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精准扶贫研究综述
近几年，在精准扶贫理念指引下，旅游精准扶贫问题日益引起决策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文章对国内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认为我国旅游精准扶贫研究目前仍处于初期阶段；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旅游精准扶贫的含义与相关理论、运行机制和实现路径、扶贫效应、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等；研究区域集中于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等贫困人口较多、旅游资源丰富的农村地区；研究方法以定性描述为主。
今后应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采用跨学科的多种研究方法，加强定量研究和实证分析。
毕业论文网 [关键词]旅游精准扶贫；研究内容；研究地域与方法；评述与展望ki.zgsc.2018.04.012 旅游精准扶贫是旅游扶贫与精准扶贫相结合的产物。
旅游扶贫（Pro—Poor Tourism，PPT）由英国国际发展署于1999年提出，是指贫困人口从旅游发展中获得包括环境、经济、社会和文化在内的综合净效益。
国内1991年在全国旅游局长会议上提出了“旅游扶贫”口号并很快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然而，一直以来，学界对旅游扶贫中贫困人口的真正受益情况关注不够。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我国扶贫攻坚工作的现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口号；2014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旅游产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旅游精准扶贫”这一概念被首次提出。
由此，国内对旅游扶贫的探索迈入了新阶段，有关旅游精准扶贫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为了评述旅游精准扶贫的研究进展，文章分别对“中国（CNKI）学术文献总库”中的“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两大主要数据库所收录的所有学科类别的文献进行“高级检索”，通过输入关键词“旅游”和“精准扶贫”进行“模糊查询”，检索到从2014年至今（2017年10月）的相关博硕士学位论文、期刊共计270余篇。
1 基本研究状况 旅游精准扶贫领域的文章数量、文献类型、基金支持情况等是对该课题研究的基本状况进行评述的重要维度。
发文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历程及其当前所处的研究阶段，同时也为课题研究的发展趋势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
文献结构反映了课题的研究层次，基金分布则反映了对这一研究的支持度及现实意义。
对检索所得的研究成果就上述三大维度进行统计与分析，可得如下结论。
第一，学界对旅游精准扶贫的研究目前仍处于初期阶段，尚未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由图1可知，学界对旅游精准扶贫的研究起步于2014年，研究时长至今不足四年，发文数量仅为270余篇，目前正处于研究的初期阶段。
由图2可知，该课题的研究成果中，探究热点、前沿问题的期刊类文献占比高达97%，而有着较为完整理论体系支撑的博硕士学位论文占比仅为3%，表明课题的理论体系尚不完整，仍处于研究前沿。
由表1可知，旅游精准扶贫的研究大多有着国家级、省级研究基金的支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学界及政府对该研究的关注与支持。
由图2可知，在已公开发表的关于旅游精准扶贫的期刊论文中，CSSCI类与核心期刊类论文占比约为30%，整体研究层次较高。
第三，旅游精准扶贫这一课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广阔的发展空间，未来很有可能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与研究的热门话题。
由图1可以看出，自2014年国务院首次提出“旅游精准扶贫”这一概念起，学界便开始了对该??题的研究，当年就有一篇期刊文章发表。
在随后不到3年的时间里，学界对这一课题的关注度迅速提高，发文数量呈现爆炸式增长，可见其发展前景广阔，研究将会进一步向纵深方向发展。
2 主要研究内容 2.1 旅游精准扶贫的概念及理论基础 对于旅游精准扶贫的概念，目前学界中给出确切定义的学者较少。
邓小海[1]（2015）、陈秋华等[2]（2017）将旅游精准扶贫定义为是针对不同贫困地区旅游扶贫开发条件和不同贫困人口状况的，由旅游精准扶贫识别、旅游精准扶贫帮扶、旅游精准扶贫管理构成的一种区别于以往粗放式旅游扶贫的全新方式；李峰[3]（2017）认为旅游精准扶贫属于产业扶贫，扶贫是目标、市场是前提、发展是基础、产业是载体，它有自己的独特内涵和自身规律。
吴忠军等[4]（2017）利用3W1H法对旅游精准扶贫概念做出了相关阐释，即是什么（What）、扶持对象是谁（Who）、为什么（Why）、怎么扶（How），认为旅游精准扶贫是一种特殊的“造血式”产业扶贫形式。
学者们归纳的旅游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础主要有系统理论、循环积累因果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理论、社区参与理论、内生式发展理论等。
