫，皆极环丽。
昭阳殿以金为仰阳，银为地面，簪楹榱桷亦皆饰之以银，殿下设水渠，浸以珍珠。
又琢水晶、琥珀为日月，列于东西二楼之上，……其余宫室殿宇悉同之”；“晚年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镂，础石各置炉燃香，有气无形”。
中宗刘晟“作离宫千余间，饰以珠宝”。
后主刘张“又踵父之奢纵，立万政殿，饰一柱凡用银三千两。
又以银为殿衣，间以云母，无名之费日有千万”。
南唐大臣江文蔚在给皇帝的弹劾奏疏中就指斥权臣魏岑“营建大第，广役农夫，孽子之居，过于内殿，亭观之侈，逾于上林”。
毫无战功、仅凭家世而得拜大将军(神卫统军都指挥使)的皇甫继勋，“名园甲第，冠绝金陵”。
吴越国杜昭达也“盛治第宅”。
(二)装饰眩目的生活环境。
统治者除把大量劳动力及钱财花费在土木建筑方面外，还把无数钱财耗费在生活环境的装饰上，力求把人间点缀成“天堂”。
如闽惠宗“谒(太后)黄氏家庙，田铺缇锦，木被彩缯，因名里曰锦里，驿曰锦田，居曰锦第，溪曰锦溪，墓院曰锦溪院”。
吴越国统治者在五代时期割据政权统治者中是相对较有作为，生活作风较廉洁的，但也时有奢侈表现。
究其主观原因，一是炫耀富豪，二是安慰权位之争的失意宗亲。
如吴越国王钱缪，“亲巡衣锦营，大会宾客，山林树木，皆覆以锦幄”。
钱�继位后，为安慰被军将兵变废黜的兄长、原吴越国王钱弘�，钱�“缮园圃亭苑，花卉山石以娱之，岁时供馈甚厚”，希望以此换取兄长对权位的放弃。
前蜀国后主王衍曾“以缯彩数万段结为彩楼，山上立宫殿、台阁，一如居常栋宇之制”；“又别立二彩亭于山前，列以金银铸釜之属，谓之‘当面厨’。
彩山之前，复穿一渠以通其宫中，使宫人乘画船，倒执蜡炬千余条逆照水面，以迎其船……彩楼山遇风雨霜雪所损，乃重易之，无所爱惜。
”一些宗室大臣虽限于财力，无力大范围点缀环境，但对某些生活设施的奢侈装饰也时有所见。
如楚国功臣、都军判官高郁，“常以所居井不甚清澈，思所以澄汰之，乃用银叶护其四方，自内至外皆然，谓之‘拓襄”’。
(三)追求别致的服饰饮食。
史载闽国宗室王延彬“性豪华，巾栉冠履必日一易，解衣后辄以龙脑数器覆之”；南唐大臣韩熙载“衣冠常制新格，为当时风流之冠”。
后蜀高祖孟知祥在位时，“尚食掌食典至百卷，中有赐绯羊酒骨槽等名”。
御厨按自古流传下来的饮食菜谱为其制作膳食。
闽国惠宗立陈金风为皇后，筑长春宫居之，“数于其中为长夜之饮”。
大臣中不惜耗费追求饮食奢侈排场的例子更多：前蜀国赵雄武，“累典名郡，豪侈为一时之冠，饮食不用膳夫，六局之中，各有二婢子执役，当厨者十余辈，皆鲜衣窄袖，每延客，必水陆毕具，率以为常”；孙晟是南唐宰相，对南唐政权忠贞不二，但生活却极奢侈，“(孙)晟事烈祖二十余年，家益豪富，每食不设几案，使众伎各执一器，环立而侍，号‘肉台盘’，江南贵人多效之”。
孙晟对于南唐社会的奢靡风气起了点火煽风的作用。
在五代时期各政权中，君臣频频设置豪华宴席大会宾客是常见之事。
(四)沉迷于靡丽的声色娱乐。
后唐永平军节度使张�“居洛阳，拥其赀，以酒色声伎自娱足者十余年，人谓之‘地仙’。
”后汉王朝立国之初即遇“三叛连衡”，然而在这样的多事之秋，后汉隐帝依然“日与嬖宠于禁中嬉戏，珍玩不离侧”。
