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独特艺术魅力摭谈
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在老到、成熟的平淡姿态中处处流露着对生活的热爱,让人感到一种来自生命本身的欢乐。本文从汪曾祺小说一派优美的“回忆世界”中的和谐的追求、风俗画的描绘及结构的散文化风格、强烈的语言意识等几个方面,着重探讨其独特艺术魅力,进而揭示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汪曾祺善于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无意为文”又往往能够恬淡中见热情,隐逸中表入世,宛如清澈小溪浸润人的心头,又如多年陈酿令人回味无穷,极具艺术个性。
一安静的回忆,健康的人性。
法国思想家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提出“返回自然”的观点,这里的观点是指他所肯定赞美的原始、古朴的生活,是卢梭基于对现实的不满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理想。他认为,大自然是人类真正的故乡,人只有回到自然的怀抱,灵魂才能得到净化,情感才能获得自由。
汪曾祺特别钟情于“回忆”、“童年”、“真”这三个概念。他的不少小说采用了儿童视角、回忆结构、故乡题材,如《故乡人》、《故人往事》、《故里杂记》等,无不来自并指向故乡情结。在一种沉思的、回忆的、静观的格调中,回归故乡、童年和谐温馨的梦境,显现出本真而浑朴的天真之美。回忆是对意识中往昔的寻觅,它所重建的世界因为时间的关系而与现实拉开了一定距离,从而脱离现实功利的纠缠而自满自足,自由地获得审美的意义。汪曾祺的回忆世界一派优美,如《受戒》,有小河的灵秀,芦荡的幽渺、大地的浑朴、月色的神秘,极富诗情地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苏北的田园风光。对小和尚和村姑的初恋情怀描绘得更是醉人心田,没有一丝俗世的烟尘和俗人的机心,俨然是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化境。
他的另一篇杰作《大淖记事》,也是一片生趣盎然的天真世界。在中国社会经历了许多动乱、浩劫后,人们被诸多丑恶和怪诞驱进一种残酷的历史过程之中,痛切地感觉到清净和美丽的难得、人情和善良的珍贵。汪曾祺新时期的小说回忆故乡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真切地记叙那美丽温暖的田家生活场景,用他记忆之网滤去苦难和丑恶,极尽所能留下真善美,实在是对悲剧人生的一个慰藉。汪曾祺极写一个温馨虚静、美仑美奂的“人生之梦”并沉湎其中,尽管有心灵规避的一面,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讲,未尝不是对现实的高蹈风神的超越。用汪曾祺的话说,他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种和谐既是人与自然的相融相洽,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真纯质朴。
二描绘具有丰富内涵的风俗画。
汪曾祺特别关注市井风俗,长于描绘风俗画,对写风俗画有独到的见解。
首先,他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他觉得很美,因而很有兴趣。写风俗画,对增强作品的生活气息、乡土气味很有帮助。《岁寒三友》写放焰火的风俗,通过风俗描写营造人们看焰火时的欢乐热闹气氛,表现生活的流动和人心的美好;同时,风俗的地域规定性又使小说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更加具体真切,富有质感。
其次,汪曾祺追求小说文体的朴素,一般不太注重强烈的戏剧化情节,写风俗画体现了这种审美追求。记述风俗大都是随笔记之,不事雕琢,因为风俗本身是自自然然的,反映生活比较平实。
第三,记风俗,抒发了怀旧情怀,因为“风俗中保留了一个民族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汪曾祺强调,写小说就是写回忆。风俗画凝聚着作者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对民间文化的亲近之情。
第四,写风俗目的还是写人。汪曾祺在小说中写风俗但并没有留连忘返而收不到人物的身上,而是写出风俗和人的关系来。一种是以风俗作为人的背景;一种是把风俗和人结合在一起,风俗成为人的活动和心理的契机;看起来是写风俗,实际上是在写人。风俗画表现了民间文化最普遍而又生动的存在形态,建构一种活生生的民间时空,表现了汪曾祺一生所热爱、肯定的传统文化及平民百姓。