[5—7]研究认为，系统理论、循环因果论、可持续发展论、科学发展观为旅游精准扶贫的运作、循环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比较优势论、社会资本论和内生式发展理论为旅游精准扶贫识别、旅游精准扶贫帮扶的具体实施明确了依据与途径；[6]旅游精准扶贫的帮扶内容和帮扶措施应围绕增加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来展开[5]，应以当地人为开发主体，培养当地的自我发展能力，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当地独特的人文环境，建立能体现当地人意志的机构或组织，扩大地方自治权力。
[7] 2.2 旅游精准扶贫的运行机制及实现路径 对于旅游精准扶贫的运行机制，不同学者从多种角度进行了研究。
邓小海[1]（2015）、杨宏伟[8]（2017）指出，旅游精准扶贫是由旅游精准扶贫识别、旅游精准扶贫帮扶、旅游精准扶贫管理构成的有机系统（见图3）。
其中，旅游精准扶贫识别是前提，旅游精准扶贫帮扶是关键，旅游精准扶贫管理是保障。
杨建等[9]（2016）认为旅游精准扶贫是个动态系统，包含当地发展的方方面面，动态管控好持续作用于当地的发展思路、产业格局、收入结构、资源特色、市场环境是关键。
耿宝江等[10]（2016）认为，旅游精准扶贫的动力系统由旅游主体（旅游扶贫利益相关者）与旅游客体（贫困地区旅游资源）构成，旅游主体行为驱动机制构建是关键，各级政府、企业、旅游者、社区居民、非政府组织共同推动旅游精准扶贫的展开。
张春美等[11]（2016）提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运行主要是以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为帮扶客体，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各界力量为参与主体，通过各种帮扶措施，让贫困人口以各种形式参与到乡村旅游中进而增加收入，实现脱贫目标（见图4）。
学界对旅游精准扶贫实现路径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三大部分：旅游扶贫精准识别路径、旅游扶贫精准帮扶路径、旅游扶贫精准管理路径。
陈秋华等[2]（2016）、杨建等[9]（2016）、邓小海等[12]（2015）认为，旅游扶贫可通过从贫困地区、贫困县、贫困乡到贫困村的路径分层逐步实现贫困区域的精准识别，通过建立“意愿―能力―资源”模型实现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通过引入“RHB”识别框架即“资源、人、效率”识别框架实现扶贫项目的精准识别。
王新歌等[13]（2017）从开发条件识别、项目识?e、目标人群识别三个方面构建了旅游扶贫的精准识别体系。
吴靖南[14]（2017）、邓小海等[15]（2015）指出，旅游扶贫精准帮扶的实现应当首先确定该地区旅游扶贫的发展思路，再根据旅游扶贫精准帮扶的实施层次，构建包括地区层次帮扶、社区层次帮扶和个体层次帮扶的“三位一体”的旅游扶贫帮扶体系。
邓小南等[16]（2017）认为旅游扶贫精准管理包括旅游扶贫要素管理、旅游扶贫过程管理与旅游扶贫效果管理三大路径。
2.3 旅游精准扶贫效应 旅游精准扶贫最直接的效应是经济效应，即通过发展旅游带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增加居民收入。
很多研究表明发展旅游业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具有消除贫困的潜力。
[17—18]但不容忽视的是，旅游精准扶贫也存在着一定的经济风险，产业关联度低弱、旅游漏损等问题都会影响旅游精准扶贫乘数效应与拉动作用的实现。
[17] 旅游精准扶贫的社会文化效应也日益受到关注：[5][17]旅游开发具有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存条件、增加开放度的作用。
主要表现为旅游精准扶贫带来的基础设施改善、教育水平提升、文化水平提高、交通设施改善、自尊心增强、医疗设施改善以及从封闭开发到开放发展的思想转变。
[17] 2.4 旅游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有些学者对旅游精准扶贫的实施进行了现实考察，认为目前旅游精准扶贫中存在以下问题：[19—23]认识不足，居民脱贫意识不强且贫困户旅游参与意识程度低；劳动、资本、土地等旅游初级要素得不到合理的配置，旅游高级生产要素严重缺乏；交通建设滞后、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旅游扶贫项目单一、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
在对问题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学者们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24，25—28]建立旅游精准扶贫启动激励机制，激励多主体参与旅游扶贫，引导贫困人口自主创业或参与旅游；制订旅游发展规划，合理配置各种旅游生产要素；加大资金扶持，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提升劳动、土地和旅游资源等旅游初级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发展和培育技术、信息、企业家才能等旅游高级生产要素，增强贫困地区发展乡村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强培训，推动干部扶贫竞争；深度融合本地文化资源与旅游要素，丰富一批有民族文化内涵的乡村生活体验型的品牌产品。
