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1910年中日贸易情况分析
【摘 要】中日关系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本文基于《商务官报》对1906年―1910年间中日贸易的相关报道，从中日贸易额、贸易商品种类、贸易运输状况等方面进行归纳分析，探讨造成当时中日贸易情况的原因及中日贸易对两国经济的影响，归纳了形成这一阶段中日贸易逆差的原因，对于思考当今中日贸易走向以及国家实力在其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意义。
毕业论文网 【关键词】中日关系；贸易分析；贸易成因 一、引言 中日关系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同样作为一度闭关锁国隔绝于资本世界潮流的两个东方国家，中国和日本在近代走出了两条不同的发展之路，一衣带水的地缘关系使中日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往来与冲突。
中日贸易自古有之，随着明治维新后日本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发展对外贸易，以及中国国门被迫打开，两国的贸易往来也有了一定的变化，且整体呈扩大趋势。
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了通商约定，中日间的自由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随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发生，日本在华势力进一步扩张，在贸易方面也享有了更多的特权。
1906年―1910年这5年可以视为中日贸易的一个较为稳定的发展时期。
经历了甲午海战，在清朝覆灭前的最后几年里，中日贸易得以基于甲午战争所形成的中日形势发展变化，研究这一时期对于观察甲午战争的历史影响和中日经济情况的变化都是很有价值的。
《商务官报》作为清末由商部创办的官方商业报刊，其宗旨是发表商部之方针，启发商民之智识，提倡商业之前途，调查中外之商务。
该报纸由光绪32年 （1906，4）发刊，至宣统3年 （1911，8）停刊，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清末新政直至清朝覆灭这几年间官方政府对于中国商业贸易的见解，所刊数据具有一定代表性和权威性。
本文主要是基于对《商务官报》中有关中日贸易相关信息，对中日贸易额、主要贸易商品、进出口港口的变化、原因及其影响进行分析，探讨造成当时中日贸易情况的原因及中日贸易对两国经济的影响，对于思考当今中日贸易走向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贸易额的变化 1.总额变化 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最为直观地反映了国家间贸易往来的频繁程度及经济依存度。
据中国方面统计，1908年至1911年与1894年至1898年相比，日本对华输出总额增加了3.15倍。
这与日本的经济发展和中国对待日本商品进口的政策变化是分不开的。
在日本经济发展方面，鼓励工商业发展与支持出口的政策使日本对外贸易整体呈增长趋势，数据显示1906年至1910年日本对外贸易大体上有所增长（见表1），在这一大趋势下，中日之间的贸易额总体也呈现出增长态势。
在中国对待日本商品进出口的政策变化方面，大多是基于战争战败条约的无奈之举。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在中国享有了片面最惠国待遇，多个通商口岸的开辟更是使日本的商品能更好地倾销到中国，同时也方便了日本从中国掠夺生产原料。
日本在提出《马关条约》的相关约定时，其国内的有关学者是充分从经济效益角度考量过的。
日本最初提出希望开辟为通商口岸的五个城市――北京、沙市、湘潭、叙州、梧州，或是甲午战争开战前就已对日本产品有显著的需求，或是内河水运的枢纽港口，对开展中日贸易都非常有利。
虽然由于后来列强利益上制衡，日本的构想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在这种考量下签订的《马关条约》显而易见是会对日本对华贸易额的增长有促进作用的。
2.顺逆差变化 总体来看近代中日贸易平衡一直呈现出逆差，而在1906年—1910年这5年间两国顺逆差关系并未发生变化，反而是逆差态势进一步扩大。
1906年―1910年，日本对华输出年平均值为12302.5万日元，而自中国输入年平均值为6729.1万日元。
这种不平衡趋势的日益加剧给近代中国的经济稳定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三、中国出口商品及数量变化 中国近代的出口贸易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后进国式的出口，根据《商务官报》，在1906年―1910年间，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商品以生产原料为主，主要有棉花、豆饼、菜籽饼、海产与茶叶等。
