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
摘要：蔡元培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体现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大刀阔斧”的改革中，也体现在其“超越时代”的思想中。他为馆藏和新馆建设四处奔波，注重图书馆的规范化改革，强调图书馆是“学校之外的学校”。为使北平图书馆免于战火的破坏，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与人商议迁滇事宜，为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倾注了满腔热情。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蔡元培（1868—1940）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他曾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以往的研究从“教育家”、“文学家”、“伦理学家”、“教育管理者”多种角度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蔡元培评传》利用蔡氏《自写年谱》，从学术视角发掘蔡氏酿成“一种学风”的文化意义，概述了蔡氏的交游状况和相关文化群体的特性。蔡元培研究会由王昆仑、胡愈之、陆定一、叶圣陶、梁漱溟筹建，出版的《蔡元培与现代中国》从“思想与理念”、“人格与魅力”、“文化与沟通”诸方面展开，可惜对其图书馆活动记述不多。实际上，蔡元培的一生与图书馆联系在一起，他早年任职于“徐氏铸学斋”，后来又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董事长等职，为我国图书馆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开拓性作用主要表现在图书馆建设、图书馆规范化科学化管理、图书馆功能阐述三个方面。
1.1想方设法为图书馆筹集资料。
无论在绍兴中西学堂、南洋公学，还是在北京大学任上，蔡元培总是为筹集图书资料想方设法。绍兴中西学堂是1897年由绍兴县绅徐树兰和绍兴知府熊起磻创办的一所新式学校，蔡元培1898年12月担任总理（校长）后，其一就是聘请马用锡、薛炳、戴儒珍、杜炜孙等绍兴“极一时之选”的人为教员；其二就是加强图书资料建设，1899年3月，设立“养新书藏”图书馆，亲自制订《绍郡中西学堂借书略例》，规定校外凡助银10元以上者允许1人借书，50元以上者允许4人借书，并用捐助的资金购置各类图书，这种捐资赠书、开门办馆的方法是蔡元培筹办图书馆的第一次尝试，取得了较大成功。“养新书藏”很快成为当时绍兴藏书最丰富的图书馆。
北大图书馆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在马神庙旧址的图书只有十多万册，并且多为线装古籍[1]。蔡元培主持北大后，首先确立“采购新书”以适应“世界之学术，日新月异”的购书原则，同时还“身体力行”做了以下具体工作：第一，将自己的讲义费悉数拨归图书馆以购买书籍；第二，充分利用出国的机会在华侨中募集资金，在1920年11月至1921年9月赴欧美考察教育之际，他曾数次在纽约和檀香山募资购买图书；第三，动员教职工和社会人士捐款捐书，他曾号召北大全体教职工捐出课期内一个月薪水给图书馆购买资料。
在近代中国图书馆的馆舍建设中，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薛仙舟图书馆等许多。
研究成果之一。
图书馆的建成都得益于蔡元培的大力支持。1921年9月蔡元培在北大欢迎其考察欧美教育回国大会上说：“图书馆捐款的事，在美国的北大同学，很肯尽力。但现在还无成效，我想能捐到几十万，第一要紧，就是建筑图书馆的新房子，以能免火险为主。”[2]1935年8月，北大新馆落成，与蔡元培先生早期的努力推动工作密不可分。北平图书馆前身是1909年兴建的京师图书馆，位于什刹海广化寺，1917年移址方家胡同的国子监南学旧址。方家胡同的馆舍拥挤并且藏书不便，在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时，陈垣、马裕藻、马衡、陈懋治、黄世晖等致函蔡元培，请求将中南海居仁堂拨归北平图书馆。居仁堂是慈禧太后躲避八国联军后回北京修建的新建筑，许多单位都想得到，蔡元培关心图书馆事业，毅然将居仁堂拨归北平图书馆[3]。北平图书馆后来的新馆舍，也是在蔡元培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时筹划建成的，馆舍建设从1928年9月破土动工，至1931年6月建成，历时两年零九个月，新馆落成之际，蔡元培专程从上海赶来主持落成典礼，并撰写《国立北平图书馆记》。
1.3不遗余力保护图书馆。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蔡元培为保护商务印书馆、北平图书馆等文化设施做了大量的工作。
蔡元培与商务印书馆的友谊始于南洋公学时期，1901年10月，蔡元培与好友张元济创办《开先报》，后又选录梁启超等“当世名士”的译文编订《文变》，均由印书馆出版，1902年蔡元培还应邀兼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4]。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商务印书馆、同济大学图书馆的图书资料面临日本侵略者的焚烧掠夺。蔡元培、袁同礼随即选派北平图书馆职员前往上海保护那里所藏的善本，同时致电国际联盟和文化名人，吁请他们制止日本的野蛮行为[5]。
