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杂记【郭子章《潮中杂记》的文献价值】
摘要 《潮中杂记》系郭子章于明万历年间在湖州太守任上所撰，其最大价值在于，该书是潮州文化史的创始之作。
一是提供了比较完备的晚明万历以前潮州文化的文献著述目录；二是对于韩愈在潮事迹，有关韩文公的文物遗址及潮人对他的纪念，详加记述；三是留下了潮州的文教、物产、风俗等项的珍贵记载。
此外，书中还载有明代潮州海防、经济等项有价值的史料。
关键词 郭子章 《潮中杂记》 潮州文化史 韩愈 潮州物产风俗 中图分类号 K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2－0141－06 《潮中杂记》12卷，明万历年间潮州太守郭子章撰。
郭子章，江西泰和人，号青螺，隆庆进士。
官潮州太守后，历任四川学政、贵州巡抚。
因平定杨应龙反叛有功，升兵部尚书。
田雯《黔书・人物名宦》云：“黔之名宦，……明如郭子章、朱燮元、江东之，……而青螺为之冠。
”他博学好文，官履所历皆撰有诗文草如《粤草》、《蜀草》、《黔草》，之类。
其所撰述，著录于《四库全书》“存目”及《千顷堂书目》者计有15种。
这种学术渊源和同为潮州太守的职位，使郭子章自莅潮之日起，即处处留心搜集潮州历史人文资料，证以亲身访问，勤为笔录，而终成此作。
书前“校阅姓氏”共列潮州府通判梁义卿，潮州府所属潮阳、揭阳、饶平、澄海、大埔、惠来、普宁、平远八县知县，及普宁县学教谕等，故初刻本当刊刻于郡署。
该书内容，卷一为《象纬解》、《沿革考》、《郡县释名》，中间各卷载录朝廷敕文、郡守重要奏疏、潮州及附属各县历史掌故、艺文目录等，末卷为《物产志》。
书前郭子章《序》称：“凡通志、前志载者不书，书其逸者新者若干，命之曰《潮中杂记》，而托之剞劂。
故该书的特点，在于广求文献史料记载，证以亲身访问所得，重点叙述潮州的历史掌故、郡县沿革、学校教育现状、文献保存，以及社会风俗等。
从今天的眼光看，其最大价值在于，该书是潮州文化史的创始之作。
一、提供了比较完备的晚明万历以前有关潮州文化的文献著述目录 该书《艺文志》共两卷，分上、下篇，上篇为“书目”，下篇为“碑目”。
郭子章以此志为撰述的重点，倾注了巨大的心力，目的即为提供“《郡志》不载、《通志》载而未备”的有关潮州人文历史的文献总目，俾为后人研究的凭藉。
故他特意在《艺文志》之前撰写小序云： 语曰：“化民须礼义，礼义须文章。
”则艺文也者，尤司教化者所宜珍而录之也。
《郡志》不载，《通志》载而未备，文献无征，咎将谁执!杀梨所传，尤难瘅衍。
爰撮其目，厘为二卷。
后之考文者循而求之，不患无据，而潮之人文亦庶几其无逸亡云。
上卷“书目”的著述体例是：先载录潮州名宦著述与所刊刻之书；后列本郡人的著述。
经郭子章的苦心搜求，该志著录内容远较他书详备。
至为难得的是，志中为我们提供了一项重要的历史信息：自宋元迄明嘉靖年间，由潮州地方官主持的纂修志书的工作，前后达九次之多，可见此数百年间，潮州地方名宦重视保存乡邦文献、纂修一方之史，形成为优良的传统。
据该志所载，这九次修志工作的成果是： 潮州图经，二卷，宋知州事邛州常�撰。
三阳志，七卷，元人撰。
永乐志，明知府泰州雷春著。
正统志，明知府龙岩王源著。
景泰癸酉志，明进士沈声著。
天顺志，不知为谁著，其字与成化志类，而载事颇�。
(按，天顺为明英宗年号) 成化十三年志，不知为谁著，止载海、潮、揭、程(乡)四县事，其字颇小。
弘治庚申志，五卷，明同知会稽车份著。
是时盛尚书端明为诸生，与纂修事。
嘉靖丁未志，八卷，明知府万安郭春震著，自序，刻郡署。
据郭子章的记载可知，仅有明一代，潮州官宦修本州方志之风甚盛，从明成祖永乐至世宗嘉靖年间，凡历九朝，其间除宣德、正德二朝外，其余七朝均有志书修成。