1.棉花 自9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起，日本开始从中国大量输入棉花。
在1906年―1910年，中国对日本的棉花输出进一步增长，据1906年《商务官报》的数据，棉花的输出三年间由16863千元增长到23456千元，居于第三位。
一方面，中国在这一历史时期民族工业起步不久，农业依旧是主要产业，农副产品仍是出口的主要产品；另一方面，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政府大力鼓励创办轻工业，对棉纺工业给予了很大支持，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大大增加了对棉花的需求，由于日本国土面积及气候因素的影响，日本国内的棉花生产不能满足工业发展的原料需要，故需要从外国大量进口棉花。
从这一角度看，中国棉花对日本的大量出口为日本国内棉纺织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2.豆饼、菜籽饼 豆饼和菜籽饼是中国输出到日本的又一重要商品。
《商务官报》中记载了输入日本的豆饼1900年―1909年的重量、总值及每担平均价格，在一些地区，豆饼成为日本进口的中国货物的大宗，由此可见这一商品输出是持续且具有一定规模的。
正是因为中国的豆饼有较低的价格，它在日本市场才具有相当的竞争力，能实现巨额的输入。
可以说，豆饼成为1906—1910年中国输入日本的主要商品之一是由日本农业的需要和中国豆饼的低廉价格共同造就的。
3.米 《商务官报》记载：“我国米之输入日本者，三十九年六万三千七百担，价格二十七万元。
四十年九万七千四百但，四十二万元。
四十一年六万四千二百担，二十九万元，以内地各省占多。
”虽然当时日本对于中国米的进口不是完全放开的，有米禁的限制，但是中国米还是大量出口到了日本，可想而知，一旦解禁，中国出口的米的数量还可能有进一步的增长。
四、中国进口商品及数量变化 日本相较于中国，工业化初具规模，其进口到中国的商品不仅数量上增长得比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快，种类上也更为多样。
《商务官报》中提及的种类有棉布、海产、火柴、精糖、清酒、麦酒、洋伞等。
1.棉丝、棉布 自1891年日本在近代首次向中国输出108捆棉纱开始，棉丝、棉布等棉纺织工业产品在日本输入中国的商品中比重总体呈增长态势。
1906年日本对中国的棉丝输出额为28639千元，1907年为31047千元，1908年为25423千元，中国一直是日本棉丝的最大出口国。
《商务官报》也另有记录日本棉布输华数量（见表2），从绝对数量来看出口额也相当可观。
轻工业的纺织部门一度是日本的主要部门，棉纺部门占首位，但纺织业面临日本国内市场狭小、销路不畅的不良情况，亟需通过出口开拓市场。
20世纪初的中国棉业市场，英国、美国、日本、印度都占到了不小的份额，其中“英美以棉布为主，日印以棉纱为主”。
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棉纱市场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在19世纪末占到日本输出棉纱总额的30%左右，至1913年已经上升到45.8%。
2.火柴 在《商务官报》中关于日本出口到中国火柴的记录尤其常见。
我国早期的火柴多来自欧洲，1882年以后，日本火柴逐渐独占我国市场。
日本火柴在中国大受欢迎，在一些地方火柴市场几乎被日本独占，当时甚至出现了英美火柴公司和日本公司联合来消弭激烈的竞争的情况。
3.海产 海产作为农副产品的一种，也成为日本部分城市出口中国的主要商品。
这种海产的出口主要是针对香港和中国大陆的部分港口城市，这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运输条件及中国传统的饮食习惯。
相较于地大物博的中国，海产可能是作为岛国的日本不多的农业优势，故而也成为了这一时期日本出口中国农副产品的典型代表。
4.米 一方面中国的米出口到日本；另一方面同时期中国也从日本进口米。
《商务官报》记载：“日本米质膏而粘，每年输出各国者五十余万担。
价格三百余万元。
其输于我国者三十九年七万五千二百担，价格五十万元。
四十年三万九千四百担二十九万元，四十一年一万三千七百担，价格一十一万元。
而关东州实占十之八。
” 由此可知，日本米在中国并没有获得很好地销路，且主要集中在日本势力比较强的东北地区。
这与中国自然经济的抵制是有一定关联的，也进一步佐证了日本的农副产品在中国的竞争力远不如轻工业产品。
五、中日贸易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中国作为日本商品的一个主要出口国，对日本的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给日本提供了生产原料和商品市场两个方面。
如前所述，日本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这些商品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豆饼成为了日本农业最重要的肥源，它甚至代替了日本传统的鱼肥。
整体而言，中国的农副产品由于具有数量大、质量高、价格低廉的特点，成为日本发展工业的极优原料，对日本工农业发展贡献巨大。