读汪曾祺的小说,有一种随笔似的自由和亲切,有时竟被他绕进去了,感觉不到是在读小说,颇似真实的生活。但他“近似随笔”的小说文体带来了小说观念的更新,也带来了别具一格的阅读趣味。汪曾祺认为,短篇小说从重情节、编故事发展为写生活、按生活的样子写生活,从戏剧化的结构发展为散文化的结构,才成为真正的、现代的短篇小说。他的小说《受戒》、《羊舍一夕》、《天鹅之死》等,无不体现了这种特点。他一般不着意刻画人物,且大多数篇章无中心人物,典型人物更少见。他只是在写生活,像在与一个久别的朋友交谈,因为更接近于常人真事而显得格外朴素真切;结构“随事曲折”,只是借助凝结了真情实感的生活细节,来营造一个充满浑厚情韵的散文式抒情气氛,过于明显的艺术虚构难觅踪迹,随意若无,有一点像聊天,毫无顾忌地聊到哪儿算哪儿。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的结构“随便”然而魅力无穷,好像什么都平平淡淡,读过之后内心深处却总会有那么一种难以平静的隐隐的激动。何故?原因就在于这种“随便”是一种苦心经营的“随便”。他有好几篇文章都谈到自己很向往苏轼所说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无定法”境界,他孜孜追求的也正是这种境界。同时其小说的散文化结构充满了水的感觉,曲尽自然,“仿佛水的流动,既是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这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表面上看来不像小说的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正是这种随意漫谈,自然地营造了小说的虚构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同时又有一种超功利的潇洒与美”。这种流水般自然的散文化风格,正与汪曾祺笔下原始纯朴、自由自在的生之欢歌谐调,营造了纯正天然的艺术世界。
汪曾祺小说的平淡恬静、诗意氛围是靠语言来完成的。汪曾祺坚信,写小说就是写语言,魅力首先在语言的生动性、鲜活性和吸引力。他突破传统的语言观,认为语言具有四种特性:第一,内容性。语言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语言和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的粗俗就是思想的粗俗,语言的鄙陋就是思想的鄙陋。汪曾祺的小说追求的是能准确恰切地传达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受、独特思考和独特感悟的语言;第二,文化性。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都有文化的积淀。他的作品着力发掘民族心理,表现传统文化神韵,淡雅和谐的语言既浸染着作家的主体情思又流溢出浓郁的文化氛围;第三,暗示性。汪曾祺相信接受美学,认为作品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因此,一篇小说总要留有余地,留下大量的空白,让读者可以自由思索认同、判断、首肯。他的小说简洁短小,他说他只能写短篇小说,实际上反映了他的小说观。他总是尽量少写,能不写的就不写,以使小说语言有更多的暗示性,就像中国画的“留白”,让读者去写。因而,他的小说总是韵味无穷;第四,流动性。语言是灵活的,滚动的。有人说,汪曾祺的语言很奇怪,拆开来看,都很平常,放在一起,就有一种韵味。这首先是他尽量使用清新自然的生活口语,鲜活的色、香、味俱全。其次是注意中国语言平仄四声的灵活运用,构成特有的音乐性。我们来看一看《受戒》中的这一段:。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这段画面感很强的景物描写,有一种流动的思绪和流动的美,让人读后有一种言犹未尽、余音绕梁的感觉,久久浸染于一种奇妙的情景、一种飘动的氛围、一种悠远的意蕴、一种深长的韵味。有人从中读出汪曾祺是在写性:“其实汪曾祺《受戒》的结尾,那段绝妙的写景也是写的性,是性成熟的状态。”正是这段描写把整部小说推向高潮。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在字词之间的秩序中创造着无限的意义和可能,我们不能不为汪曾祺超凡的语言功力所折服。
汪曾祺说自己是一个文体家,并反复强调他只写短篇小说。他把短篇小说这一样式同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叙述方式完美融会在一起,赋予“淡中有味,飘而不散”的鲜明风格,展现生命的各种状态。他在平淡姿态中处处流露着对生活的热爱,让人感到一种来自生命本身的欢乐,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审美的愉悦和快感,让人沉浸在其中,品尝欢娱。
参考文献:。
[1] 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2] 沈从文:《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刘洪涛:《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
[3]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作者简介:许瑞蓉,女,1962—,四川省绵阳市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以及相关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工作单位: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