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与网络舆论的兴起】 社会舆论
起的网络舆论 近年来，网络舆论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革新，也对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人们凭常识就可以看出，无论是运营资金、营业资质还是官方背景，主流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传播能力都不在一个层次，主流媒体拥有一系列决定性的竞争优势。
这种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在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中，传统媒体这头“大象”为什么输给了实力并不强大的网络“蚂蚁”？ 中产阶级：网络舆论的中坚阶层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网络舆论的兴起，意味着部分媒体受众的兴趣转移。
当这些群体开始使用网络这种“新”载体进行交流、沟通，表达自身的诉求时，由此形成的舆论对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所构建的舆论生态形成了挑战，新的舆论形态就在网络传播中形成了。
中国的中产阶级俗称“白领”，通常接受过高等或专门职业技能教育，并拥有一份非体力劳动职业。
中国的中产阶级成员大多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春玲2005年的全国抽样调查，目前中国现代中产阶级 (按综合指标定义) 有3518.5万人，包括老中产阶级在内的中产阶级实际数量为6007.3万人。
其中2/3是男性，41岁以下的中青年接近60%，城镇居民和非农人口超过60%，接近一半的中产阶级为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就业者，超过一半的中产阶级具有中专以上学历。
根据样本推断，在第五次人口普查的中国适龄人口中，综合定义的中产阶级的比例仅为4%～7%（李春玲，2005），即使加上600万高校学生，和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群体占总人口的比例相比仍然显得很低。
但是，这个似乎比例偏低的中产群体却在中国社会中拥有了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原因在于，这个群体由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阶层、商业服务员工阶层、学生（具有中产意识的准中产群体）等关键群体组成，对社会舆论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考虑到这个群体主要集中在城市，其所占比例将提高到城市人口的30%左右。
他们普遍受过专门的中等或高等教育，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拥有一定的收入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权。
在这个群体普遍具备上网能力的当今环境下，庞大的新兴阶层，包括中产阶级和准中产阶级，为网络舆论的传播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社会转型期新兴阶层的诉求增加 庞大的中产阶级和准中产阶级，仅仅为网络舆论的兴起提供了一种技术性可能。
只有当新兴阶层的社会诉求与网络传播产生共振时，网络舆论才能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当前，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教育人口的不断增加，中产阶级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维权手段日益丰富，但是，目前中国社会的公共治理体系的参与范围、参与框架以及参与深度都没有实质性的增加。
从199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更是掩盖了诸多深层的社会矛盾，各级政府部门普遍缺乏进一步改进的欲望，疏于推出与社会诉求相兼容的改革措施。
根据亨廷顿（1974）对发展中国家动荡指数的统计数据，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社会矛盾反而较发展初期要显著加剧，到人均3000～4000美元时这种现象逐渐消失。
当代中国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迅速起飞，到2005年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000美元，恰恰进入了这样一个政治周期。
与这个政治周期相呼应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财富蛋糕开始缩水，股市下跌，楼市疯狂上涨，就业和创业机会日益减少，通货膨胀若隐若现，曾经沉迷在个人奋斗梦想中的中产阶层和准中产阶层普遍受到严重打击。
以对经济学家为代表的精英分子的质疑为开端，民众对各类社会精英产生了幻灭感，草根知识分子开始活跃。
例如，宋鸿兵的《货币战争》尽管缺乏学术价值，却依然在民间广泛流行。
“周老虎”、“被自杀”、“打酱油”等网络词汇的流行，无不显示出大众对主流精英人物的质疑和参与变革的渴望。