如再加上宋代揭阳进士王仲行所撰《潮州记》，及宋代知州常袜所修《潮州图经》和元修《三阳志》，则自宋至明嘉靖以前，潮州一郡所修的地方志书，竟达十种之多。
“海滨邹鲁”的美称，于此一项即可得到明证。
虽然其中有的志书，如宋代所修《潮州记》、《潮州图经》，以及《永乐志》、《正统志》等，均已亡佚，但幸赖《潮中杂记》搜寻、记载，我们才能获得这些宝贵的历史信息。
《艺文志》上卷中所列有关潮州人文历史的重要文献尚有多种。
明知府括苍何镗刻郡署，有序。
万历甲申推官蒙自王国宾补刻。
潮阳编，宋通判阆州陈尧佐著。
(已佚) 韦庵守潮文集四卷，王源著，万历十六年御史龙岩蔡梦说、副史豫章王民顺序，刻郡署。
韩祠录三卷，明知府邻水谈伦修编修，泰和王思始正而序之，刻郡署。
困知记五卷。
明尚书泰和罗钦顺著，同知泰和刘魁刻郡署。
翁东涯集十七卷。
明兵部尚书邑人翁万达著。
《艺文志》下卷是“碑目”，载录潮州府及潮阳、揭阳等各县碑刻多达210通。
如此详细搜集、载录碑刻文字，确是郭子章《潮中杂记》的一大特色。
其中于潮州文化具有很高价值者甚多，如： 潮郡修造记。
名知府龙岩王源撰。
重建公宇记。
明布政使漳浦陈宴撰。
职官题名碑记(二首)，明礼部尚书海阳盛端明、工部侍郎海阳陈一松撰。
思韩堂墨迹，堂刻韩愈像及诸贤墨迹，在府治后。
潮州贡院记，宋真文公德秀撰。
韩山祠碑记(七首)，宋苏轼、明王源、盛端明、刘子兴、林廷玉、参政慈溪刘炜、侍讲古渝江朝宗撰。
韩山书院记，吴澄撰。
(文文山沁园春词刻在碑阴) 金山记(二首)，宋太常博士王汉、明潮阳举人萧端贲撰。
拙窝石刻，有朱子书匾、周子《拙赋》刻岩石间，左右多名贤刻字。
金山亭记，宋郑厚撰。
重修广济桥记，蔡明撰。
重建广济桥门记碑。
明龙溪胡宜衡撰。
广济桥宁波神祠记，明佥都御史东莞罗亨信撰。
重修广济桥记，陈一松撰。
关于《潮州杂记》载录潮州府及各县碑目的价值，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曾有评价云：“自吴颖顺治潮志迄乾隆周硕勋志，皆忽视金石记录，而此书所刻碑目，万历以前潮属诸县石刻，悉具于斯，诚难能而可贵。
”(《(潮中杂记)序》) 二、详加记述韩愈在潮事迹和有关韩文公的文物遗址及潮人对他的纪念 该书卷四全部是有关韩愈的文字，计有6篇：《韩公二祠沿革》、《韩祠从祀》、《韩江韩山韩木》、《苏文忠三书》、《韩公与大颠书及昌黎别传辩》、《城南书庄》。
《韩公二祠沿革》一文尤为潮州文化珍贵的历史文献。
韩愈因向唐宪宗谏迎佛骨，于元和十四年(819年)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
他到潮州后，大力传播中原先进文化，崇教兴学，奖拔人才，重视农业生产，驱赶鳄鱼，释放奴婢。
韩愈在潮时间虽然 只有八个月，他的功业却对于潮州文化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意义，千百年来潮州民众对其功德风范传诵不衰。
如赵朴初先生诗句所云：“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
”至今，潮州韩文公祠更是作为潮州文化的重要象征，而享誉海内外。
郭子章撰《韩公二祠沿革》一文，翔实而生动地记载了韩文公祠的由来及变化。
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韩祠始建，是在北宋真宗盛平二年(999年)，其时陈尧佐任潮州通判，因体察到潮州士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至深，遂将知府衙门之东辟为祭祀的公祠，嗣后迁至金山。