2.5 其他专题研究 还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对旅游精准扶贫进行了探究。
方澜[29]（2017）从“互联网+”视角出发，指出旅游精准扶贫应合理利用“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红利，形成双管齐下的信息发布模式，大力发展农村电商。
陈丽琴[30]（2017）对国外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旅游精准扶贫进行了考察研究，指出旅游扶贫在增加女性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等方面带来了积极影响；但不能否认的是一些性别歧视的旅游政策忽略了性别公平的维度、构成新自由主义扶贫的做法，带来了新的性别不平等，这将会影响旅游扶贫的精准度和可持续发展。
苏小燕[31]（2017）基于社会保障的视角探究了旅游精准扶贫的路径创新问题，指出西方背景下形成的国家干预主义及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乡村市场经济实践中有着不同的诠释及呈现方式，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关键是社区力量的觉醒及培育，其创新路径是实现“以旅游换保障”，即实现乡村旅游经济功能向社会功能的转变。
高兴[32]（2017）对旅游精准扶贫公正性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旅游精准扶贫过程中必须坚持公正性原则，并探究了实现旅游精准扶贫公正性的相关路径。
3 主要研究地域及研究方法 3.1 研究地域 基于我国贫困人口和旅游资源的区域分布特点，交通不发达、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旅游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成为旅游精准扶贫研究的热点地区，相关文献占81.5%。
从研究区域的省际分布看，研究范围主要涉及17个省，其中云南、广西、贵州和四川4省是研究的热点地区（占60%以上）。
从研究地域的层级来看，研究主要集中于全国（38%）、地区（26.5%）层面，县域（11%）、市州（10%）、村镇（10%）、省区（4.5%）级文献较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地区层面中主要以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连片山区为主。
3.2 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是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为辅。
90%以上的研究采用了定性描述的方法，如构建旅游精准扶贫的运行机制，探索实现路径；针对旅游精准扶贫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等。
少量研究采用了定量分析方法。
通过访谈和实地调查收集数据资料，对旅游精准扶贫的实际绩效和居民感知情况等方面进行简单统计和计量。
李光明和马磊[33]（2016）、田翠翠等[34]（2016）、张春美（2017）通过构建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对地区旅游精准扶贫绩效与效率进行评价；张春美和黄红娣[35]（2017）、杨亚芹[36]（2016）等运用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了旅游精准扶贫的居民感知情况。
4 结论与展望 4.1 基本结论 我国对旅游精准扶贫的研究始于2014年，目前仍处于研究的初期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研究内容较为分散和具体，主要涉及旅游精准扶贫的运行机制与实现路径、扶贫效应、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等基本问题，缺少对旅游精准扶贫效果的深入精准研究。
研究区域上，目前主要以全国及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连片贫困山区等宏观单位为主，缺乏对各贫困县区、村镇等微观单位的个案和居民个体研究。
研究方法大多为定性描述和理论研究，辅之以少量的定量研究和实证分析，这或许与很多数据统计资料缺失或者难以获得有关，难以真正体现旅游扶贫的精准度。
4.2 未来展望 未来研究需要借鉴国外旅游扶贫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创新和丰富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上，加强旅游精准扶贫理论体系构建、关注旅游精准扶贫中贫困人口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收益等实质性问题。
深入探讨旅游精准扶贫在不同情境下的实现路径，构建旅游精准扶贫效益评价机制，从实践中总结规律，并结合时代背景跨学科进行理论体系的创新。
协调各相关主体在旅游扶贫中的利益关系，重点关注旅游扶贫对贫困人口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层面的实际影响和对贫困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研究地域上，注重对各贫困县区、村镇等微观单位的研究，可有针对性地开展个案追踪研究。
重视对相关数据的收集和整理等基础性工作，推动模型构建及计量方法的创新，改变旅游精准扶贫定量研究不足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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