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应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模式”？

摘　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令世人瞩目，并由此引发了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讨论。中国模式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从狭义的角度即发展战略而言，中国模式是指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采取的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广义的角度即制度而言，中国模式是指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这种模式具有双重意蕴：一是有中国特色，二是持守社会主义本质。这种模式解决了三个带有根本性的矛盾，即中国社会主义同其所处的资本主义世界环境的矛盾，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同世界社会主义的普遍性的矛盾，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性、阶段性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矛盾。

关键词：中国模式；改革开放；中国国情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令世人瞩目。2004年，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娅·库珀·雷默提出“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此后，国内外学者开始了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讨论，并渐成热潮。但是，到底是否存在中国模式，到底应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模式？可谓仁智俱见。 　　乔舒娅·库珀·雷默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 参见张恒军：《“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比较》，载《当代教育论坛》2005年第4期上半月刊。]此后，许多学者包括雷默本人把“北京共识”视为“中国模式”，进而出现了从不同角度界定和评论“中国模式”的文章和著作。英国《卫报》甚至发表文章将2008年称为“中国模式年”。文章认为，中国的成功故事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自由民主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中国模式”成为了从莫斯科到迪拜、从伊斯兰堡到喀土穆全球各地的榜样。德国社会学家哈拉尔德·韦尔策曾在法国《世界报》上撰文指出，中国模式甚至有可能成为比西方模式更具有魅力的模式，而傲慢的西方模式现在给人的感觉是过时了。

总结大全 /html/zongjie/ 　　在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中，不少文章非常值得关注。诸如，2008年，《红旗文稿》杂志第13期发表中宣部理论局徐贵相同志的文章《中国发展模式研究述评》。该文分国外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和国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两部分，对学者们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观点进行了评介，内容涉及中国发展模式的内涵、中国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质和基本走向、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以及中国发展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中国发展模式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中国发展模式与改革开放实践的关系、中国发展模式与执政党发展理念的关系、中国发展模式与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关系等。2009年，《红旗文稿》杂志第14期和第23期又相继发表了朱穆之同志的《关于中国模式问题》和张维为同志的《从东欧困境看中国模式》等文章。2009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用一整版发表了四篇文章，分别是李君如同志的《慎提“中国模式”》、施雪华同志的《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邱耕田同志的《当务之急是注重科学发展》以及赵启正同志的《中国无意输出“模式”》。2009年12月17日，《社会科学报》发表了夏禹龙同志的文章《勇探道路，慎言模式》。等等。 　　总之，承认或赞成存在“中国模式”的人认为，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和实践，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和经验已经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取得基本成功，中国经验已经上升为值得别国参考与借鉴的“中国模式”。否定或反对“中国模式”的人认为，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和经验还是很初步的探索，还没有形成较为固定的所谓模式。不过，其中也不乏“意识形态化”的成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把“中国模式” 作为“中国威胁论”的翻版。当然，讳言提“中国模式”，还有我们对以高度集权的、僵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为特征的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的顾忌。但是，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无论其角度如何，无论其观点如何，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都具有参考的价值和意义。

代写论文 　　那么，什么是模式呢？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诠全释，“模式”一般是指可以作为范本、模本、变本的式样。这也是就机械学或工程学意义而言的。而社会发展中的模式，则是按着一定路线、方针、政策工作的最后成果和经验总结。因此，模式是一种客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也是一种客观存在。 　　模式的内涵有广义、狭义之分，从狭义的角度即发展战略而言，中国模式是指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采取的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广义的角度即制度而言，中国模式是指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模式的外延有大、小之别，大到一个国家或一些国家的模式，如西方模式（当然其下还可以分为多种亚模式）、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以苏联为圭臬的、以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亦称为斯大林模式）等；小到一个地区的模式，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 　　恩格斯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列宁也明确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这就是说，任何历史现象的产生总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加以考察。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对中国模式的分析。

1987年10月，东欧和苏联的动荡已经初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来华访问，邓小平在与他会晤时提出：“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97页。]其实，邓小平的这三条意见就是对中国模式总体思路的一个很好概括。在 总结大全 /html/zongj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