元�五年(1090年)，知府王涤将韩文公祠迁至城南五里，并拜请远在汴京的苏轼撰写《韩文公庙碑》(亦称《韩公祠记》)。
至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知州丁允元“以溪东之山乃韩公登览之地。
手植木在焉，乃建庙于其地”。
而在原先城南昌黎庙的旧址上，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知府沈杞建了“盍簪亭”(亭名取自《周易》，意为士人欢欣相聚)。
至理宗淳韦占癸卯三年(1243年)，郡守郑良臣“以韩公有功于潮，书院独缺，相旧地而开创焉。
外敞二门，讲堂中峙匾曰‘城南书院’，后堂匾曰‘太山北斗’。
公之祠在焉。
旁立天水先生赵德像。
翼以两庑，四辟斋庐，曰：‘由道’，‘行义’，‘进学’，‘勤业’。
”“斋长四员，斋生以二十员为额。
春秋考试，则用《四书》讲义，一如郡庠规式。
春秋二祀则用次丁郡率僚属以牲币酒醴献，工歌东坡祀公诗以侑之。
此书院创始之规模也。
”这样，自南宋理宗、宁宗以后，潮州便有两处韩文公祠，一在韩山之麓，一在城南书院之内。
一直至明代，潮州地方官员和民众对韩愈祭祀不断，城南书院也为潮州培养出许多人才，“潮州历百代，共仰韩文公”的诗句，也正是潮人世代以韩愈为典范的真实写照。
郭子章到潮州任职的第三天，就到韩文公祠祭奠，其祭文中云：“呜呼!天下读《唐书》、《佛骨疏》，而知公刺潮；天下读苏文忠公《韩祠碑》而知潮庙。
公移太山于岭外，揭北斗而南耀。
公于潮重矣!”敬仰缅怀之情溢于言表。
子章对两处韩祠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均极其重视，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分别加以管理和修茸，故言：“苏文忠曰：‘潮人煮蒿�怆，若或见韩公。
’其专祠固宜。
……韩山祠近林麓，杂迹樵苏；城南祠虽集诵读，裂为蓬荜：此皆守臣职也。
予守潮，严韩山祠门禁，无故不许擅辟。
复命海阳典史林汝翰督工修葺城南祠，以光俎豆。
” 郭子章撰写的这篇《韩公二祠沿革》，成为后人了解历史的重要依据，至乾隆年间周硕勋撰《潮州志》，即摘录郭子章此文之部分内容入志。
但研究者所珍视者是此篇完整的记载，饶宗颐先生对此曾讲述其亲身体验：“曩年撰韩祠沿革考证，刊于北京《禹贡》杂志，仅据郭氏《韩公二祠沿革》，所见乃周硕勋节本，恨未见《潮中杂记》所载原文。
今见此本，至为欣快，日后拙作当据以苴正充实。
”郭子章《韩江韩山韩木》一文着重记载：称“韩木”者，即当时韩愈种植于东山之橡木，因潮州士民崇拜韩愈，故韩木也被赋予神圣的色彩。
郭子章访问当地父老，答之曰：“潮无橡，橡始韩子。
韩植橡兹山，移其种之他山，不橡也。
故名曰‘韩木’。
木华于春，簇簇附枝如桃，邦人以卜科第兴衰。
”郭子章所记的这段访问当地父老所得，正可与宋礼部尚书潮人王大宝作《韩木赞》所言相印证：“潮东山上有亭，唐韩文公游览所也。
亭隅有木，……耆老相传公所植也，人无识其名，故曰韩木。
……遇春则花，或红或白，簇簇附枝，如桃状而小。
每值士议春宦，邦人以卜登第之祥，其来旧矣。
” 韩愈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和造福潮州的历史名人，其功业和声名传遍南北，与另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苏轼所撰名文《韩文公庙碑》密切相关。
苏轼的碑文撰成之后，他对韩愈功绩的褒彰不胫而走，碑文中“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的警句千载传诵，几乎家喻户晓。