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不少宋、元、明、清遗留下来的善本书，是由明“文渊阁”、清“内阁大库”、民国“京师图书馆”一脉继承而来。为保卫这些无价文物免受战火破坏，蔡元培等先于1935年将部分善本南迁至上海租借区，“七七”事变后又重新筹划善本转移。这些珍贵的资料后来经袁同礼选择2 700种3万余册，装成102箱，在珍珠港事变前两天运到美国保管，这批国宝有幸逃过了侵略者的掠夺，最终于1965年回到台北故宫博物馆保存。对于北平图书馆的其他文献，蔡元培与袁同礼积极筹划北平图书馆迁滇事宜；1938年3月又商量在重庆设北平图书馆办事处；7月致信汤尔和，要求制止新民会掠夺北平图書馆藏书。
2 重视图书馆规范化管理。
2.1聘请“英才”主持图书馆。
聘请学有所长的“英才”主持图书馆，是蔡元培实施图书馆规范化管理的第一步。鲁迅在辛亥革命后，应蔡元培的邀请到教育部工作，主持全国的图书馆工作。他多次以教育部的名义，征集历史文献，入藏于当时的国家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并进行很好地保护。1913年9月，他拨给京师图书馆《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全书一万卷，目录四十卷，共装六十六箱，外加箱架十二个。我国最早的部头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永乐大典》与文津阁的《四库全书》也都是经过鲁迅先生的力争才入藏京师图书馆，免遭散佚的厄运。
李大钊曾经留学日本，回国后担任《晨钟报》主编并且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等著作，蔡元培知道他的学识和求新的意识，1918年聘请他接替章士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上任之后，将封建色彩浓重的北大藏书楼改变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最突出的是我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料室的成立，北大专门设立“亢慕义斋”收藏马列著作。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大图书馆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李大钊还积极参与发起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协会，从理论上阐述了图书馆的性质与作用，也因此被尊称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2.2注重图书馆专门人才的培养。
蔡元培深知，要发展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必须培养大批熟悉图书馆理论的专门人才。目录学家袁同礼（1895—1965）就是蔡元培早期资助留学的图书馆专业人才之一。袁同礼先后担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京师图书馆副主任、北平图书馆副主任等职[6]，在北平图书馆时，为北图与世界接轨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以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的名义，发起向国外征求图书运动，主要通过美、英两国的图书馆办理此事，获得广泛的同情与响应。在太平洋战争前的三年中，收到来自英美图书馆的赠书数万册，以及赠款、图书仪器、微缩胶卷等，经香港、滇缅公路入内地，再分给各大学。袁先生被中外学者称为目录学权威，发表了各种学术著作，以《西文汉学书目（1921—1957）》和《海外中国艺术著述目录》尤为突出。
韦棣华（Mary Wood）女士早年毕业于西蒙斯图书馆学院，后来华创办文华公书林和文华图书科，1931年5月，蔡元培专门撰写《韦棣华来华服务三十年纪念》， “以图书馆为专门之学，设科讲习，远道之来请益者日众。此其裨补学界，有潜滋暗助之功，正吾人所当感谢者”[7]，对其为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专业所做的贡献赞叹不已，并鼓励图书馆工作者向其学习。
2.3规范图书馆的制度。
蔡元培于1917年1月9日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上任伊始，就确立了“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的办学理念，他在1918年9月20日的《北大1918年开学式演说词》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之人格。”[5]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蔡元培在图书馆方面进行了许多改革，首先制订“专款专用”、“教授征集”的图书政策，其次是对图书馆的服务进行规范化，包括：一是延长开放时间（将开放时间从8小时改为12小时）和夏季开放的政策；二是蔡元培亲自于1921年10月11日在《北京大学日刊》登载“催北大教职员按时还书启事”，规范借阅制度；三是将图书馆服务问题公诸于众，让读者监督。这些改革使北大图书馆读者遽增，开拓了“学风丕振，声誉日隆”[5]的新时代。
总之，蔡元培重视图书馆的管理，提倡学有专长的人才来管理图书馆，重视图书馆人才培养，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3重视图书馆功能的阐述。
