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村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体育选择|社会主义价值观内容
摘要:探索少数民族村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体育选择问题,发现少数民族村寨存在场地、器材匮乏限制现代体育发展,生活注意指向难以较强关注纯粹体育的现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广泛适应性、鲜明民族性与传统性、价值系统多元性的特点,研究认为:在少数民族村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最初几十年,充分利用本民族传统体育,不仅可行而且有效。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少数民族村寨;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G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9—0093—04 为探索少数民族村寨如何借助体育资源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何在新农村建设中推动体育发展,在文献搜集的基础上,以贵州水族聚居区为重点,深入考察贵州少数民族村寨,就少数民族村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体育选择问题展开研究。
1 少数民族村寨体育的现状 1.1 场地、器材匮乏限制现代体育的开展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城乡体育开展的基础和条件、规模与质量等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农村体育难以完全借助发展城市体育的经验。
而少数民族村寨大多分布于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更低的地区,因此,发展少数民族村寨体育,不仅不能完全借助发展城市体育的经验,而且也不能照搬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经验。
为了更为真实、准确和深刻地发现问题,课题组集中力量,对贵州境内西起独山县翁台拉林乡,东至榕江县古州镇高兴村古依寨,南起荔波县永康水族乡,北至都匀市奉合水族乡,总面积约为2388 km2左右的我国水族主要聚居区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发现:以喀斯特地貌为主的地区,山岭纵横、地表崎岖,自然环境严重制约着交通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
贵州省水族主要聚居的两个县――三都县和荔波县都是国家级贫困县。
这两个贫困县少数民族聚居的农村地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都较低,体育场地和器材严重欠缺。
在抽样调查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梯度不同的60个少数民族村寨中,有19个村寨还保留着改革开放前归属于原生产队的泥地篮球场,但没有1个有完整可用的篮板和篮圈。
这些仅存的篮球场,大多被当作了公共晒谷场,间或会被本村儿童作为游戏场所,仅存的2个村的文化站里各发现有1个篮球。
贵州少数民族村寨中,这种现代体育的场地和器材欠缺的严重程度,是任何未身临其境者都难以想象的。
现代体育对场地、器材、余暇时间、消费水平等方面的高要求与少数民族村寨所具有的场地、器材状况之间的巨大差距,虽然地方基层政府和体育职能部门曾经做过较多努力,但仍然多年难以见到现代体育踪影。
1.2 人们生活注意的指向难以关注体育 所谓生活注意的指向,即人们在生活中,所关注的内容与方向,这是人类一切自觉活动得以产生和发展的主要依据。
在我们的调查范围内,大多数少数民族村寨人均年收入在2000元左右,其中部分村寨的人均年收入不足1500元。
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现实,使得解决温饱、子女教育、就医、住房等,成为少数民族群众最突出、最基本、最渴望的需求。
因而,发展生产、增加收入、解决生计、摆脱贫困,是生活在这些村寨中的少数民族群众最主要的生活注意指向,包括体育在内,主要表现为较为单纯的休闲、娱乐活动,都难以受到他们较高程度和持久的关注。
另外,这些少数民族村寨的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过程还保留着传统农业社会“靠体力为生”的鲜明特征,工业化程度很低。
因而,当前在这些少数民族村寨中,也就不可能如工业社会般,为消解身体运动不足所带来的危害,保持对体育的强烈需求。
或者说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不会如同在工业社会中一样,为保有和提高健康水平而去主运动追寻体育。
上述情况表明:生活在这些村寨中的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在机械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从而较为彻底地改变“靠体力为生”的生存方式之前,在人均收入水平未发生巨大变化之前,在生活情趣、生活注意的指向,生活方式的选择上,都很难经常地去关注和参加体育活动。
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在大多数少数民族村寨开展全面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初始阶段,在体育方式的选择上,如果将源自欧美、对经济发展水平有较高要求的现代体育,作为开展农村社会体育的主要手段和内容,是不适合的。
这个历史阶段大致有多长时间呢?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当前我国西部地区城镇的体育人口大大低于东部地区城镇,使西部地区城镇除了在校学生和武装力量外,其他社会成员中的体育人口比例还很低,体育的普及程度和对社会及人全面发展的贡献率都还不高。