闽惠宗常与皇后宫中宴饮聚会，“每宴辄燃金龙烛数百枝环左右，光明如昼，敕宫婢数十，擎杯盘，多金玉、玛瑙、琥珀、玻璃之属，以次递进，不设几筵，酒酣，裸逐嬉笑以为乐。
”前蜀国统治者更是惟声色游乐是求的典型。
史载，前蜀后主不仅大建宫殿亭阁，时与诸狎客妇人嬉戏其中，为长夜之饮；还“创为流星辇，凡二十轮，以牵骏马。
又雅好蹴�，引锦步障以翼卫之，往往击�其中，渐至街市而不知。
……或乐饮缯山，陟旬不下。
山前穿渠通禁中，间乘船夜归，令宫女秉蜡炬千余照之，水面如画”；即使外出巡游，也是终日宴饮，车、船装饰极其豪奢，连随从仆役、车船夫也“皆衣锦绣”。
大臣中，追求声色园圃之乐以求大饱眼耳之福者也大有人在。
吴越国宗室钱文奉，大治庄园，寄情山水，“于郡中建南园东庄，为吴中之胜，奇卉异木，及其身见，皆成合抱。
又累土为山，亦成岩谷，延接宾旅，任其所适”；南唐德昌宫使刘承勋，“畜伎数十百人，每置一伎，价盈数十万，教以艺，又费数十万，而服饰、珠犀、宝翠称之”。
萧怀武仕前蜀为小院使，“积金巨万，第宅伎乐为一时冠”；李昊“前后仕蜀五十年，后主之世，位兼将相，秉利权，资货岁人无�，奢侈尤甚，后堂伎妾罗绮者数百人。
应该指出的是，五代时期统治者中的奢侈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如史家所指出：“时湖南(马氏楚国)豪靡侈汰，上下成风”；南唐烈祖李�在位时，朝中大臣皆“以豪侈相尚，利 于广声色”。
前蜀国在王建统治的时期，“臣僚尚权势，侈敖无节”；至后主王衍继位后，上有所好，下更甚焉，所谓“诸王、功臣已(以)下，皆各置林亭，异果名花充溢其中”。
《新五代史》亦谓“是时，(前)蜀之君臣皆庸暗，而特险自安，穷极奢僭”。
后蜀时，也是“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至于溺器，皆以七宝装之”。
二、五代时期统治者奢侈生活的成因 何以在五代这样一个战争频仍、社会动荡、经济衰败的时代，统治者不是注重开源节流，采取有效措施恢复发展生产，与民休息，却竞相奢侈挥霍，劳民伤财，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依笔者愚见，造成五代时期统治者生活奢侈腐化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许多军阀拥有一定势力之后，便割据一方，称王称帝。
既已称帝王，就必然要仿效历史上帝王的生活作风，大兴土木，营建宫殿，广搜民女以充掖庭。
五代初期，刘仁恭只是卢龙节度使，却不能安于本份，并仿效篡唐建立后梁王朝的朱全忠，也称帝于燕京(今北京)。
他“骄侈贪暴，……其栋宇壮丽，拟于帝者。
选美女实其中。
与方士炼丹药，求不死”。
南汉高祖刘龚“性好奢侈……顾左右曰：‘隋炀帝论车烧沉水，却成粗疏，争似我二十四具藏用仙人，纵不及尧、舜、禹、汤，亦不失作风流天子。
”马楚衡阳王马希声继位后，“常闻(后)梁太祖嗜食鸡�，私心慕之，命庖人日烹五十鸡以供膳”。
五代时期的不少统治者也极力仿效，尤其是前蜀后主最具典型，常常游宴于贵臣之家，或周览近郡名胜，所费不赀。
总之，各国统治者一旦称帝，便一切仿效历史上的帝王所为，从年号的使用、君臣的称谓、居室的形制、服饰饮食等等，无一例外。