如洪迈《容斋随笔》卷八言：“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势。
……自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废之。
”因此，苏轼撰写这篇碑文前后原委，当然也是研究潮州文化史者所珍视的史料。
郭子章撰《苏文忠公三书》，所载便是苏轼在撰写碑文前后致当时潮州郡守王涤和居潮人士吴子野的三封书信。
我们据此即可了解到，苏轼才华横溢，但他对这篇碑文的写作却不是一挥而就，而是经过精心构思之后才着笔的，他甚至对于如何设计碑的样式，如何做到庄重质朴，不加多余的装饰，避免俗套等项，也都一一郑重叮嘱。
致王涤前一信云：“承寄示士民所投牒，及韩公庙图，此古之贤守留意于教化者所为，非簿书俗吏之所及也。
顾不肖何足以纪此!公意既尔，众复过听，亦不敢固辞。
但迫行冗甚，未暇成之。
顾稍宽假，递中附往也。
”在后一封信中，则细致入微地叮嘱如何保证庙碑做到庄重雅洁、素朴免俗，云：“承谕欲撰韩公庙碑，万里远意，不敢以浅陋为辞。
谨以撰成付来价，其一已先遁矣。
卷中者乃某手笔，碑样止令书史录去，请依碑样止模刻手书。
碑首现有大书十字(按，即‘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十字)，碑中不用再写题目。
及碑中既有太守姓名，碑后更不用写诸官衔位。
此古碑制度，不须循流俗之意也。
但一切依此样，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栏界之类，只于净石上模字，不着一物为佳也。
”在《与吴子野论韩文公庙碑书》中，苏轼不仅褒彰韩愈对潮人的深厚感情，充分肯定潮州的优良人文传统，同时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以附会的材料在碑文写上溢美之词，云：“《文公碑》近已寄去。
潮州自文公未到，则已有文行之士如赵德者，盖风俗之美久矣!先伯父与陈文惠公(按，即陈尧佐)相知。
公在政府，未尝一日忘潮也，云：‘潮人虽小民，亦知礼义。
’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论矣。
然谓瓦屋始于文公者，则恐不然。
尝见文惠公与伯父书云：岭外瓦屋始于宋广平(按，此处似有笔误，南朝刘宋皇帝年号无‘广平’，止少帝有‘景平’年号[公元423－424年])，自尔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鱼鳞鸟翼，信如张燕公之言也。
以文惠书考之，则文公前已有瓦屋矣。
传莫若实，故碑中不欲书此也。
察之。
”两位杰出文学家的精神和业绩前后辉映，共同为推进当时偏处海滨的潮州地区的文化事业而付出极大心血，堪称是潮州文化史上的动人篇章。
书中所载唐宋著名学者旅经粤东留下的诗文，及明代本郡名人的轶事，同样弥足珍贵。
如卷九“周濂溪拙窝”条，载濂溪至潮阳题诗，并刻所作《拙赋》，其后潮州通判廖德明刻该赋于金山崖石，云：“宋周濂溪为广东转运判官，按部至潮，题诗大颠堂壁，因刻所作《拙赋》：‘或谓予曰：人谓子拙。
予曰：巧，窃所耻也。
且世患多巧也。
喜而赋之。
巧者言，拙者默。
巧者劳，拙者逸。
巧者贼，拙者德。
巧者凶，拙者吉。
呜呼!天下拙，政刑撤。
上安下顺，风清弊绝。
’后廖德明通判潮州，刻是赋于金山崖石。
以朱晦翁所书‘拙窝’名亭云。
”同卷“梅州诗”条，载录宋杨万里在梅州所写诗句，表达诗人讥讽权贵当道，本人性格豁达、不慕荣华、甘于疏淡的心境，诗云：“行尽天涯意未休，循州过了又梅州。