各社会阶层，尤其是中产阶级这个最容易受经济衰退影响向下流动的阶层，迫切要求对现有的生产关系进行调整。
新兴阶层为何选择网络 社会上重新进行利益调整的呼声虽然越来越高，但在传统媒体上的出口并不顺畅。
官方规定，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具有新闻采访权，但商业网站没有新闻采访权，只有新闻转载权。
因此，只要大众能在传统媒体中获得倾诉的渠道，那么，传统媒体仍然将执话语权之牛耳，各方面处于劣势的网络传播将很难取得优势。
但不幸的是，多数传统媒体在市场化的大潮下患上了市场俘获症。
在商业上，新闻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成功的。
市场竞争造就了传媒业的空前繁荣、新闻内容的多元化以及新闻机构的自食其力。
中国社会的现实特点，决定了市场化的竞争逻辑就是将新闻价值简单地归结为赚钱。
在当前新闻媒体已经过多过滥的情况下，新闻媒体更关心在不遭受官方管制的前提下如何与其他媒体竞争。
在这种有限制的生存环境下，新闻媒体难以充分表达社会各界的政治、经济诉求，而是试图在官方划定的话语边界内，报道大量不敏感的中性话题，专业意识大大削弱。
对任何一个试图坚持专业价值的记者来说，市场上少了一份报纸并无所谓，但一旦被处罚则意味着妻儿老小将受冻饿之灾，甚至殃及其他无辜同事。
这个现实决定了，一旦商业的生存逻辑走向了违背新闻传播规律的反面，那么，这种商业化将成为新闻媒介自觉自我管制的根源。
回顾一下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电视战胜平面媒体的历史，可以对这种媒介更替规律有一个更为直观的认识。
在改革开放初期，媒体对社会变革的推动，基本上是由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主导的；到90年代初期，《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等电视栏目成为引领大众舆论的新主角。
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时代，这些电视栏目既表达了基层民众的各类诉求，又试图理解中央政府的各项革新政策，很好地起到了社会沟通与政策传达的双向作用。
因此，锐意革新的电视媒体顺理成章地取代了平面媒体的传统话语权。
但如今，那些收入丰厚的记者和实力雄厚的新闻机构，已经很难有动力再次举起新闻改革的旗帜了。
主流媒体的失语带来的舆论真空，必然被新兴的媒体占领，它可能是网络，可能是人际传播，也可能是其他任何方式。
在当今社会，如果那些最敏感的话题不是直接从新闻媒体上获得，而是从网络中获得，那么网络的力量来自何方，已经很清楚。
当前，不少精英在惊呼网络暴力的兴起。
处于各类困境中的“思想暴民”，他们没有选择街头政治，而是悄悄地躲在电脑前，相互交流各类信息，关注着各种社会动态，敲击键盘表达他们的思考，在传统媒体的传播之门封闭的同时，网络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宣泄渠道。
结语：顺应政治周期，积极进行新闻改革 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在媒体争霸的格局中，任何新媒体的兴起都是以旧媒体的衰落为代价的。
对中国的传媒业来说，这种格局的更替和政治周期、经济周期有密切的相关性。
网络媒体的兴起，除了传播技术本身的因素，如传播技术的点对点、双向互动性、参与性等这些传统媒体无法做到的特殊功能之外，更多的是外在的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
对网络舆论做一个简单的社会学考察，其答案必然是：舆论引导能力的强弱不仅取决于媒体自身的作为，从更大的社会结构性变动看，它始终是与政治社会周期共振的。
当这种共振发生时，媒体就能获得放大的能力。
盖达尔在解释苏联解体的重要历史背景时说：“在信息全球化的时代，要向民众特别是向其中年轻的受过教育的一部分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们的同龄人在其他国家享有自由和参与解决国家问题的权利，而他们却没有，必须由大权在握的长官们替他们去做这种事情――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① 主流媒体舆论制造能力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集体性忽视当代大众的政治诉求。
对新闻专业人士而言，简单地指责政府对传统媒体的控制，似乎是懒人的挡箭牌。
但问题的根源不仅在此。
原因在于，新闻业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商业成功，同样也成为妨害传统媒体新闻专业意识的强大枷锁。
在主流媒体体制性的沉默失语的同时，网络媒体的兴起填补了信息真空和诉求真空。
当前，以网络暴力、网络思想暴民为特征的各种网络舆论盛行，表明中国社会的公共参与停滞综合症开始显示出强大的破坏力。
经济危机、中产阶级的坍塌与精英阶层的自我矮化，都预示着一个不能正视重大社会问题、不能吸引公众参与的媒体，是没有生命力的。
如果不加以改革，传统媒体不仅将被大众抛弃，也将被政府抛弃。
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将获得越来越广泛的使用，网络的舆论引导能力将更为强大。
甚至，“大象”会死亡，“蚂蚁”会胜利。
注释： ①叶戈尔・盖达尔：《帝国的消亡――苏联解体的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为知名社会学者、中央电视台编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