如闽国嗣王王延翰，于后唐同光四年(926年)十月“自称大闽国王，立宫殿，置百官，威仪文物皆拟天子制，群下称之曰殿下”，又“多取民间女充后庭，采择不已”。
(二)相对安定的局势，富裕的经济，这是五代时期统治者生活奢侈的客观因素。
中原地区，自唐中后期始，历整个五代，一直处于连绵不断的战争之中，局势极度动荡，统治者为军政之事忙得焦头烂额，时刻忧虑地位、权力不保。
正因为局势极动荡，因此，中原五个朝代祚运都不长，或十余年，或三四年。
另外，无休止的战争严重破坏了中原地区的经济，大量青壮年从军作战，或战死沙场，大片田地荒芜，国家财政收入困难，常常不得不对百姓进行敲骨吸髓的盘剥。
尽管如此，财政困难仍然是困扰中原王朝统治者的重大问题。
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形势下，统治者难以追求奢侈的生活；即使偶见奢侈者，也是在局势稍定之时。
相比较中原王朝而言，周边割据政权统治地区战争较少，虽然南汉、闽、楚等国都不时发生内乱，但历时短，故局势较安定。
此外，各割据政权由于局势较安定，经济得到了发展，统治者搜刮了巨额的财富。
例如，南汉建国之后，“(赵)光裔为相二十余年，府库完实”。
南汉国主刘龚就喜欢炫耀其国之富有：“岭北商贾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宫殿，示以珠玉之富”。
南唐“白杨氏建国，抚有江淮，比他国最为富饶，山泽之利，岁入不赀”；加之南唐烈祖李�励以节俭，一金寸物不妄费，故“其积如山”。
闽国自王潮人闽，即注重招集流移，发展生产，在泉州“招怀离散，均赋缮兵，吏民乐之”；略定闽地后，又“还流亡，定租税，劝课农桑，交好邻道，保境息民，人皆安焉”。
王潮死后，弟王审知“宽刑薄税，公私富实，境内以安”；又“大浚侯官县西湖，广至四十里，灌民田无箅”；又“招来海中蛮裔商贾，资用以饶”。
宋人钱昱在《忠懿王庙碑》中称王审知治闽期间(近30年)，“赡水陆之产，通南北之商。
铸铜于蜀山，积粟于洛口者，不足言其富也；连临淄之袂，投淝河之�者，不足言其庶也”。
(三)生长于富贵环境，不知民众之疾苦，稼穑之艰难。
纵观五代历史，各政权的开国之主大多能励精求治，生活作风较俭朴，极少生活奢侈者；追求奢侈放荡生活方式的，多是他们的后裔。
这是因为各政权开国之主大多自社会底层崛起，备尝艰苦，深知民众生活之不易，因而多能保持节俭本色。
如后周开国之主郭威就曾对大臣说：“朕起于寒微，备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闽国开国之主王审知亦然，他“起盗贼，而为人俭约，常衣绸祷(裤)败，乃取酒醋袋而补之。
”但事与愿违，无论这些开国之主本身如何节俭，他们的后继统治者，面对搜刮自民众的巨额钱财，还是无可挽救地滑向奢侈的深渊。
五代一诗僧曾作《公子行》一诗讥讽这种现象：“锦衣鲜华手擎鹘，闲行气貌多轻忽。
稼穑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为何物?”既生长于富贵环境，又对历史上的有为之君一无所知，其胸无大志，追求生活之奢侈实属必然。
如成德节度使、赵王王�，“自恃累世镇成德，得赵人心，生长富贵，雍容自逸，治府第园沼，极一时之盛，多事嬉游，不亲政事”。