对于日本而言，国内市场的狭小是其工业发展的一个限制性因素，而出口到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为日本的商品提供了大量的商品需求。
日本政府采取给企业发放巨额补贴，进口优先，发放大笔企业贷款，以及减免企业税和出口关税等办法，推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对中国贸易的优势。
另外，中日贸易也使日本经济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环境的影响，中国遭受天灾或抵制日货等意外情况会一定程度上导致日本经济的不振。
如1906年广东遭疫病，接连大雨，就导致横滨进出口货帮多家歇业。
后来广东商人抵制日货，也使横滨的商务一度减缩，为扭转这样的不利情况，日本商人特意为广东自然灾害捐款，以求获得广东人的好感，便于开拓商路。
可见，在贸易往来中两国的经济联系也日益加深。
六、中日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日贸易在中国近代对外贸易中占到平均约10%的比重，中日贸易支出占中国国际支出最高时达25.13%，且中日贸易在1906年―1910年基本上呈逐年上升趋势。
再加上日本临近中国，两国历史文化也有一定共同之处这些特点，中日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
这种影响一方面体现在更新观念，提供技术，促进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
日本轻工业品的倾销令部分中国商人看到了工业产品，尤其是日常生活用品中的商机，并开始着手生产。
如火柴一项，中国商人为生产火柴开始大量种植杨木，为火柴生产提供原料。
同时向日本学习火柴的制造技艺，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近代中国民族工业技术落后的不足。
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主要的方面，日本商品的倾销给中国民族工业带来了不利影响。
中国一些商品的销路被日本商品所阻断，新兴的工业种类也在倾销下枯萎不振。
如福建所产销售到华北等地的粗碗利润就被日本的其他商品所夺走，中国的火柴工业发展虽然受到了日本技术上的指导，但在日本火柴的竞争之下还是倍受打击，发展艰难。
应该看到，1906年―1910年，虽然中日之间进出口额都有增长，但是中国出口额增速是远远不及日本进口到中国的商品的数额的，中日之间的贸易逆差是呈扩大态势的。
相应的，在中日贸易中中国经济更多地是遭受打击而非获得更好的发展环境。
七、结语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1906—1910年间中日贸易中主要还是日本占据主动地位。
从贸易额看，中日贸易中国处于入超地位；从商品种类来看，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商品主要为农副产品与工业原料，而日本出口到中国的则主要是轻工业制品；从运输角度看，日本对运输占据主导地位；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日贸易是典型的后进国对于相对先进国的贸易，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经济得到了发展，而中国的经济在得到一定的帮助之外，更多地是受到了破坏。
造成1906年―1910年中日贸易逆差的原因可归纳如下： 1.由于综合国力的差异。
日本对中国的强权相加，迫使中国在贸易中处于被动地位； 2.国家产业结构的差异。
日本作为工业强国向中国输出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而中国只能输出低附加值的原材料； 3.战略性掠夺的目的性。
日本作为西方新兴国家以及其在东南亚的侵略性战略目标，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中进行了战略布局，体现为对棉花等战略物品的大量进口； 4.贸易视角的差异性。
日本作为新兴经济强国，对贸易全面理解要高于中国，因此，在商品交易的同时，日本更注重对运输等的投入和垄断，以保持在贸易中的竞争力和附加值； 这种不稳定的状况自然是不能持久的，随着历史的发展，清王朝的覆灭和再之后抗日战争的打响，中日贸易关系也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本文在此不作更多赘述。
值得强调的是，关注于1906年―1910年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观察处于传统君主制政治体制末尾的中国和经过近代化改革发展的日本之间的贸易状况，对于我们分析其他历史阶段下中日贸易的状况是有辅助价值的，对于思考当今中日贸易走向以及国家实力在其中的作用也是具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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