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剧作家的“文革”忏悔

荣誉的背后是什么？你一定会回答：“是功劳是奉献，没有功劳，没有奉献，哪来的荣誉！”果真是这样吗？我也曾获得过一次很高的荣誉，但我没有功劳，也没有奉献，有的只是负罪感。

1965年，我26岁就赴京参加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在京的著名作家、戏剧家的接见，并照相留念。这对于我，或在别人看来都是一种难得的荣誉。40多年过去了，过去那足以令我兴奋得彻夜难眠的荣誉感已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淡薄。近日因写文章的需要，才把旧事翻出来，想从中找回当年那种幸福感。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这次记忆的捣腾中，幸福感没有出现，却抖出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的问题，让我产生了一种负罪感。

我是1958年参加北京市青年文化宫组织的话剧创作活动的，至1965年，这8年中，我创作了近20个独幕话剧，当中有的演出了，有的发表了。凭着这个成绩，加上我家庭出身好（那时很强调阶级路线），另外我在单位上班能坚守岗位，坚持业余创作，所以我才被多个部门推选出席全国青年业余作者代表大会。现在我要说的是那近20个让我获得荣誉的剧本都是一些什么内容。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都要政治挂帅，文艺也要为政治服务。政治挂了帅的人，再手握“文艺”这个工具去宣传党在各时期的方针、政策，鼓动人民群众忠实地执行这些方针、政策。回头看历史，当时有好些方针、政策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相应提出的口号也是错误的。这错误的结果是让社会上好多事情是非颠倒、正误颠倒、善恶颠倒。一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就弄得人们的生活永无宁日，一些被作假想敌的好人挨批挨斗，受尽凌辱。而另一些滥泄仇恨的人成了阶级斗争积极分子，得到荣誉。

在农村，就像今天的网络游戏，虚拟出“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谁把自家自留地种的菜，自家门前养的鸡拿到墟上去卖，这人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长了资本主义尾巴，就要受到批判，就要忍受被“割尾巴”之痛。假如这长尾巴的人是受管制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要受到加倍严惩。而那些白天在“社会主义的田野”里转悠一天，晚饭后在村头、祠堂挥刀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积极分子，则成为胸前佩戴大红花的英雄。

在城市在工厂，强调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不同阶级的思想斗争。家庭出身好的人是无产阶级的中坚力量，是领导者的依靠对象，而对知识分子的定位是“散播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人。正在接受改造的原资本家、工商业主则是“抗拒改造，利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无孔不入地腐蚀工人阶级，和我们争夺年轻的一代”。在这样的定论下，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小小冲突也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认真对待。幻觉中的电闪雷鸣的天空下，到处上演着腐蚀和反腐蚀、复辟和反复辟的连台好戏。这样的结果是使一部分原本想堂堂正正做人的人一夜间成了人民的敌人而受到镇压，而那些所谓阶级觉悟高，斗争性强的人则入党的入党，升官的升官……。

够了！当年我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学习编剧的。文艺作品是反映生活的，生活中那些颠颠倒倒的事情在作品里就有所表现，我编的剧本也不例外。颠倒是非黑白的剧本一经演出，就扩大了影响，就歌颂了那些不该歌颂的人，就伤害了那些不该伤害的人，这样的作品对社会的进步不但没有丝毫推动作用，反而有阻碍作用。而我当年就是凭着这样的作品获得“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称号的人。现在回头想想这一切，真的让我耳根发热，羞愧难当，真的让我产生了一种负罪感。

几十年后，我终于明白了，荣誉的背后不一定是功劳，也不一定是奉献。荣誉对每个人来说是重要也不重要，你可以把它钉挂在客厅的墙壁上，让它与你朝夕相随，伴你一生；你可以把它收藏在箱底下，让它在你的生活中慢慢淡忘，直至消失。当然，你也可以像我这样把它拿出来玩味一下，透过它来看看自己日渐远去的人生。

（摘自《南方都市报》 本文作者：何玉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