吴越国功臣杜建徽历仕四主，“子孙兄弟朱紫盈门”，其本人性尚俭素，导从不过数人，财物多散乡里亲族；然而至其孙杜昭达为内牙都指挥使时，则“盛治第宅”，使家风由俭转奢。
岐王李茂贞之子李从昶，“生于纨绮，少习华侈，以逸游燕(宴)乐为务”，皆属此类。
(四)最高统治者的“示范”及怂恿。
五代时期的统治者，由于多属“僭伪”割据，其王位帝位多是凭武力争夺而得，因此，他们称王称帝后，一方面自身过着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另一方面为了取得大臣、将领的认可和支持，必然也默许甚至怂恿他们的奢侈生活。
例如，广政二十二年(959年)，后蜀后主以宰相李吴领武信军节度使。
右补阙李起言：宰相无领方镇之制。
后主说：“昊家多冗费，以厚禄优之耳。
”后主打破惯例，让宰相兼领节度使领取双份俸禄，目的在于使宠臣奢侈生活有保障。
又如吴越国大臣孙承�，忠懿王钱傲“纳其女为妃，因擢处要职，累迁浙江东道盐铁副使、镇海镇东两军节度副使、知静海军节度使”，后又为中吴军节度使，不仅一身数职，且所任多为“肥缺”，还把大量奢侈品赏赐于他，故史籍指出孙承�是“凭籍亲宠，恣为奢侈”。
在五代历史上。
因为“专恣”即损害皇(王)权而受处罚打击者有之，而因生活“奢豪”而受处罚打击者则极罕见。
由于最高统治者的“示范”及怂恿，官僚队伍的“豪奢相尚”，故使奢侈之风不仅风靡统治阶层，在一些割据政权，奢侈还成为一种较普遍的社会现象。
如蜀地在前蜀国时，“时百姓饶富，夹江皆创亭榭，都人士女倾城游玩，珠翠罗绮，名花异卉，馥郁十里，望者有若神仙之境”；“每春三月，夏四月，多有游花院及锦浦者，歌乐掀天，珠翠填咽。
贵门公子，华轩彩舫，共赏百花潭上。
” 三、五代时期统治者奢侈生活的影响 五代时期统治者的奢侈生活，其危害是严重的。
吴越国王钱傲曾与大臣讨论民众劳逸问题，认为“民之劳逸都由人君奢俭”。
统治者无止境的奢侈生活，耗费了巨额的民力和财富，而 这一切，都得由民众负担。
因此，统治者生活最奢侈的割据政权，其民众所受的剥削也最重，其毗邻之国也常受掳掠战争之摧残。
南汉统治者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获取财富，以满足奢侈生活所需：一是加重对境内劳动人民的剥削，二是对外扩张、掳掠。
如大有三年(930年)，交州乱，南汉命将梁克贞征之，梁克贞在攻陷交州后，“又攻占城，掠其宝货而回”。
南汉统治者还把贪婪的目光转向海上航行的中外商贾，以掳掠维持其奢侈的开支。
如南汉中宗刘晟“遣巨舰指挥使暨彦赞以兵人海，掠商人金帛作离宫游猎”。
南汉还多次与毗邻的楚国争战，目的在于扩张领土，扩大财税来源。
如闽国在王潮、王审知兄弟的治理下，招集流散，发展生产，鼓励通商，在五代时期成为一个殷实之国；但经过嗣王、惠宗、康宗的奢侈挥霍之后，国家财政困难，不得不以“纳赂除官”、“以空名堂牒鬻官”等办法来缓解财政困难的燃眉之急。
吴越国同样存在赋税繁重、民众负担重的问题：“其田赋市租山林川泽之税，悉加故额数倍”，“民苦苛敛久矣”。
其次，官吏的奢侈导致了政治的腐败。
如何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自然是以权谋私谋利。
