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局下的上海银钱业临时联合委员会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抗战胜利，不到四年的时间无疑是近代上海金融变迁进程中的特殊阶段。
下载论文网 日占时期，作为国民政府金融机构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不复存在，上海的金融业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金融史研究角度而言，这段时期不仅是上海金融业与本国政府关系的空白，连客观存在着的金融业自身叙事以及与日伪当局间复杂的关系，也基本阙如。
而从梳理银钱业临时联合会工作为角度，或可对当时金融业无望苦撑和精英群体的扭曲镜像有所探析。
银钱业临时联合会的成立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上海银行公会会员银行有53家，钱业公会有成员40余家，同时还有相当多的新设行庄还来不及办理入会手续，是成员数量很大的行业。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美交战的消息传到上海，中中交农四行和英美等国银行均停业，上海市面立即陷入恐慌与萧条。
定位于汪伪政府中央银行的中央储备银行认为出面主导上海金融业时机已经成熟，数度主动召集上海银钱业同业会议。
而除了以中储行为代表的汪伪财经当局之外，当时上海金融业直接面对着日本有关方面。
除了在上海的日本海、陆军部和特务机关都可以直接命令华资行庄之外，日本大藏省派驻上海的财务官，是日军进驻上海租界之后，重构上海金融秩序、解决中日间相应纠纷的最高裁定者；日资正金银行，则是上海金融业的“太上皇”，是金融统制政策的具体推进者；在上海的日本领事馆以及日本侵华谋划机构兴亚院的华中联络官，和上海金融业也有着一定的联系。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局，上海银钱业曾试图以原有的同业协商机制予以应对。
就在12月8日上午，中储行发出当日下午四时在该行召集金融业同业会议、共商维持之方的通知。
对此，8日下午一时，上海银钱业曾召开过临时全体会议商议对策，认为不宜各行庄均前往出席，因为那样就等于承认中储行的同业领袖地位。
在时局还不甚明朗的情况下，遂决定只推派部分知名人士前往。
在这次会议上，中储行提出了类似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初期《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的方案。
次日，中储行又在市工部局召集金融业同业会议，出席者除了银钱业人士之外，还有工部局代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代表、洋商银行代表等。
会议提出次日起复业三日的临时办法。
问题是，出席这两次会议的银钱业人士并无权也无法代表全体行庄直接表态是否接受相关方案。
依照以往的惯例，如要决定有关上海金融业全局的重大问题，必须召开银钱业同业公会联席会议，或者银钱业全体会议。
但是，当时公会的“常务委员有离沪，有辞职，执委会议员亦人数不足，故如散沙，如每次召集全体会议，亦觉困难”。
另外，当时银行业与钱业面临着共同的局势，许多重大问题需要及时沟通，协商解决。
为了应对错综复杂的局面，1941年12月10日，上海银钱业公会举行联合会议，决定除了两家同业公会各自的执行委员继续履职之外，成立“上海银钱业同业会员临时联合委员会”，对关系到上海银钱两业的共同重大问题进行及时商议。
银钱业临时联合会的主要工作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早已虎视眈眈的驻沪日军进占上海租界，原国民政府系统金融机构停止运作，主要人员或离开上海，或隐匿藏身而无法公开活动，重庆国民政府与上海银钱业的直接联系基本中断，原先赖以控制和影响上海金融市场的特殊条件已不复存在，上海地区金融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日伪金融势力占据了绝对的支配性地位。
在此特殊环境下，银钱业临时联合会承担的是原上海银行公会和原上海钱业公会的几乎全部职责，会务工作繁忙，可以大体归纳以下几个方面。
太平洋战争爆发初始，上海金融业所处的经营环境发生巨变，因此，在停业之后是否开业，营业时间需否调整，对往来资金的控制，特定业务的注意事项等等，这些以往都属于众所周知的业规，现在都需要重新认定，或遵酌变化了的情况予以协调。
对此，银钱业临时联合会的处理颇为认真，往往根据实际状况，因势而订，其规定也有很高的认同度和信任度。
二是努力与日方交涉，以冀尽量减少各行庄资财方面遭劫夺的损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接管了设在上海的中中交农四行，又对有国民政府官股的“小四行”、若干侨商银行，以及总行在重庆的和成、聚兴诚、美丰等银行，进行了检查和控制。
日方还直接向上海银行公会各会员银行发出通告：“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中国农民银行存于贵行之存款、保管品等之取出以及其他一切之交易，请暂时中止。
同时，上海华资商业行庄以往或各自独立存款于英美等银行，或由同业组织通过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将大量现款转存于英美等银行。
而这些银行基本上都遭到日军的占领，业务停止，能否解冻存款，完全取决于日方。
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上海银钱业一度停业；但要复业的话，首先就要解决存放于英美系银行的存款解冻。
另外，日军进入租界后，与银钱业经营直接相关的各仓库栈房基本都遭攫夺和占领，在押借备付乃至结算环节中有着重要作用的大量货单，其金融票据的功能基本停滞，如要解决，往往需要经过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日方代表反复洽商，令有关行庄叫苦不迭。
于是，上海银钱业临时联合会设立以后，大量的工作都在于同日方交涉在英美等国银行存款的解冻，以及仓储物资的提用、被攫夺货品的追缴或索取价款，但因为种种原因最终结果往往都是旷日持久，不了了之。
在日占时期，无论伪南京政府有关部门、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往往巧立名目，向工商社会各界进行摊派募捐，尤其是银钱业是遭到这类勒索的重点行业。
银钱业临时联合会只得以行业利益为准则，兼顾实际案例的情况区别，帮助华资行庄减少遭受的摊牌勒索。
四是与日伪当局周旋，努力保护同业人士的安全。
在与日伪当局的政治关系方面，上海银钱业临时联合会的头面人物对于日本军警宪机构要求提供客户的政治身份时，力求淡化相应对象的重庆色彩；尽可能减少各行庄存款中被冠以“敌性”而遭扣押的比重，甚至公然拒绝日方查缉金融业抗日激进分子的命令，把金融业中的原地方协会成员的身份，定义为一般社团，使得诸多人士化险为夷。
五是在法币被中储券取代时首尾难以顾全，仅力争较合理的兑换比例。
随着国民政府与英美势力全面撤出上海，上海中储行及日方银行停止办理法币存款转为中储券存款的手续，刻意打压在上海市面流通多年的法币；上海租界当局亦出台做空法币的财税与工商规定。
在此货币领域风云突起之际，银钱业临时联合会或单独向日伪当局请愿，或领衔数十家同业团体的请愿书，力陈法币兑换价急剧贬落的弊害，表现出昭示同业利益和公众诉求的担当，虽然最终未能阻止汪伪当局以中储券彻底驱逐法币的既定政策。
结 语 日占初期，国民政府影响力全面退出上海，日伪实行严苛的金融管制，金融市场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上海金融业基于生存的压力和无望的预期，部分精英付出了政治人格的沉重代价。
但对当时金融业同业团体及其代表人进行全面和客观的分析，尤其注重探析金融业内部的竭蹶原生态，审视业界精英疲于与外来占领者周旋的扭曲镜像，这段沉重的历史篇幅无疑将成为后世不可多得的集体记忆。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