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人均消费水平与西部城镇人均消费水平之比,比值大致在1:3.2～7.2,大多数省区为1:4左右。
而不同省区不同年度农村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长率不同,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公布的2005年和2007年增长幅度来看,大多低于4%。
当然近年来增长速度正在加快,而进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高潮后,这种增长率还会加快。
但是,在广大西部农村中,往往是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寨发展水平更为滞后,与西部城镇之间的差距比上述数据差距还要更大。
所以,即使按较高的增长速度计算,再经过近30来年的发展,使人均收入水平翻两翻而达到或接近今天西部地区城镇人口的收入水平,也只能如今天的西部城镇一样,难于支撑起以现代体育为基本手段和方式、较大规模的社会体育。
因此,这个历史阶段可能长达30年以上。
所以,西部少数民族村寨在近几十年内的农村体育工作,都不宜以现代体育为主要手段和方式。
2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特征 2.1 广泛的适应性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与少数民族村寨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环境有着高度契合性特征,具有在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的适应性。
1)内容丰富能满足多种不同的体育需求。
据统计,自1982年以来,仅在全国和地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进行过比赛或表演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有448项之多。
在经历了全国范围的挖掘整理后出版的《中华传统民族体育志》中,搜集和介绍了来自55个少数民族的676个传统体育项目。
还有多种多样的与少数民族传统舞蹈共生共存,时而表现为民族传统舞蹈,时而又表现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众多的少数民族身体活动方式等。
仅对总人口406 902人的水族传统体育的调查,就发现了水族传统武术中有风格不同的20余个小项,另还有近30项其它形式的传统体育。
在这些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有的项目具有较强的竞争对抗性,运动强度和运动量、技术难度等都较大,适合于年轻力壮者;有的项目对身体条件有较高要求而又具有很强的趣味性,适合广大青少年;有的项目运动强度和运动量适中,技术难度也不大,适合于不同年龄、性别、身体条件的广大 民众参与。
正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形式的多样性和内容的丰富性,使其具有了广泛的人群适应性。
2)对场地器材要求低、与环境协调易于开展。
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物质生活极为匮乏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
所以,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易于解决场地器材。
二是与环境的高度协调。
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产生和传承的地域范围,就是其所属民族世居的自然区域和村寨。
因而,长期的传承和发展历程,使其与当地的自然环境之间具有了高度协调性、契合性特征,便于在这些少数民族村寨中广泛开展。
2.2 鲜明的民族性和传统性 2002年出版的《贵州民族志》载:历史上“华夏族系、氐羌族系、苗瑶族系、百越族系的诸民族及蒙古、回、满等民族于不同时期、不同方向进入贵州,与原住贵州之濮人相交汇,逐渐形成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至今贵州仅世居少数民族就有17个之多。
在考察中发现,由于各少数民族有着互不相同的发展历史、文化传承和世居环境,因而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毫无例外地拥有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丰富多样的体育文化,即使是相距不到1 km,甚至隔河而居的两个不同民族的村寨中,都具有特征明显不同的体育文化。
这些体育文化往往与所归属民族的古老传说、迁徙历史及整个大文化背景高度关联,留下了不同民族祖先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智慧等古老文化印记,“带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气息和内涵,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本民族和地区的象征”,成为了在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地区,区分和识别民族归属的印记之一。
调查发现,正是在本民族漫长的生存发展历史中,在本民族大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逐步形成和固化下来的这种鲜明的民族性和传统性特征,使得每一个少数民族都对自己祖先遗留下的传统体育具有了天然的深厚情感。
正如在水族聚居区调查发现:水族群众对节庆活动中传统体育活动的重要性具有高度的认同感,无一例外地表示喜欢参加民俗活动中的传统体育活动,都说在节日和各项民俗活动中如果没有传统体育活动,肯定无滋无味,并一致认为如果过水族传统节日“端节”没有赛马活动,那就不是水族的“端节”。
每一个民族对本民族传统体育的这种深厚的情感基础,使这些民族传统体育具有了在本民族中广泛开展的坚实人文基础。
2.3 价值系统的多元性 调查发现,在传播现代体育各种条件均不成熟的广大少数民族村寨中,从不间断、源远流长地传承着自己民族的传统体育。
