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的陷阱
自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用雅典和斯巴达隐喻中美关系后，“修昔底德陷阱”便被各界广泛套用在对中关关系的讨论之中。
将该隐喻型术语视为大国关系的铁律，无疑是对当代中关关系现实走向的过度解读。
该术语的滥用与其对公众的误导，应让我们意识到“术语”所产生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本文试图从术语学角度出发，探讨“修昔底德陷阱”是否是西方学者为中国设下的“局”，探寻中国的破局之道，并提出对创造汉语术语的几点思考。
下载论文网 /3/view—13042056.htm 自中国站上世界舞台以来，西方学者不时创造出一些以偏概全甚至具有明显误导性的术语，用其晦涩地传递他们的价值观念，造成了公众的认知混乱。
近来被学者热炒的“修昔底德陷阱”，借助隐喻修辞的特殊性，沦为了霸权国对中国先发制裁以巩固自己霸权地位的一种的借口，观战国营造中美关系的悲观预期，宣扬两国冲突的必然性的舆论工具。
一、“修昔底德陷阱”的骗局 美国人赫尔曼?沃克（ HermanWouk）探究美苏争霸本相时，受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对雅典与斯巴达之战的评述启发。
他将修昔底德阐述的“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由此引起斯巴达人的恐惧”泛化，抽象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将其界定为专有名词。
概言之，他认为一个崛起的新兴国家与现存霸权国之间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与财富重分配必然导致国际冲突和战争。
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Allison）深入研究了过去500年里崛起国威胁主导国国际地位的16个案例，发现有12个最终导致了战争爆发。
在纵向比较了古、近代多次大规模战役后，他提出新兴大国崛起一定会主动挑战原有统治者秩序这一结论。
自此， “修昔底德陷阱”一词频频在政客演讲、新闻报道中亮相，也成为考量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一个舆论工具。
修昔底德是雅典史学家，他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根源的苦寻中，并未有借史研论的概括。
反观当下，以现实主义学派为核心的西方学者带着对战争必然性预期再诠释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僵化的形而上学理念，仅是假借修昔底德“驱壳”，融入个人主观臆断的伪命题。
早在1968，唐纳德—卡根就在其出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一书中，明确指出应将对战争“必然性”的预判与史学家研究战争爆发本相的态度区分开来。
探寻修昔底德的态度，其透露出的是对雅巴之战无可奈何的悲哀。
而格雷厄姆—艾利森2015年在其文章《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会走向战争吗？》中用伯罗奔尼撒战争暗示中美无法逃脱“强国必战”的历史宿命时，带入的是“霸权国”的角色，暗含的是用遏制避免更大武装冲突的思想，并借机传递一旦战争爆发，罪在中国的理论。
“失去了修昔底德总结的特殊人文价值”。
援引德国崛起后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日本振兴后发动的侵略战争来引导“中国威胁论”的舆论导向的美国政客，更是乘“修昔底德陷阱”之风为中国圈定了一个充满动机与实力去统治全球的“敌人”角色，合理乃至正义化自己的打压理由。
二、中国破局之道 （一）澄清?误 经济学家沃尔特—李普曼曾依照连锁推理悖论的论辩理路提出，“含糊词语从其用法中获得了含义。
这就是说，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取决于人们使用这个词的用法，而不取决于任何逻辑结构”。
如上文言，“修昔底德陷阱”已与其来源相去甚远，在当代国际社会，并无实用价值。
这种情况下，术语正确与否并不是关键，其价值在于让术语受众接受创造者的价值主张。
显然， “修昔底德陷阱”的滥用已潜移默化的影响了公众对中美关系走向的预期，对国际局势产生了不利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9月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讲时提及，“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截至2018年初，国内外约105，000篇文章在探讨中美局势时有所引用，舆论风向自此也发生改变。
各界纷纷提出对该论调的质疑并表态不要在炒作该概念。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新的时代条件下，“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
”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
受“修昔底德陷阱”损害的中国，应主动发声，剥落其带有历史效应、修辞效果的面纱，降低专家与读者间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信息租金”。
我们不应再纵容西方学者的“术语攻击”，尽快斩断其给国内外大众带来的心理联系与暗示。
中国学者与媒体工作者应认识到，作为概念的载体，术语内含的联想功能会强化其意识传递功能，增强使用者的说服力与受众的接受度。
术语输出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文化输出。
“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由中国创造的热词，近几年也成为国内外学者、媒体引用的宠儿。
独具中国特色，融合中国五千年和谐、大同的儒道思想，总结当前世界形势和中国对外开放实践经验的“中国词”宣示着中国的外交态势正由反应型转变为主动创建型。
中国应发挥适应性和灵活性与极端的想象力，不仅让产品、服务走出去，更应借“创新术语”所带来的附加效应输出中国文化，中国态度。
术语是工具，理念输出与社会发展是目的。
恰当使用与创造带有修辞性质的术语的，能够削弱不同意识形态与文化背景的隔阂，从而更好的输出新概念，增强中国“软实力”。
不乏学者已从多种角度探究西方学者对“修昔底德陷阱”的曲解与中美突破“修使用昔底德陷阱”的方式；语言经济学的也已在中国有了进展。
笔者认为，术语能成为诸多领域，如外交、经济学、哲学的间接推动力，具有潜在的社会效益。
我们应认识到“新创术语”的有用性及含义可变性。
一个带修辞尤其是隐喻性质的术语提出，是否会带来更强烈的心理与行为效应？创始人或创始国是否会获得附加收益？什么样的术语能引起更多关注？对以上几个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或许能补充完善现有语言经济学研究体系，开拓出语言更多的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