平生不惯乘肥马，老去须教遇瘦牛。
”又有生动地状写梅州风光、格调清新的诗作：“市小山城寂， 船稀野渡忙。
”“一路谁栽十里梅，下临溪水恰齐开。
此行便是无官事，只为梅花也合来。
)同卷“林东莆遗事”条，则载海阳林大钦于嘉靖十一年应殿试，其答卷《廷试策》突破应试常格，本为都御史汪铉所嫌，幸得大学士张孚敬赏识，遂得送皇帝亲览，终擢为第一。
郭子章载云：“既廷试，诸达官分卷阅之。
时内阁取定二卷(按，此选定之二卷一为孔姓，一为高姓)。
都御史汪公�得一卷，大诧异，曰：‘怪哉!安有答策无冒语者?’大学士张公孚敬取阅一过，曰：‘虽是破格，然文字明快，可备御览。
’遂附前二卷进。
上览之，擢无策冒者第一，启之乃林大钦也。
”这就是潮州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文状元林大钦一举中魁的戏剧性经历。
三、留下了潮州文教、物产、风俗等项的珍贵记载 卷九《郡邑志补》中，有“解元考”、“进士考”两条，载云：洪武三年，海阳蔡希仁中广东乡试第一。
(按，乡试年代，子章在书中作了考证：“《通志》希仁中四年解元，《郡志》作二年，俱误也。
洪武三年庚戌始诏开科，限三年八月乡试，四年二月会试。
则二年原未开科，四年原非乡试之年。
二《志》皆误，今改作三年为是。
查洪武四年会试，录广东中式五人，则三年开科可见矣。
”)又载：洪武五年，海阳刘德海中乡试第一。
郭子章对此充满自豪地作了评论，指出明朝初年潮州人才之著冠于广州：“广东开科之始，海阳蔡希仁、刘德海连中第一，人文之盛有自来矣!是时广州尚诎于潮。
乃其后则广日增焉，岂气运之升降然耶!潮发解前后共十三人，而蔡、刘褒然于志籍之首，至今尤为美谭。
”郭子章又记：“明朝初年潮州中进士者计有三人：洪武十八年，蔡福南、林逊中进士，福南授翰林检讨，林逊授福清知县。
洪武二十四年，杨璧中进士，授刑部郎中。
” 关于潮州的物产，该书卷十二《物产志》中记载有荔枝、龙眼、柚、柑、蕉、姜、芋、棕竹、紫柏、大蟹、龙虾等。
子章是来潮任职的外地官员，对潮州的人情风物本来就有独到的观察，兼之他学识渊博，见闻又广，故每以潮州风俗物产与他处相对比，所发议论更具真知灼见。
他纠正《艺文类编》中所载：“荔出交州、苍梧、罗浮、焚道等处”，指出大荔、细荔的主要产地是在闽、越(粤)，云：“大荔即闽、越(粤)荔枝，细荔即闽、越(粤)龙眼，越(粤)人称龙眼为荔奴是已。
龙、荔二种，越(粤)止于韶州，南雄则无；闽止于福州，延平则无。
大都近海之郡则生，不近海不生。
如吾潮十县，程(乡)、平(远)二县近山则无。
”“荔枝之实，广不如闽。
而闽以兴化枫亭驿者为佳，其肤厚而香，其核甚小，广不如之矣。
惟潮唐计部伯元家园一株与此无异。
朱良宝乱时，尝令人守护之，其名大著，至今尤存。
”其论潮州柑和柚，云：“潮之果，以柑为第一品，味甘而臭香，肉肥而少核，皮厚而味美，此足甲天下。
亦有二种，其皮厚者尤佳。
” “传曰：‘吴越之间有木焉，其名曰柚，树碧而冬青，实丹而味酸。
’今潮州柚有两种：实白者酸；实丹者味酸而甜。
其华亦甚馥，其实甚夥。
潮人烧其皮，以瓷器覆之，用之可以引香。
”由郭子章的亲身体验和记载，可知在明代，潮州的荔枝、柑、柚就已有极佳的品种，尤其是潮州柑，味美、肉肥、臭香，故被誉为“此足甲天下”。
关于潮州的风俗，书中记载有两项令人甚感兴趣。
一是潮州木屐。
作为外地人，子章初见“潮人喜穿木屐，至妇女皆然”，甚感诧异。
但他家儿辈在府署中却很快就适应了。
经过一段观察。
他总结出木屐何以大行于潮州，实有其多种优点，他称之为“五便”：“南方卑湿，屐高远湿，一也；炎徼口暑，赤脚纳凉，二也；所费无几，贫子省履，三也；澡身濡足，顷刻遂燥，四也；夜行有声，不便为奸也。
此东越(粤)人所以曰用之也。