辄举若干例即可窥见全豹：后梁末帝时，赵岩任户部尚书、租庸使，“岩饮食必费万钱”；与此相关联的是，赵岩“乃占天下良田大宅，衰刻商旅，其门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
后唐泰宁军节度使、东平王房知温，“出入以声伎，游嬉不恤政事”；与此同时，“知温在镇，常厚敛其民，积赀巨万”。
后晋出帝在位期间，“君臣穷极奢侈”。
出帝为养子石延熙娶晋昌军节度使赵在礼女，“以聘币一百五十床迎于其第”。
君臣的奢侈，必然使政治败坏，民众遭殃。
史载开运三年，“是时，河北用兵。
天下旱蝗，民饥死者百万计，而诸镇争为聚敛，赵在礼所积巨万，为诸侯王最。
”景延广任职期间也大肆以权谋私，中饱私囊。
一些官吏则是仗权依势强买强卖，放高利贷，私设刑狱以索取钱财。
后蜀后主在位时，“是时诸将多高祖(孟知祥)故人，事后主益骄蹇不法，务广第宅，夺人良田，发其坟墓”。
有些官吏的奢侈生活更是建立在公然杀人越货的基础之上，后唐永平军节度使张�即为典型之例。
此外，一些官吏为了迎合君主的奢侈嗜好，在其职权范围内大肆搜刮以奉上，求取个人的政治利益。
如闽国福建中军使薛文杰“性巧佞，(王)磷喜奢侈，文杰以聚敛求媚，磷以为国计使，亲任之。
文杰阴求富民之罪，籍没其财，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铜斗火熨之。
建州土豪吴光入朝，文杰利其财，求其罪，将治之，(吴)光怨怒，帅其众且万人叛奔吴。
”闽国礼部侍郎陈匡范，“增笄商贾数倍，务以聚敛得上心，人不堪其苦”。
各割据政权为满足君主奢侈欲求卖官鬻爵，把一大批无能、奸诈、贪婪之徒扶上政治舞台，使政治腐败至极。
在前蜀国，卖官鬻爵也“造就”了遍地贪官，成都布衣蒲禹卿在制科对策中就直言当时“衣朱紫者咸盗跖之辈，在郡县者悉狼虎之人。
奸佞满朝，贪淫如市”。
最高统治者的奢侈生活助长了统治者对于皇(王)位与权力的觊觎与争夺，这是五代时期南汉、马楚、闽、吴越、南唐等国内争激烈，时见宫廷喋血的一个原因。
诗人戴偃针对文昭王的“务穷侈靡”，作《渔父》诗讽之，其中有句云：“总把咽喉吞世界，尽因奢侈致危亡”。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诗人所预见，楚国由于内争激烈，人心离散，被南唐所灭。
乘乱割据一隅的武平军(治朗州。
今湖南常德市)节度使周行逢吸取马氏亡国的教训，“励精为治”，“自奉甚薄”。
他曾说：“马氏父子穷奢极靡，不恤百姓，今子孙乞食于人，尚足效乎?”后唐立国不久，获悉前蜀后主生活奢侈，政治腐败，知人心离散，果断出兵，轻易就灭了前蜀国。
另外，当国家面临战争之际，在奢侈中消磨了意志，只迷恋醉生梦死生活的将领、大臣，根本不可能担负保家卫国的重任，甚至为了保持“富贵”而不惜出卖国家利益，背叛君主。
奢侈还是一些民族灭亡的诱因，如史载吐谷浑首领白承福家甚富，饲马用银槽，后晋将领刘知远想收其财货以赡军，于是密表朝廷，请将吐谷浑人迁至内地，掠取其羊马；又诱杀白承福等五族四百余口，籍没其家资，“吐谷浑由是遂微”。
“成由勤俭败由奢”，盖此之谓也。
责任编辑：郭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