而且这种民族传统体育,对于少数民族村寨的本民族任何个体,一生都会是热切向往、反复参与、终身享受的文化活动方式,其对本民族文化和个体成长影响力之大,使其成为该民族重要的文化符号和识别标志之一。
原因是这些传统体育总是与这些少数民族的其他文化活动共生的形式而存在和发展着。
正是这种共生状态,使得历代少数民族群众在参与这些传统体育活动中,既有对快乐和身心健康的体育价值追求,又同时具有宗教、民俗、情感表达、人际交往、择偶等多种文化追求,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具有更多的理由、更多的机会和更强的动力,使得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宗教活动、民俗活动、节庆活动中承载着多种价值追求,成为最不可缺的重要活动方式。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假如没有这种价值追求上的多元集合性特征,一旦从与其他文化形式的共生状态中剥离出来,只以单纯体育的方式存在,则不仅在历史上难以较好地传承,即使在今天少数民族村寨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也难以广泛存在,难于大规模的发展。
3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在对少数民族村寨进行的广泛田野调查中,我们欣喜地发现了部分少数民族村寨借助本民族传统体育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充分显示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不仅是少数民族村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适合的、可行的体育选择,而且是少数民族村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十分宝贵的文化资源。
调查发现,在难以开展现代体育的广大少数民族村寨中,有部分村寨不仅仅在固有的节日活动、民俗活动中开展本民族传统体育,已将其推广到平时的体育活动中。
如贵州赫章县珠市乡,乡政府和党委购买了上万副用于开展彝族传统体育“铃铛舞”的铜铃,分发给本乡彝族群众,并在各彝族村寨通过各村委,组织和开展起了数万彝族群众参与、经常和持久的彝族铃铛舞活动。
这种活动既有效地促进了农村体育的发展,提升了彝族群众的生存生活质量,又促进了本乡社会、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
1998年,贵州省农村学校体育的调查发现,贵州农村学校中有1/4的学校从来就没有上过体育课,超过2/3的学校不能正常开展学校体育教学。
当然,近10余年来,由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学校教育的投入,有效提高了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
但是,本次调查中仍然发现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滞后,广大的农村学校、尤其是村级小学,仅在校舍、课桌等办学条件上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而在开展学校体育所需的场地、器材、师资上,变化并不明显,学校体育运行的艰难状况仍然困扰着广大少数民族聚居村寨的学校。
在本次调查的百余个少数民族村寨中,我们发现了20多所学校,将本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经过教材化处理而引入了学校体育教学中,如贵阳市乌当区下坝乡小学将本地苗族传统体育“花棍”引入学校体育,偏坡乡小学将本地布依族“板凳龙”引入学校体育。
3)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大多数少数民族村寨保存着古朴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具有优质的旅游资源。
尤其是在这些村寨中流传了千百年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更具有观赏性和可参与性特征。
所以,能充分地满足旅游者求奇、求新、求乐的旅游需求,是极有价值和前途的旅游文化资源。
调查中,我们发现凡经营乡村旅游业的少数民族村寨,大都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并且凭借着各村传统体育项目的不同,而打造出了各村不同的旅游特色和品牌,有效促进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这些少数民族村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村体育发展既是促进少数民族村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不可少的资源,又是这些村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追求目标之一,因而体育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不可少的内容。
但是,在少数民族村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最初几十年内,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不具备选择和开展现代体育的经济基础和人文条件,最佳的选择是充分利用本民族传统体育而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并且事实已经证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不仅具有在少数民族村寨广泛开展的基础、条件和可能,而且已经表现出了促进少数民族村寨体育、学校教育、乡村旅游业发展的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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