蔡元培对于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还表现在他对于图书馆“超越时代”的见解上，清楚地阐明了图书馆对于教育的重要意义。蔡元培将图书馆看成是“学校之外的学校”，他在《何为文化》中指出：“教育并不专在学校，学校之外，还有许多的机关。第一是图书馆。”[8]他甚至将图书提升到“与日月并寿”的高度，“书籍之用，胜于象犀之珍，图书之功，当与日月并寿”[7]。
蔡元培早年得益于两个“藏书楼”。他的六叔铭恩“工制艺，亦治诗古文辞，富藏书”[5]。蔡元培10岁左右在六叔的指导下，就阅读了《史记》、《章氏遗书》、《困学纪闻》诸书，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徐氏铸学斋”是浙东著名实业家和藏书家徐树兰创立，藏有图书和碑版达4万多卷。1886年至1889年，蔡元培来到铸学斋一边校书，一边陪读。在此他不仅浏览了大量藏书，而且对其中一些重要著作反复阅读，如《文史通义》、《癸巳类稿》等，他的读书从泛览百家到学有归旨的境界。蔡元培从自身早期的求学经历中，深刻地认识到书籍的重要性，因此他特别重视图书馆的作用。“其利益之大，罕有其匹”[2]。
3.2“图书之丰歉与学术之竞让为比例”。
蔡元培认为，“图书关系学术，至为密切”[7]。他把大学图书馆和学校的教育与科研联系起来，没有完备的图书馆，缺少足够的图书资料，就无法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学术上不去，大学也办不好。
蔡元培在西方留学多年，光在德国留学就达三次。1908年他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德国文化史、心理学等，在莱比锡的三年时间里，他细心考察德国大学的教学和学术氛围，反思德国的学术思想与大学理念；1924年11月，蔡元培再次到汉堡大学留学，“拟以2年，专攻美学，于素来未得解决之诸问题，利用欧洲图书馆、博物馆，潜心研究，翼得结果”[8]。在欧洲留学期间，蔡元培频繁参观图书馆和博物馆，感叹“泰西各国自都会以逮乡镇，莫不有图书馆之设……故学问益新，国家之文化而日进，其关系岂不巨哉？”同时也深刻体会到图书与学术的关系，学术的进步需要科学研究来支撑，而研究的方法，尽在图书资料当中。只有图书馆，才能提供丰富的图书资料。
3.3“不但有读书之乐，亦且有求友的方便”。
在蔡元培看来，图书馆不仅是“藏书”的场所，还是学习新知和砥砺思想的园地。在徐氏铸学斋伴读和校书的同时，蔡元培与山阴龙山书院、会稽稽山书院均有一定联系。他在书院中偶尔写写八股文，却“以古书中通假之字易常字，以古书中奇特之句易常调”，作成所谓“怪八股”，使得常人几乎难以读通，但两书院的院长钱箎仙、王止轩却十分欣赏。此外蔡元培在铸学斋期间，还结交了许多文友，像精熟清代先人掌故的王佐，为人豪爽而又善写桐城派古文的朱茀卿及能文能武的魏彧等人。一班年龄相若的朋友薛炳、马用锡等亦时常来此读书聚谈。青年学生聚在一起，相约编撰大部头书籍，诸如《二十四史索引》、《经籍纂诂补正》等[9]。对于蔡元培来说，这几年读书求友的生活是颇为惬意的，既学到了知识，又交到了朋友，物质上有收获，精神上也有升华。以后，蔡元培十分重视利用图书馆的“自学模式”，将“自由学习”和“交流切磋”贯彻到他的教学实践中。据蔡元培在南洋公学的学生黄炎培回忆：“中文总教习蔡鹤卿元培集同学谈话，交给我们一张中学分门清单，如：哲学、文学、政治、外交、经济、教育等，约二三十门，让各人任选一门，蔡师就这一门开示应读的主要、次要书目，嘱向学校藏书楼借书阅读，每天写笔记。
送老师批阅。”[8]蔡元培鼓励学生充分利用图书馆，学习新知，培养自学能力，又让学生互相交流学习心得，培养合作能力。
4结语。
蔡元培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关心与支持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1940年3月，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他对图书馆事业的深厚感情、高瞻远瞩的见解以及无私的奉献，对我国近代的图书馆事业起到了开拓、引领的作用。功在事业留人间，让人永远敬仰怀念。[P]。
参考文献。
[1]李树权.校长如何领导和支持大学图书馆建设——从蔡元培支持李大钊办好北大图书馆谈起.高校图书馆工作，1988，（3）：45—48.
[2]高平叔.蔡元培全集[M].第四卷.北京：中華书局，1984.
[3]焦树安.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学刊，1980，（1）：3—4.
[4]崔志海.蔡元培传[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
[5]金林祥.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6]袁静，袁澄，袁清.父亲袁同礼与北京图书馆.北京观察，2003，（5）：40—43.
[7]高平叔.蔡元培全集[M].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
[8]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与现代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9]张晓唯.蔡元培评传[M].高平叔序.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
（收稿日期：20150711责任编辑：刘丽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