”离今约20年前，木屐在潮州仍是人人穿用，出外的潮汕人甚至将之带到外地。
郭子章总结为防湿、防热、省钱、易燥、防止做坏事“五便”，堪称观察敏锐、归纳中肯。
又一项是潮人饮茶。
书中云：“潮俗不甚用茶，故茶之佳者不至潮。
惟潮阳间有之，亦闽茶之佳者耳。
若虎丘、天目等茶绝不到潮。
”现今潮州工夫茶，远近著名，家家户户无不饮用，而明代万历年间的潮俗竟不甚用茶，可见风俗变化之巨大。
阅读此志，自然提出“潮人普遍饮茶之俗至何时盛行”的问题。
似可引起研究潮汕地方史者关注之兴趣。
在海防方面，卷五即辑有《请设海防参将疏》、《请设沿海水寨疏》、《条陈海禁事宜疏》、《请设南澳副总兵疏》等。
在经济方面，可随手举出如下有价值的史料：卷六《请救荒议》一文，提供了万历年间潮州“市村米价每米一石银三钱三分”的可靠数字。
入夏以后雨水调匀，收成有望，故民心安定，米价平和。
但虑及“今岁四方俱旱，粤中偶雨，救荒之策，诚不可不亟讲”。
公文中主要提出四项建议：一为行社仓之法。
欲仿朱子在福建建阳所创社仓法，遍行于本郡属县。
“城中分厢，乡鄙分都，每厢每都择佛刹古庙设为社仓。
籍彼厢、都有身家义民，佥为仓长。
”令其妥善管理，每岁青黄不接之时借谷，秋熟还谷，不得拖欠。
二为酌出陈之例。
此项大意言：潮州府县官仓中共有官谷四万六千石，不应令其陈陈相因，以至朽坏。
故建议，委令专人负责，“谷贵出陈，谷贱易新”。
三为别富户之等。
他建议：“明文通邑大户当计积稻者，先籍其名，俱谕令量留十分之三报官，临时备籴，余乃听其自行发卖。
”四为严出境之谷。
云：“潮中土颇饶沃，一岁再熟，不惟东省赖之，即漳、泉邻郡亦仰给焉。
……故平时通籴，籍为谷饷可也。
设岁凶，若今春民间谷价渐贵，亦宜县自为贮，无许他郡要略巨舰，满载出境航海。
此非遏籴而饥邻也，人己先后之义则然也。
”由此可知，当明万历年间之时，潮州在粤、闽各郡中，以土地肥沃、盛产稻谷著称，若年成不好，外郡则要从潮州大量籴粮出境。
故为潮州民众生活计，遇凶年，则有采取措施禁止粮食外运之必要。
同卷《请增盐甲补京银议》载：潮州府所属潮阳、揭阳、饶平、惠来、普宁五县，自万历元年至九年，欠数达一万八千六百两，上司明文催缴。
潮州积欠京银实有特殊原因，如郭子章所言：“潮自嘉靖四十一年以来苦遭剧贼，吴平、张琏、刘兴策等相继流劫，燕巢林木，民死锋镝。
”“(万历)七年以后寇渐骚除，民渐耕耨，则六年之前，潮中莽为盗区，而潮、普、饶三县为甚。
……六年以前逋在贼也。
”为偿还所欠京银，知府郭子章决定：“广济桥盐商原有七甲，一甲十人，递年共纳饷银一万八千余两，尽此一岁之需亦足用矣。
今于七甲之外，又愿增立一甲，每年照例纳饷银二千六百余两，以补各县原欠京银之数，不六七年欠数可尽完足。
”这段记载，足证万历年间广济桥盐业之盛，及盐课收入对潮州府财政所占何等重要之地位!因篇幅关系，其他史料不再赘述。
(附记：郭子章著《潮州杂记》原刊本于万历十三年在潮州郡署刊行，但至后来国内不见其刊本，饶宗颐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编纂《潮州志汇编》时，即苦于找不到该书。
经饶先生托人，终于从东京觅得并予影印，书前钤“明治九年文部省交付”印，知其书于清代流入日本。
此即为万历原刊本，虽然缺脱之字不少，但多数内容仍清晰完具，至可珍贵。
1993年，影印本作为“潮州善本选集”第一种，由香港潮州商会印行。
书前有饶先生作序，遂使研究者得以睹见和利用。
饶宗颐先生和香港潮州商会热心弘扬乡邦文献之功，令人钦佩!笔者所存该书精装影印本，系香港学者郭伟川先生惠赠，谨在此一并致谢!) 责任编辑：郭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